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1587年2月28日至3月31日
福瑟林格的新聞花了十天才抵達巴黎。即使考慮到海峽上的風暴和陸路上的片片沼澤，訊息傳遞的時間也實在過於漫長。由於懷疑法國大使參與了瑪麗的陰謀，英格蘭中斷了兩國官方之間正常的外交聯絡和跨海交通。法國駐英大使的信使已經有兩個禮拜未從倫敦返國了，當法王仍在翹盼他的特使能找到理據來挽救即將被處決的兄嫂時，英國駐法大使卻已經在閱讀有關刑斧落下的通訊了。
除了英國使節，第一個獲知這則訊息的是西班牙常駐法國大使堂博納蒂諾·德·門多薩，在那個冬日中的巴黎，這是典型情形。法國宮廷中流傳的訊息幾乎全都逃不過堂博納蒂諾的耳朵，就這一點而言，發生在法國的事情裡能挑起他興趣的寥寥無幾。王太后凱瑟琳·德·美第奇時不時會與他私下閒談，在向他尋求同情和建議的同時蓄意洩密。非常明智地，他對此幾乎一個字也沒當真。國王的大臣們一個個急切地向他表示敬重，他的徵詢會得到熱情且面面俱到的回答，而其他國家的使節卻只能得到倨慢無禮的對待。就連亨利三世自己，有時也喜歡就法國的政策內容向他做出流利而雄辯的垂訓，而這位西班牙大使也常常自詡，能夠從法王的長篇冗語中捕捉真實寓意的浮光掠影。
門多薩極少信賴這些資訊來源。同樣，他也並不依賴自己手下平常充當間諜的使節，他們只能帶回一些零散的資訊碎片。他之所以是巴黎訊息最為靈通的外交官，是因為他作為天主教正統理念的捍衛者的代表，替西班牙國王出任神聖同盟supsmallid="filepos145611"/small/sup的幕後老闆，而後者是一個極端天主教組織，正在暗中策劃反對法國王室的陰謀，同盟首領吉斯公爵亨利及其兄弟們（他們把大部分西班牙提供的經費用作個人津貼）則向堂博納蒂諾提供資訊作為回報。此外，用不著百般誘惑，自會有一些小人物因為忠於信仰甚於國君，雖不情願卻仍然主動登門告密。門多薩還暗中與巴黎的一個叫作「十六人委員會」的組織保持著接觸，這個組織正著手將城市暴民發展成一股革命力量。流亡的蘇格蘭、愛爾蘭和英國天主教徒全都懷揣著謠言、恐懼和個人謀劃，定期前來覲見為自己的信仰的捍衛者服務的大使。門多薩還非常信賴定居各地的密探和遊走四方的密使提供的情報，他們訓練有素，充滿獻身精神，對這股力量的戰略部署鞏固了從波蘭到戈爾韋supsmallid="filepos146609"/small/sup的各條天主教戰線。除非當時的觀察家犯了錯誤、間接證據引起了誤導，否則我們還可以斷定，到了1587年，在對他的國王有所隱瞞的情況下，博納蒂諾·德·門多薩已經與耶穌會supsmallid="filepos146930"/small/sup建立了緊密的聯盟關係。而近來新打通的另一條資訊渠道也平添了門多薩的信心。一位不顯眼的來訪者數次向他保證，英格蘭駐法大使愛德華·斯塔福德爵士正焦急地盼望向西班牙國王示好，願以任何方式提供幫助，只要「不違揹他的女主人伊麗莎白女王的利益」。在2月28日的清早時分，這位中間人為西班牙大使帶來了第一手的新聞：在十天前的福瑟林格，蘇格蘭女王已被斬首。
不久，全巴黎都得知了有關處決的各種不斷添油加醋的故事版本。當愛德華·斯塔福德最終向法國樞密院遞上關於本次事件的英國官方報告時，神聖同盟的宣傳家們早就擬好了自己的判決。在他們看來，這場死刑針對的是一位公教信徒，因而是一場以司法程式作為掩飾的謀殺，是英格蘭的耶洗別supsmallid="filepos147961"/small/sup犯下的最近一起，同時也是最昏暗無道的一起罪行。不僅如此，在這場謀殺中，法國國王瓦盧瓦的亨利即使不是積極的同謀者，也算得上是被動的從犯。如果得不到法國的保證，如果法王的所有憤怒不是隻限於官樣文章的話，英格蘭女王絕不敢越過雷池。出於對吉斯兄弟的嫉妒，又被那群無神論政客的不實之言慫恿，法王竟選擇與英格蘭女王、納瓦拉國王supsmallid="filepos148518"/small/sup這樣的異端結盟，無視西班牙的友誼，置天主教會的安全於不顧。正如那些徹頭徹尾的異端，對於此等信仰上的懈怠，上帝必將迅捷地降下他可怖的審判。
那年冬天，巴黎的多數佈道壇都傳響著近乎叛國的雄辯。狂熱的托缽僧和蠱惑人心的教士彼此爭相施展誹謗和影射的手段，散佈駭人的謠言。侍立王側的某某人士暗中是一位新教徒。另一位某某人士早就將靈魂出售給了魔鬼。無人知曉異端的流毒和巫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侵蝕了宮廷和上流階層，大家只是聽說1萬名胡格諾派教徒supsmallid="filepos149292"/small/sup已經在巴黎的地窖和偏僻小路潛伏完畢，時刻準備在夜深人靜之時起事，割破所有天主教徒的喉嚨。（也許是因為對聖巴託羅繆之夜記憶猶新，開創了這種宗教論辯新形式的巴黎人格外擔憂屠殺會反過來加諸己身。）眼看虔誠的子民將要慘遭異端的貪婪掠食，人們只能私下臆測國王袖手旁觀、無動於衷的原因。
在巴黎佈道壇上司空見慣的近乎叛國的言論，若放在伊麗莎白一朝的英格蘭，但凡露出蛛絲馬跡，也要讓當事人付出耳朵作為代價。如果在英格蘭出現類似從巴黎出版物上散播開來的那種誹謗言辭，樞密院一定會迅速將之消除，並認真處理涉事的作者和印刷廠主。眾所周知，比起都鐸時代的英格蘭，巴黎，至少在巴黎大學的校區內，對於發言和寫作總是給予更大的自由許可。但至少自從150多年前奧爾良和勃艮第兩大公爵領之間彼此反目、爆發混戰以來，爭論者的言辭還從未像如今一般聒耳、放肆，不受王權的束縛。亨利三世似乎對他們置若罔聞。法國國王用餐時藉以將廷臣隔離在外的小巧柵欄儼如再好不過的象徵，它恰似那堵不斷築高的心牆，將國王的精神與外部世界割裂開來。
瓦盧瓦的亨利即位至今不過13年，在承襲王位前，他曾當選為波蘭國王，年輕時還以雅納克和蒙孔圖兩處戰鬥supsmallid="filepos150943"/small/sup的勝利者聞名於世，那時的他彷彿是加在胡格諾教徒身上的天降之鞭，是捍衛信仰的聖騎士。但自那以後，一切就偏離了正軌。再也沒有討伐異端的捷報傳來，令人興奮到顫抖，午夜也不再是刺激的屠場，只有成效不彰的軍事調動、沉悶無趣的雙邊對話，只有妥協、躲閃、卑劣的迂迴、僵局和敗北。重組王國的偉大計劃僅限於紙上談兵，王室日益債臺高築卻又束手無策，國庫日益空虛。王室權力坍塌的速度甚至超過了他母親supsmallid="filepos151593"/small/sup擔任攝政的日子，一個又一個龐大的省份脫韁而去，被胡格諾派、神聖同盟或是自私的貴族地方長官霸佔。只有靠私人軍隊的巡視和市民的團結自衛，某些地區才像孤島一樣得以相對確保社會秩序，至於其他地方，無政府狀態依然盛行，到處內戰頻仍，盜匪剪徑。
13年足以使一個快活、自信的青年變成遲緩、猶疑的老人。那雙手，那雙美麗纖長的手，永遠不曾停歇，伴隨著流暢、悅耳的嗓音不安分地揮舞，像是在為語意編織精緻奇巧的紋飾；等到國王沉默的時候，又會隨意把玩些什麼，有時是狨猴、蜜餞，有時是暖手筒、能夠置於膝上的小狗，有時則是某位年輕俊美的男寵的發和耳。儘管他心有不甘地用紅色和白色脂粉堆砌出健康相貌，儼然是某種屍體防腐術取得的成功，也終究掩飾不住臉孔的皺縮和沉滯。他的眼眶年復一年越發深陷下去，越來越像在屍首上一般，從中向外凝視的雙目充滿了病態、慍怒和懷疑。看上去，瓦盧瓦的末代君主已經被死亡隱秘地抱緊。
國王坦然地做出了選擇，就像對待體內的死敵一樣，他也對王國中公開的敵人視若無睹。他仍然用王室的奢華款待觀眾，依舊是和藹、莊嚴的天下共主。他嚴肅地聆聽謀士們的意見，向他們講授施政技藝的智慧和微妙。他訂正法令，儼然對法令的實施心存期望，他起草詳盡的改革方案，彷彿自認為仍有能力踐行改革。他會見外國大使，給本國使節去信，好像法蘭西還像父王supsmallid="filepos153430"/small/sup在位時那般強盛和團結。他努力盡到為王的職責，完成宗教奉獻，好像憑此便可以凌駕於所有批評之上，置一切品評於度外。他餐桌上的那面小巧柵欄宛如一堵難以刺穿的牆，處在背後的他可以任由自己喜歡，隨時遺世獨立。
1587年的嘉年華慶典歡快至極，國王的秘書布律拉爾對於花費憂心忡忡（他總是如此），可是盛大的舞會依然令人應接不暇。只是在短暫的間隙，尋歡作樂之徒才會如同泡沫一般，從盧浮宮的音樂中和燈火下迅速散盡，一路手舞足蹈來到公共大街上，此時篤信王（themostchristianking）supsmallid="filepos154235"/small/sup陛下也正在變幻無定的古怪偽裝背後參與狂歡，他最常扮成一位女侍，大叫著，歡笑著，被那些英俊年少的廷臣簇擁在中心，巴黎市民則將這些人稱作他的「甜心」。宮廷人員似乎從來不眠，清醒的市民們早就習慣了隨時撞見狂歡者，並懂得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刻規避更為刺耳的吵嚷。唯一可能中斷慶典的是國王，他有時會忽然離去，褪下狂歡的華裳，換上懺悔者的粗布長袍，前往他鐘愛的位於聖奧諾雷區的聖方濟各會修道院，傳說他在那裡整日跪倒在地，齋戒、自我鞭打，一面啜泣，一面祈禱。在這無度的虔誠之中，並不存在虛偽。這不是意在安撫民意的刻意之舉，而且事實上也無裨於事。修道院中的痛苦悔悟與嘉年華會上歇斯底里的放蕩一樣，都是亨利縱容激情的一種方式，他以此妄自菲薄，求得謙卑，全然對旁觀者視若無睹。人們或能猜到，眼淚和鞭打反而會使隨後一二日必然上演的縱樂更加痛快淋漓。
在此之前，國王的消遣絲毫沒有因為瑪麗·斯圖亞特的性命之虞而籠上陰影，但是瑪麗的死訊卻突如其來地中斷了一切玩樂。這很可能並不是源自個人感情上的悲傷。當瑪麗·斯圖亞特還在瓦盧瓦宮廷中接受眾臣祝酒時，她的小叔子還在襁褓之中。當她乘船駛離法國，去迎接在蘇格蘭的黑暗命運時，亨利年方10歲。到了亨利稱王的這些年，瑪麗·斯圖亞特這個名字大多時候代表了一連串令他疲於應對的借款懇請，還有根本無力實施的作戰需求，代表了法國與英格蘭錯綜複雜的雙邊關係中的各種不快，並且一次次地為自己招來她的親屬吉斯家族的欺侮和威嚇。亨利本無過錯，卻要為西班牙-耶穌會-神聖同盟這個集團的行徑揹負不白之冤。直到今天，亨利的所作所為完全值得稱讚，他曾授意特使利用自己的權勢採取任何合法手段去挽救瑪麗的性命，大使也始終兢兢業業，照章辦事。可既然如今滿盤皆輸，不走運的王后已經被人從棋盤上剔除，亨利也許會靜下來反思，多年來，瑪麗其實是他的對手吉斯家族操控下的一粒棋子，吉斯的虧輸，當然便是自己的收穫。他興許會希望，既然主要的干擾因素已經移除，那麼他與英國人的關係至少會有所好轉。
雖然如此，榮譽、政策以及照顧民意等諸多方面的考慮，全都迫使國王率領宮廷人員沉浸在哀悼聲中。瑪麗是他兄長的妻子、曾經的法蘭西王后，是勢力昌熾而且廣受歡迎的吉斯家族的表親。她以一位立場堅定的天主教信徒的身份在異端手上殞命，人民無不將之歸因於她對信仰的忠誠。她魅力十足，關於她的回憶至今仍迴盪在亨利的宮廷中，甚至連吉斯的敵人們也未曾忘懷。如果說國王的悲慟和憤怒僅僅是出於政治的需要，那麼就在他身邊，許多人的感情流露卻著實是內心的真實寫照。
在宮廷之外的巴黎街巷上，悲慟和憤怒不僅出於人們的真情實感，而且幾乎一發不可收拾。長期以來，吉斯家族在將瑪麗的經歷——無論涉及愛情還是政治——呈獻給巴黎人之前，都會先為她鎏上一層極其討喜的光芒。在萬千民眾的心中，關於那位亨利二世的兒媳、弗朗索瓦二世的王后的記憶漸已模糊，現在的瑪麗很久以來乃是一位深受愛戴的女英雄。如今，描繪她黑衣裹體懸屍窗欞的畫作、歌頌她毅然殉道並降厄於迫害者的民謠已經在大街小巷中廣為流傳。接下來的一個星期，瑪麗的悲情故事更成了巴黎多數佈道壇上的主題，在一位格外辯才無礙的演說家的感召下，某處的聽眾竟然泣下如雨，以至於演說家不得不棄壇而去，中止了這場未完的佈道。人群開始在盧浮宮外遊行，高呼向英國報仇，深感負有義務的國王亨利不得不派人知會英使愛德華·斯塔福德爵士，懇請他為自身安全考慮，千萬不要離開大使館。
在巴黎人宣洩暴怒和哀傷的洪流中，有幾分出於真情，幾分來自宣傳和煽動，今天的我們只能自行臆測了。巴黎人與法國別處的人民一樣，因為經歷了一個急劇變化而令人迷惘的時代，心中的恐懼和焦慮正如火燎原。比起亨利二世時期，錢幣的價值還不如先前面額的四分之一，可是即使物價已經如此騰貴，稅賦的壓力和對於時局的不確定感仍然使得商人、匠人的收益大幅縮水、起伏不定。與此同時，在全國各地，許多象徵教會和國家的地標式傳統建築被掃蕩殆盡，古老的價值觀面臨挑戰，古老的王權正遭撼動，對於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人人懷有旦夕之危，好像百年戰爭supsmallid="filepos159493"/small/sup期間的慘淡舊日又再次降臨。將法國遭遇的所有不幸歸咎於胡格諾教徒，迫使這個為自身生存而戰的絕望少數派團體用心險惡地密謀顛覆王國，這樣才能為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無名恐懼賦予具體的外形，為民眾的不安找到發洩的渠道。聲討異端似乎能讓惴惴不安的人民聊以自慰，好像再多一次冒失的暴力衝突，便能治癒這個恰恰是因為不辨方向地濫施暴力才弊病叢生的世界。巴黎人本來便因為蘇格蘭女王之死而情緒頹喪，現在更因為這些弦外之音，被推向了癲狂的邊緣。
然而，無論任何時候，當忠誠被連根拔除，人民在情感的洪流中盲目地隨波逐流時，就很可能會有一些政治黨團暗中鑽營，希圖因利乘便。在情感的波瀾起伏之下，巴黎和其他法國天主教城市或許失去了理智，可是在神聖同盟的領導者對民眾感情的操縱中，卻未曾存在半點的不理智。這並不是說，在將形形色色的同盟成員撮合起來的各種動機和利益中，沒有任何亢奮和莫名的情緒。但是，同盟的目標，它真正的對手，都是清晰而明確的，它的處事手段也是拿捏有度的。顯而易見，同盟的存在首先服務於教皇的宗教利益以及擁護教皇掌握絕對權力的天主教教士，他們正致力於反擊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和高盧主義者supsmallid="filepos161065"/small/sup。與此同時，同盟也為覬覦王位的吉斯公爵服務，反對瓦盧瓦統治者和波旁家族的繼承權，而且由於西班牙是幕後金主，後者的國際利益也是同盟開展活動的考量因素。同盟的對手需要被扣上異端的大帽，他們是良善的法國天主教徒的敵人，同盟的公開目標將是為捍衛法國的正統信仰而戰。
從開展活動的一開始，同盟中的佈道者們便發現，英格蘭處決天主教徒是他們必須大做文章的題目之一，法國政府絕無可能在這一點上加以反對。同時，它明白無誤地強調了，將來的法國如若像英國那樣落入異端君主的股掌，將會出現怎樣的景象。在那些日子的英格蘭，羅馬天主教會的派遣神父受到了真實而又殘酷的欺凌，與此同時，信奉新教的英國人、荷蘭人乃至西班牙本國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受到的凌辱也同樣真實而殘酷。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判定，哪一方的殉難被更加誇大和歪曲。好戰的清教徒和神聖同盟雙方的宣傳家都在同宗教友的痛苦中發現了可資利用的東西。
對蘇格蘭女王的處決就是在這樣的旋律下著手宣傳的。兩個星期之中，巴黎的佈道壇不分大小，四處傳響著殉教女王的無瑕美德、敵人們的奸邪以及佞友們的背叛，接著便迎來了紀念活動的高潮——女王在巴黎聖母院的莊嚴葬禮。為了這次活動，神聖同盟專門請來了令人敬畏的演說家布林日主教supsmallid="filepos162791"/small/sup大人。主教把慣常的悼亡頌辭變成了一曲讚歌，他沒有按照慣例將頌辭獻於王室，而是獻給了洛林家族supsmallid="filepos163012"/small/sup，特別是吉斯公爵和馬耶訥公爵supsmallid="filepos163140"/small/sup，他讚美二人是法蘭西的西庇阿supsmallid="filepos163268"/small/sup兄弟，是戰場上的雷霆，二人已經做好準備，要為殉教的表親復仇，因為瑪麗是神聖教會的支柱，是上帝受苦受難的子民的希望和歡樂所在。主教的修辭並沒有因為亨利三世和王后的出現而有所收斂，國王夫婦以一種引人注目的低調姿態落座於耳堂裡的專用長椅上。瓦盧瓦的末代君主或許陷入了深思，他彷彿正在目睹自己的葬禮，聆聽獻給他的繼位者的頌詞，不同之處在於，倘若他是長眠於棺槨之中的屍體，而不是按照位階尊卑和親屬順序排定的首席弔唁者，那麼他的名字就不會如現在這樣陷入沉寂，被人刻意漠然置之。如果說過去的13年裡幾乎諸事都不順遂，他至少測試出了法國君主制這種堅韌的制度能夠承受百般不幸的能力。倘若蘇格蘭女王之死可以緩解來自吉斯家族的壓力，在展示完適當的外交式慍怒之後，能夠拉近法國與英格蘭的關係，那麼亨利完全願意平靜地忍受佈道壇上發起的另一輪攻擊，畢竟英格蘭是法國面對強敵西班牙時唯一可能攜手的同盟力量。
3月13日這天，各國大使們也紛紛前來巴黎聖母院參加瑪麗·斯圖亞特的葬禮，他們對於瑪麗之死可能造成的後果眾說紛紜。可能是出於職業敏感，愛德華·斯塔福德爵士對法國宮廷和巴黎掀起的狂怒情緒深感驚恐，以至於到了最後，沃爾辛厄姆不得不惱火地制止他繼續就這個話題進行彙報，因為他的信函只會徒然增添伊麗莎白的苦惱，樞密院卻要為此承受女王的所有不快。另一方面，義大利的觀察家們雖然也向羅馬、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稟報了瀰漫於法國的復仇情緒，但都一致同意如下判斷：整體來看，處死瑪麗提升了英國的地位。這一行動不僅剷除了英國國內歷次叛亂的天然領袖，打消了法國干涉英國事務的合理動機，還為16世紀的高階政治supsmallid="filepos165425"/small/sup走向推開了另一扇關鍵大門，一個全新的英法同盟正呼之欲出。任何一個不曾全心全意效忠西班牙的義大利人，都會對限制西班牙這個想法滿懷憧憬。沒有哪位義大利政治家不曾暗地裡翹盼，歐洲會從不可通約的宗教敵對激情中恢復平靜，回到權力政治下精打細算的遊戲中來。或許正是由於以上兩點原因，對於瑪麗之死的後果持有犬儒主義現實考量的義大利外交家才會沉迷於這種願景。不過，在那年3月，多數老於世故的巴黎政治家也都會對義大利人的想法表示贊同。
堂博納蒂諾·德·門多薩更加高瞻遠矚，這位西班牙大使與其耶穌會盟友觀點一致，在他們心中，蘇格蘭女王的利用價值早就不復當初。很久以前他已推斷出，只要得不到外國干預的保證，英國天主教徒就不會發動大規模的起義；可一旦外國干預顯露出危險苗頭，瑪麗又會被當作禍首論處，從而性命不保。儘管在觀察家們的眼中，瑪麗似乎依然在過往光輝的籠罩下顯得至關重要，可在門多薩看來，瑪麗·斯圖亞特已經踏上祭壇，只等著隨時被清理出棋局。早在兩年前，對於敵人可能除掉瑪麗，門多薩已經懷有幾分預期。針對英格蘭的計劃尚處在醞釀階段，對方在此時動手，而沒有等到計劃付諸實施的最後一刻（可能就差六個月？一年？兩年？），倒也在一方面簡化了這盤遊戲的複雜程度。同樣，門多薩還早就對英法結盟的可能性不甚看好。在法國，他唯一信任的勢力便是神聖同盟及其首領吉斯公爵。雖然這種信任充其量也只是半信半疑，門多薩還是希望，當計劃實施之日來臨時，法國的主人將不再是瓦盧瓦的亨利，而是吉斯的亨利。在向著這一目標邁進時，瑪麗·斯圖亞特的死帶來了另一個契機，為門多薩提供了撬動王室權力的另一根槓桿。在給馬德里和羅馬的信函中，門多薩清楚明白地表達了正在上千個受神聖同盟控制的佈道壇上公開暗示的訊息：法使蓬波納·德·貝里艾佛爾supsmallid="filepos167762"/small/sup對伊麗莎白女王的特別訪問是一個假象；法國大使的使命不但與阻止處決蘇格蘭女王無關，相反，乃是為了堅定伊麗莎白的殺心。在馬德里和羅馬、在布魯塞爾和布拉格，神聖同盟的朋黨和耶穌會的神父們也紛紛貌似獨立地對這則謊言給予確認。為了信仰的勝利，必須削弱法國國王的地位，為此不僅要割裂臣民們對國王的忠誠，還要詆譭他在全歐洲人眼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