雍正在一封給兩廣總督孔毓珣的御旨中還解釋過他為何禁教。孔毓珣於1724年4月出任兩廣總督。他是山東曲阜人，據稱是孔子的後代，當然也是漢人。他接替的是楊琳。楊琳是八旗裡面的漢軍旗人。在滿人內部，漢軍旗人是被當滿人看待的。楊琳給康熙上奏摺都是以奴才自稱。他在廣東任上七年，幫助康熙處理了很多西洋事務，跟各路洋人傳教士都有私交。楊琳被調離兩廣總督職位後，雍正沒有給他新的任用。孔毓珣上任後向雍正彙報了他了解到的西洋人以及傳教士的情況。他上任之時，禁教諭旨已經頒佈了三個月。他說他調查廣東各地後，並未見傳教士有違法亂紀之事。他也不知道到底雍正禁教的目的是什麼，只能附和禮部的處理意見。雍正收到孔的上奏後，給了他回覆，回覆是這樣寫的：
朕不甚惡西洋之教，但與中國無甚益處，不過從眾議耳。你酌量，如果無害，外國人一切從寬為好。恐你不達朕意，過嚴，則又不是矣。」2
這封回覆中，雍正讓孔毓珣從寬對待傳教士之前，簡單解釋了他禁教的原因，他是「從眾議」。這裡雍正又把禁教歸結為朝廷廷議結果，說明這不是他的個人意願。
為什麼雍正在兩次解釋中都把禁教原因推到朝廷眾議上面？原因可能很簡單，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特別是讓這些朝廷高官信服的理由。如果天主教或者傳教士當時真有什麼問題，他完全可以直接坦白地告訴他的朝臣，不用把禁教的決定推到「眾議」上。還有一點，雍正反覆說明禁教不是他的個人意思，其實正說明當時的官場就是這樣認為的，所以雍正才感覺有必要反覆說明。
當局者怎麼說？
關於禁教，雍正有他的說法，其他人也有他們的理解。禁教不久，當時在北京的耶穌會神父就詳細記錄了他們瞭解到的全部過程，其中就有他們自己對禁教的分析。他們認為傳教士被北京權貴們疏遠，到最後的禁教，都和雍正的個人喜好有關，他們是這樣說的：
時過境遷，今上幾乎不再使用歐洲人，對科學及外國珍奇之物似乎也鮮有興趣。皇帝這種態度使原先一些朋友疏遠了我們，他們中一些人已不能再為我們出力，另一些則不敢與外國人來往。33
雍正確實和康熙在個人興趣愛好上有天壤之別。儘管這些喜好是個人的偏向，但這個偏向決定了他們的待人接物的態度。朝臣權貴們都是明眼人，特別是雍正一登基就把傳教士趕出了內務府，這已經釋放出了明確訊號：雍正對這些傳教士不感興趣。在這種情況下，傳教士的處境自然急轉直下。在傳教士理解中，福建發上來的禁教奏摺就是整個官場環境的一個反映。
皇十三子和傳教士原本算不上深交。在康熙年間，傳教士的書信中基本沒有提到過皇十三子。儘管如此，皇十三子作為雍正朝初年最有實權的王爺，還是盡其所能幫助了傳教士。根據傳教士所記錄，皇十三子和其他幾位皇子曾多次接見他們。
畢竟這些傳教士在康熙內務府裡幾十年，跟這些皇子們家裡家外都是幾十年的老相識。傳教士性格都很好，皇子們自己或者家裡人生病，還會經常找他們看病。在這些皇子們眼中，傳教士都是一些老好人。所以當傳教士找到皇十三子，皇十三子沒有敷衍他們，也到雍正那裡幫他們疏通過。後來皇十三子還不厭其煩地指導傳教士如何給雍正上摺子。傳教士寫好後，他還幫他們修改。特別需要注意，雍正初年皇十三子是最忙的王爺，傳教士在他們的記錄中也多次提到他很忙。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十三子還在盡力幫傳教士，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從傳教士的文字中看，他們也確實很感謝皇十三子的幫助。在一次閒談中，皇十三子還幫傳教士做了分析，也特別告訴傳教士那是他個人的理解：
你們不要弄錯，這是我的想法。你們知道今上在只是四親王時是很喜歡和尚道士的，不過當初他尚未登基。你們要聽明白，我的先父皇對你們十分喜歡，恩寵有加，但你們不是不知道，他對你們的庇護與恩賜常引起文人們竊竊私議。34
這段皇十三子私下的話，是要讓傳教士知道，你們當初得寵是康熙個人喜歡你們。同樣，雍正喜歡和尚道士，所以你們就失寵了。皇十三子通過這一最直白的對比來勸慰傳教士，讓他們想開點。言外之意，這些個人喜好，是沒有辦法去找關係疏通改變的。這就是命，讓他們認了，不要再折騰找人了。從後世的歷史角度看，這段話其實涉及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問題，到底這些有實權的皇帝的個人喜好對歷史有多大影響？皇十三子提到的雍正喜歡「和尚道士」，這個「喜歡」在歷史中有多大分量？
雍正與佛教
雍正信佛，後世一直都知道，不是什麼新聞。信佛的皇帝在歷史上有很多，但真正讓雍正在歷史上獨樹一幟的是他「信」的程度。簡單來說，雍正不是大眾認知中一般燒香拜佛的佛教信徒，而是一個閉關打坐的修行者，而且達到了佛教內部都認可的一流境界。可以這樣說，他和普通佛教信徒的差別，就像一個偶爾打打乒乓的人和國家隊一線球員的差別。說雍正是佛教信徒，這沒有錯，但是這個說法使後世大大低估了雍正的佛教水平，同時也淡化了佛教對雍正的影響。
說到雍正信佛，歐美學者認為清初皇帝都宣稱崇信佛教，這是他們的政治需要，因為佛教信仰能幫他們更有效地統治廣大的蒙古和西藏地區。因而信佛是一種政治手段。35民國清史大師孟森儘管深知雍正信佛修行，但他基於雍正上臺後殘酷鎮壓異己和兄弟的歷史，不相信雍正是真正的佛教大師，因而解釋雍正是通過佛教修行來掩蓋他奪位的企圖。36中外史家的這些解釋，都混淆了一個時間順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後才是皇帝。雍正在他20歲出頭就與佛教結緣。雍正還是皇子的時候，距離他的藩邸（現在的雍和宮）不到三百米就是當時著名的柏林寺。這對雍正親近佛法可謂是得天獨厚的條件。後來，曾做過柏林寺方丈的獨超禪師圓寂後，其弟子來找雍正為其寫塔銘。其中就寫到二人是康熙四十一年開始一起談經說法的。37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雍正不過二十五歲，有緣拜會當時的一代名僧，還能與其「談法甚契」，這說明雍正學佛已經有些時日了。
而且雍正稱獨超為「師」，這些前後因緣都說明雍正跟獨超禪師學過佛，不是一般的應酬關係。
雍正自號破塵居士、圓明居士。他不是歷史中常見的那種只「談」佛法的文人，而是一個參禪打坐的實修者。他自己記錄了他參禪中破參的經歷，寫道：
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即洞達本來。方知惟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針破紙窗，從隙窺天。雖雲見天，然天體廣大，針隙中之見，可謂遍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38
壬辰年是1712年，這年春，康熙的太子還在位。這說明雍正修佛先於後來的儲位之爭。雍正這段記錄有點今天所謂「炫技」的意思，一起同修的和尚要打坐七天或者二十、二十一天，而他只打坐了五枝香的時間就「洞達本來」。雍正記錄提到，他的參悟還得到了章嘉活佛的認可，確認他是人門了，讓他繼續。雍正還記錄了他在禪修中參破三關的體驗：
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
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天意中忽蹋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即曰：「王得大自在矣。」39
禪修中有破三關的說法，是禪修的三個階段。雍正上面三段記錄就是分別寫出了他破三關的主觀體驗以及時間。而且他的破關經歷還得到了章嘉活佛的確認。這位章嘉是章嘉活佛第一代（1714年圓寂），是當時著名的高僧。在佛教傳統中，一個人禪修中的證悟，是否修行得法，以及是否誤入魔道（歧途），這些都是由在世高僧來確定。所以雍正的記錄中，用章嘉活佛的話來確認他的修行，符合佛教傳統。從歷史角度看，雍正這些記錄的可信度很高，因為這些記錄出自他編輯的《御選語錄》。這本書是歷代高僧語錄的集結。雍正的本意是希望用他編出的語錄來幫助後來的人修行。因而雍正很明確，他編的這本書的讀者是佛教中有一定修為的修行者。雍正需要向這些人說明白，憑什麼他有資格來編輯這些高僧語錄。他記錄下他自己破三關的經歷，其實就是在向後來的修行者展示他的資格。
到底雍正的佛教修行水平如何，沒有修行過的人當然無從判斷。他所寫的主觀經歷，沒有經歷過的人也無法辨別。要評鑑他的水平，現在流行的同行評議原則大概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公允的手段。首先我們可以看雍正自己對自己水平的一個評估，然後再看佛教中公認的高僧對他的評價。雍正自己曾經評論過禪修中的三關，他說：
三關妙旨，累進而上，言思具絕，歷來古德宗匠，多止提倡初步。至於重關，不過密隱於語句之中，令至者自會，未嘗輕以一字一句，系綴學人，累他墮入情推識解也。即觀向來宗師透重關者，亦不多見，近年以來，幾至埋沒不續矣。朕因加意提撕，而諸人感朕開示之恩，努力精進，於是因真參而得實悟透重關者，頗有其人，此實從來罕遇者。「
按雍正解釋，歷史上的高僧，一般都只在文字中記錄下第一關（通常稱為「本參」）的修行。而對第二關的重關沒有多加解釋，留給破這一關的人自行領悟。這就是雍正所謂的「至者自會」；同時他解釋高僧們這樣做的原因是怕立下文字以後，誤導了後人。因為有了文字，後人就會通過文字，用邏輯理解的方法來思考重關，就是雍正所謂的「累他墮入情推識解」。這樣的話，反而誤導了後人的修行。這和佛教中著名的「以手指月」的故事暗合。佛教中認為文字就像手指，本來是指著月亮的，但不知道的人，就會圍著手指琢磨，忘記了月亮才是手指指向的意義。
對於「重關」，雍正的評價是：「即觀透重關者，亦不多見，近年以來，幾至埋沒不續矣。」按雍正的說法，破重關在歷史上已經很少見了。而雍正的水平是不僅破了重關，還破了第三關，同時他還指導一些人破了重關。從雍正的這段評價三關的文字可以看出，雍正是把自己放在中國佛教修行的千年歷史中做的評價。他的自我評價是很高的。
現當代史中公認的第一高僧大概非虛雲和尚莫屬。虛雲和尚在1953年上海玉佛寺的一場法會上，講到了雍正。虛雲說：
雍正帝在皇宮裡也時常打七。他對禪宗是最尊重的，同時他的禪定也是非常得好。在他手裡悟道的有十餘人，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也是在他會下悟道的。禪門下的一切規矩法則，皆由他大整一番，由是宗風大振，故人材也出了很多。42
1953年虛雲已至晚年。虛雲提到雍正，因為他當時正在指導僧人坐禪七，禪修法門和雍正當年所用一樣。因此他在禪七的第二天講到了雍正。虛雲不僅肯定了雍正的「禪定也是非常得好」，而且還提到雍正指導了多人悟道。虛雲提到的天慧徹祖，是揚州高旻寺第一代祖師，他是在雍正的宮裡禪堂中，在雍正指導下悟道的。佛教中自悟已經不易，還能指導多人悟道，這在佛教史中也是不多見的。虛雲幾句話已經把雍正放到一代宗師的位置上了。
另外，著名的印光法師（1862-1940）在雍正編的佛教書籍重新出版時，為雍正作注。其中印光法師確認雍正是涅槃覺悟，對雍正的書評價道：「言言見諦，語語歸宗。如走盤珠，似摩尼寶。凡具眼者，無不佩服。」43如果說這些大師的評價還有一定主觀性的話，那麼客觀上看，雍正編的佛教書籍後來被中日兩國佛教界都收入了佛藏中。20世紀，海峽兩岸的佛教出版社都在紛紛重新出版印刷雍正的佛教書籍。
作為佛教居士的雍正
雍正從年輕時開始佛教修行，到1712、1713年參禪破關，可以說他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生活重點都在佛教修行上。他破關之時離他登基都還有十年時間。也就是說他在當皇帝之前就是當時佛教界的風雲人物了。他破關後不僅指點其他和尚修行，還參與到了禪宗內部的一些理論爭論中。佛教有不立文字的傳統，認為文字是一種束縛。所以關鍵問題的解釋權都在悟道之人那裡。雍正的禪修得到章嘉活佛的認可以後，雍正在佛教內部也就有了話語權，是權威。加上後來還有修行者在他點撥下破關，這就進一步加強了他在佛教界的權威地位。從歷史角度看，雍正的權威感首先來自於佛教界，是在精神領域，面後來做皇帝帶來的權威是在世俗層面。
雍正在佛教界，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信仰精神領域的權威。這是一個被長期忽略的問題。順治信佛，後來還曾剃度，但順治在佛教內部看來就是一個普通的信徒，不是精神上的權威。康熙儘管征戰四方，被蒙古、西藏很多地方視為神，但他自己清楚他在任何宗教裡都不是精神上的權威。他和教皇談判就是明證，他清楚教皇才是教內的權威，他只是作為一個世俗皇帝在和教皇談判。但雍正不一樣，雍正是佛教裡被認可的覺悟之人，而且是指導當時高僧修行的人，因而他自信有資格評論世間宗教。除了本章開篇引用雍正在得知葡萄牙使團入華以後，評論天主教的「天主」概念以外，他在接見葡萄牙使團之時，當著傳教士的面，還評論道：
〔根據傳教士記載翻譯〕你們批評其他宗教教派。難道是一些宗教好，一些不好？事實並非如此，所有宗教到最後都是殊途同歸的，都在某方面是好的。但從眾多宗教論說來看，文人們〔指儒家〕還有你們這些天主教傳教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很少有真正把自己宗教教義搞明白的。你們得先把自己的本心弄明白了，才能真正理解你們自己的教義。「
雍正當時已經是皇帝了，他敢於直接評論天下一切宗教，還能說出「宗教到最後都是殊途同歸」這樣的話，這就是雍正作為佛教「覺悟」之人在對眾生指點迷津的姿態。他還直接告訴面前的傳教士，他們自己都沒有搞明白自己的教義。從傳教士記錄的文字來看，他們並不認可雍正的話，他們記錄的本意其實是想體現出雍正的自大和荒唐。但傳教士沒有明白的是，雍正的話其實是一個佛教覺悟者的正常評論方式。他的這種評價方式在禪宗公案、佛教故事中，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因而，瞭解了雍正在當時佛教中的地位，就會理解上面評論反映出來的不是自大，而更多的是佛教已經融會到雍正的思想靈魂深處。
皇位爭鬥與禁教的關聯
雍正和傳教士之間並沒有因為信仰問題有過矛盾或者爭論。在康熙的引薦下，傳教士和他的皇子們都有往來，雍正也不例外。但雍正和傳教士處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狀態，雙方沒有深交。籠統而言，天主教是一神教，本質上傳教士不能相容其他的宗教。傳教士能和儒家文人保持良好關係，因為儒家實際上不是一個宗教。傳教士入華以後沒有與和尚融洽相處的例子。這一點和中國傳統中和尚道士能夠互相交流不一樣。而且在傳教士的文字中，還經常看到對和尚的奚落和嘲諷。
天主教不能容納接受其他宗教這一基本點，註定了傳教士不可能和皇子時的雍正建立親密關係。畢竟雍正的府上常年香菸繚繞，和尚喇嘛不斷。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雍和宮後來成了寺廟，現在香火依然很旺。而且康熙在世之時，並沒有特別跡象顯示學佛的皇四子可能繼位，這樣傳教士也就沒有特殊的理由要進一步去接觸皇四子。要是雍正不繼位的話，他就是康熙十多個皇子中的一位，傳教士並沒有特別的理由去接近他。總而言之，在雍正登位以前，他研習佛法這一點，提前註定了傳教士和雍正之間的距離，二者不可能有比較親近的關係。在康熙晚年長達十多年的儲位鬥爭中，傳教士沒有在雍正這邊下過功夫。雍正登位以後，也就不把傳教士當自己人。重組內務府的時候，把傳教士趕出宮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有一個歷史細節值得注意，就是跟雍正唯一有私人關係的傳教士德里格在康雍兩朝的不同際遇。德里格在康熙宮廷裡做音樂。教皇第二位使節在北京時，德里格私下告知使節康熙可以允准教皇的禁約，這讓康熙震怒，以「德里格乃無知光棍之類小人」開頭整整寫了一頁紙硃批來批德里格的種種不是。45康熙後來把德里格軟禁在北京的一個教堂裡面。德里格不是耶穌會的神父，他是羅馬傳信部派往中國的。儘管他和耶穌會神父都在康熙手下做事，但雙方關係很差，經常敵對。公正地說，德里格在音樂方面是有大才的，他在紫禁城內寫出的絃樂協奏曲，今天世界各國音樂家都還在演奏，曲風恬淡清新，兼具中西特色。康熙愛才，儘管私下對德里格有不滿，還是一直把他留在宮中組建西式樂團。俄羅斯彼得大帝使團入華，聽完康熙的樂團演奏後大為吃驚，沒想到在紫禁城內還有一支如此高水準的西式樂團。
對德里格個人來說，他在康熙晚年最大的收穫是做過雍正的音樂老師，而且一直和雍正保有私交。因為有這個私交，雍正一上臺就把德里格從軟禁中釋放了，而且還任用他來負責接待雍正朝所有來華西洋使團。也是在雍正上臺這一年，德里格終於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在北京建立一座屬於自己的教堂，這樣他終於能從耶穌會神父的教堂裡獨立出來。他建立的教堂在北京稱為西堂，在現在西直門內大街上。德里格的例子就最直觀地說明了和皇帝登位前的私交對傳教士來說是何等地重要。
雍正信佛決定了他如何看待傳教士和他們的用處。雍正和康熙不一樣，他對傳教士講的數學、天文等歐洲學術都沒有興趣，因而在他眼裡，傳教士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這一點是他和康熙在看待傳教士問題上的根本區別。
應該說雍正剛上臺的時候，還是有意以一個皇帝的姿態，大度地容納天主教的。傳教士穆經遠代表葡萄牙國王給雍正送了很多禮物恭賀他登基，雍正全部收下了，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是，在康熙內務府裡混跡了幾十年的傳教士，不可避免地被牽涉到雍正早年的權力鬥爭中。1723年4月，雍正登基不到五個月，發現穆經遠和皇九子關係很深，就把他和皇九子一起發配西寧。同時他警告在北京的傳教士不要多管閒事，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46
北京傳教士似乎並沒有把雍正的警告放在心上。當然也有可能是傳教士和雍正對不要「管閒事」的理解不一樣。雍正元年，北京傳教士繼續和雍正要打擊的蘇努一家走得很近。蘇努是努爾哈赤四世孫，與雍正同輩，累世軍功，有貝勒封號。在康熙朝，蘇努一家一直支援皇八子登基。蘇努本人沒有信教，但是其有四個兒子以及數十名家丁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後陸續受洗，都是當時有名的天主教徒。因此傳教士一直和蘇努家有來往。這種來往本來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雍正上臺後，在關於蘇努家的奏報中經常發現傳教士的身影，這就成了大事。」在發配皇九子到西寧時，除了穆經遠以外，還發配了蘇努的兩個兒子。雍正一直派人監視皇九子等人的言行。但讓監視人都感到意外的是，穆經遠竟然在1723冬（當年的聖誕節）公然給蘇努兩個兒子受洗，讓他們正式成為了教徒。這些都被眼線彙報給了雍正。後來，讓雍正更氣憤的是，他發現皇九子為了躲避監視，竟然把西洋文字做成密碼在和北京聯絡。而這西洋文字無疑是穆經遠教的。用西洋密碼聯絡一事在多個清官方歷史中都有記載。最近有學者在清宮檔案中發現了這些用西洋密碼寫成的私信，還做了總結。48
同時，在北京，傳教士私下還和蘇努家有來往。這些來往雍正和他內部圈子的人都知道。當時雍正圈子中的隆科多就看在眼裡，很為傳教士著急。隆科多是佟國維的兒子，是佟家在雍正朝早期的核心人物。前面已經講過，傳教士和佟家有幾代的關係。所以隆科多冒著危險，在宮裡碰到傳教士巴多明的時候，告訴他皇帝知道他們和蘇努家的關係，讓他們傳教士趕快遠離蘇努一家。」不過，傳教士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他們看來，他們和蘇努家的來往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而且作為傳教士，他們很難拋棄追隨他們信仰的信徒。
雍正初年的朝廷政治遠比傳教士想象中要複雜。巴多明還記錄了一個細節。隆科多在跟他說話的時候，突然看到迎面另一個大臣向他們走過來，便馬上停止了談話。這個細節就是當時朝廷政治的直觀寫照。隆科多是雍正朝頭幾年最重要的實權派。即便以他這樣的地位，跟傳教士說話的時候都要處處提防，小心謹慎。當時，雍正正在清除異己，許多朝臣和皇親國戚都因為派系問題受到牽連，就是位高權重如隆科多都要處處小心。但傳教士似乎沒有察覺到當時危機四伏，還在繼續和蘇努一家來往。
禁教和皇位之爭有關聯，這並不是後見之明的分析，當時跟雍正關係最好的傳教士德里格，在他1725年（禁教後第二年）發回歐洲的一封信中就寫道：
各省驅逐傳教士與禮儀問題完全無關。禁教始於福建，正如我去年寫的那樣，皇帝批准了。（有人說他是始作俑者，但我不能確定）。終究他還是批准了。說他是始作俑者（儘管我不這麼認為）源於歐洲人可能站在他的兄弟那邊。也就是說如果他的哪個兄弟要起事，地方上的歐洲人可以提供很多幫助。50
德里格儘管也是傳教士，但他和當時北京所有的耶穌會傳教士都有矛盾，他的觀點可以看作是獨立於耶穌會神父以外的第三方觀點。他對禁教問題的分析有兩點：一是他認為禁教跟康熙時的禮儀問題完全無關；二是禁教跟雍正和他兄弟之間的鬥爭相關，而且這個觀點在當時就是流行的說法。
那麼到底雍正禁教有多少政治因素在內？這很難知曉。因為就算雍正因為政治問題要處理傳教士，他也不會直接說出來，讓這事留在歷史記錄裡。看看年羹堯案，當時抓年羹堯的時候，給出的原因是年羹堯的奏摺用詞不當。後來審訊又給年羹堯列出了一系列罪名，但當時人和後來人都明白那些公佈出來的罪名不過都是託辭。真正的原因一直是個謎，現在的學者都還有爭論。傳教士涉及政治這一點，到底多大程度影響了雍正的禁教決策，很難有明確的界定。但有影響是一定的，否則隆科多也沒有必要冒著風險提醒巴多明神父。後來，雍正堅持要殺掉穆經遠神父也說明他一定是比較深入地捲入了派系鬥爭。雍正知道殺傳教士會在歷史上留下罵名，但他思慮再三後，還是趕在葡萄牙為穆經遠神父求情的使團到來前，把穆經遠給殺了。穆經遠是葡萄牙王室派出來的神父，他在康熙晚年一直是耶穌會里的領軍人物。他成為鴉片戰爭前唯一一個因為政治問題被殺的傳教士。但細看現存的穆經遠審訊記錄，他根本沒有犯任何真正的罪，有的只是對皇九子的忠心。當他因為皇九子案被審問時，他坦然面對，沒有否認和皇九子的關係，他在審訊開頭這樣說：「我在允禟處行走，又跟隨他在西大同，前後有七八年了，允禟對我好是人所共知的。」5i穆經遠的罪其實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跟錯了主子。雍正初年，康熙的皇子們站錯了隊的，尚且不能自保，更何況一個傳教士。
小結
其實北京的滿人權貴和傳教士都知道，當時無論是禁教還是容教都不是什麼大事，掀不起什麼風浪。就是在康熙的最後二十年中，把在中國各個教派的傳教士加在一起，最多的時候也就140人左右。根據人口統計，清初大概有兩億人，所以這個數字放在當時中國，就是滄海一粟，無足輕重。52相較之下，當時有記錄的和尚就有11萬，尼姑有9000。53這幾個數字放在一起，140人的傳教士基本可以忽略不計。按雍正的話說，傳教士「人眾不過二十」。54對這樣一個小群體，無論是容留還是禁止，可以說完全聽憑皇帝的個人意願。
歷史的各種細節也證明了當時朝廷上下根本沒有共同認可的原因來禁止天主教。也就是說沒有什麼後世所謂的歷史趨勢、潮流來決定當時禁教。禁教就是雍正的個人意思。對這一點，當時的王公大臣都看得很清楚。禁教風波期間（1723年10月到1724年1月），當時朝廷真正的大事是年羹堯出兵西北鎮壓羅卜藏丹津叛亂（1723年8月到1724年春）。叛亂中，有西藏喇嘛直接拿起武器，跳上馬背和清軍正面對抗。對於這些喇嘛叛軍，雍正幾次命令前線的年羹堯「勿拆毀廬舍祠宇，勿擾害廟內番僧」。55雍正的這些舉動，完全有違清朝軍隊對不投降者格殺勿論的老傳統。朝廷上下都不理解，甚至普遍懷疑是雍正內務府裡的和尚在干擾朝政。後來雍正不得不在朝會上表明，他只是在閒暇時與和尚一起談經說法，他們並沒有干預國事。56不過，雍正想要保護喇嘛和寺廟是他的個人意願，而清朝軍隊計程車兵卻沒有雍正對佛教的那份情感。他們還是按照清朝軍隊的老傳統，在打勝仗以後把所有喇嘛都殺了，同時也搗毀了寺廟。有記載顯示，清朝軍隊一次就殺了6000喇嘛。57雍正要求禁止天主教和他要保護喇嘛寺廟基本是同一時期的事，放在一起就很明顯可以看到，雍正的個人傾向在他決策中起到的作用。
對於傳教士來說，雍正燒香拜佛，唸經打坐，本來和他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康熙駕崩和雍正登位，立馬使得雍正的一切都和他們的命運關聯起來。可惜的是，雍正信佛和他的個人愛好，是傳教士沒有可能改變的部分。他們唯一能祈禱的是雍正能夠可憐他們，把他們當成世間各種大宗小教中的一種，不要為難他們。所以傳教士數次強調他們是遵紀守法的宗教，入華兩百年從未給朝廷添過亂，話裡話外的意思就是希望雍正像對待其他守法宗教一樣，一視同仁地對待他們。
但是，傳教士忘記了一點。雍正初年，舉國上下，沒有任何宗教團體像傳教士那樣深深植根在北京的滿人權貴圈中。他們不可避免地卷人了皇家的家庭恩怨之中。所以，從某個角度說，傳教士的命運其實是和當時的皇位之爭緊密相連的。如果康熙以後繼位的不是雍正，傳教士在華的軌跡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傳教士的理解，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國的通俗說法，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