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1959年元旦
歷史學家們同意，無敵艦隊的戰敗具有決定性意義，事實上，這也是世界範圍內的一場決定性戰役，但是提及這場戰役究竟決定了什麼，各方的觀點就言人人殊了。它肯定不曾最終決定英格蘭和西班牙的戰局走向。雖然不久以後德雷克的進攻沒有遭到任何敵方艦隊的反擊，諾里斯僅僅受到當地防衛力量的阻撓，英國人在1589年實施的葡萄牙作戰行動卻招致毀滅性的失敗，與西班牙1588年吞下的敗果幾乎同樣苦澀。兩國之間的戰鬥又因此拖延了近乎14年，並伴隨著女王的壽數一起告終，而最後的戰況至多不過是平分秋色罷了。一些史家聲稱，無敵艦隊的戰敗「標誌著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衰落和大不列顛的崛起」。很難看出他們緣何持有這種觀點。到1603年為止，西班牙還沒有將任何一處海外前哨拱手讓與英國人，反倒是弗吉尼亞的英國殖民地建設由於戰爭受到了拖延。無敵艦隊一役也沒有「把西班牙對海洋的掌控轉交給英格蘭」。英國在大西洋上的海軍戰力從來便強過卡斯蒂爾和葡萄牙的總和，這種優勢得以一路延續下來，但到了1588年以後反倒有所削弱。無敵艦隊的落敗與其認為是西班牙海軍的末日，倒不如說是其重生的開始。英國人可以劫掠西班牙的海岸，但沒有能力進行封鎖。德雷克和霍金斯夢想通過截斷腓力從新世界獲得的收入來迫使他屈膝投降，然而與西班牙歷史上的任何連續15年相比，1588年到1603年間，從美洲押解至西班牙的財寶都要更多。在伊麗莎白一朝的雙邊戰事中，哪一方都沒有完全掌控過遠方的重洋。
有時人們會認為，擊敗無敵艦隊喚起了一種勃然奮勵的樂觀主義情緒，這塑造了伊麗莎白時代的性情，促成了文學天才的偉大迸發，為伊麗莎白最後15年的統治打上了鮮明的烙印。「儘管全世界都是我們的敵人，向我們三面進攻，我們也可以擊退他們。」supsmallid="filepos1084967"/small/sup莎翁戲劇《約翰王》中的這句名言經常作為論斷的例證得到引用。儘管如此，論斷的第一部分還是遭到過質疑，即使是那些認可這句名言、認為它毫無疑問刻畫了所處時代全體人民的心境和性情的人，也很難證明，同樣在英格蘭，「勃然奮勵的樂觀主義情緒」在1588年後的15年中要比此前的15年更為風行。論斷的第二部分，有關無敵艦隊戰敗和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繁榮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的指認，則有些難以反駁；然而除非採用「後此即由此」supsmallid="filepos1085640"/small/sup的詭辯方法，否則想要證明它會比駁斥它還要更難。在英格蘭，我們無法找到任何有關無敵艦隊一役與文學作品之間存在聯絡的明確證據，而西班牙卻有一個。根據那個廣泛接受的故事，一位從勒班陀歸來的西班牙傷殘老兵、小有名氣的詩人，在無敵艦隊從里斯本起航前手忙腳亂的那幾個禮拜裡，因為把手中負責的無敵艦隊的募資賬目搞成一團亂麻——沒人說得清他是否有意欺君罔上——而被適時送入監獄，直至最後有人理清了他的賬簿才得以重見天日。在被迫賦閒的這段日子裡，他終於有了時間開始寫作《堂吉訶德》。可是這件事又或許只是證明了戰敗與獲勝一樣有助於激勵天才，畢竟能夠支撐這一論點的歷史論據可謂數見不鮮。再或者，其實無論無敵艦隊起航與否，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都會寫出他們本來就應當寫出的傑作。
過去的歷史學家，譬如弗勞德supsmallid="filepos1086789"/small/sup和莫特利supsmallid="filepos1086887"/small/sup、蘭克supsmallid="filepos1086982"/small/sup和米什萊supsmallid="filepos1087080"/small/sup，都認為無敵艦隊的戰敗決定了反宗教改革運動無法贏得整個歐洲，這種觀點更勝一籌。或許梅迪納·西多尼亞對於如何贏下這場海戰自感一籌莫展，可是霍華德無疑很有可能輸掉這場對決。設若霍華德落敗，帕爾馬的大軍也許就有辦法渡海進軍英格蘭。假使帕爾馬成功登陸，按照事先計劃先取羅切斯特，而後進抵倫敦，並且能在泰晤士河畔得到奏凱的西班牙艦隊的援助，英格蘭乃至歐洲大陸的歷史程式興許就會走上與現在有所不同的諸多歧路中的一條。縱使帕爾馬沒能征服英格蘭，或是沒能廢黜英國女王，西班牙人的有限勝利亦將有可能對新教事業造成嚴重乃至致命的打擊。
不過，更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卻是，就算西班牙人攫取了海戰的勝利，當和平最終降臨時，歐洲的景象也不會與現在偏差太遠。腓力和他的軍事顧問們朝思暮想，渴望組建一支偉大的十字軍，將異端徹底清掃一空，從而在基督教世界建立西班牙國王統御下的、由天主教支配的太平寰宇。而令德雷克及其清教同仁魂牽夢縈的，則是要將新教革命的果實散播到全歐洲，直至將敵基督從他的王位上狠狠推翻。兩種夢想同樣脫離現實。不管是天主教抑或新教，兩大聯盟都既缺乏必要的團結，又無法補充必需的軍力。理念體系固然常常在傳播時自我設限，卻比人乃至國家更難以扼殺。在所有戰爭中，十字軍式的聖戰、為反對一種理念體系而發動的全面戰爭，最難企及勝果。其本質已然決定了，西班牙和英格蘭之間的雙邊戰爭很可能無關全域性，又由於人們的天性，甚至連這場戰爭留下的實際教訓亦可謂無甚裨益。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還將涉足另外一場戰爭，一場長達三十年的鏖戰supsmallid="filepos1089140"/small/sup，在此之後人們才終於認定，原來發動十字軍聖戰在解決觀念的分歧上收效甚微，原來兩派甚至更加繁多的理念體系可以並肩共存，而無須你死我亡、不共戴天。
然而在另一重意義上，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敗又確乎是一件關鍵的大事。只是其中關鍵的意義之於交戰雙方而言，卻不如對旁觀者那麼顯豁。在兩邊的行家裡手看來，格拉沃利訥的戰果之所以令人稱奇，主要是因為無敵艦隊竟然依舊錶現出色，絲毫不遜於先前。但是在陸上的英國和西班牙同胞並不能確定勝利的天平會向哪一方傾斜，至於兩國之外的人民，就更加難以預測戰爭的最終結果了。法國、德意志和義大利一度只看見西班牙這位巨人邁步向前，從勝利走向勝利。命運、日益顯現的神意、未來的潮流，似乎全然處在西班牙這一邊，身為天主教徒的法國人、德意志人和義大利人都認為西班牙已經明白無誤地被揀選為神之教會的捍衛者，併為此喜逐顏開，雖然這與他們看待西班牙支配俗世的態度大相徑庭，與此同時，各地的新教徒則相應地感到驚恐萬分、灰心喪氣。當西班牙無敵艦隊不遠千里去往對方的領地，挑戰英吉利海峽自古以來的主人時，即將發生的這場龍爭虎鬥便儼如一場上帝的審判，人們素來對於此類決鬥心懷期望，相信上帝自會庇佑正義的一方。這個重大的時刻更因為預言該年充斥刀兵之劫的凶兆而更顯莊嚴肅穆，那些預言是如此古老而又廣為接受，甚至連最開明、最具有懷疑精神的人士也不能完全視若無睹。故而，當兩支艦隊終於趕赴約定的戰場時，全歐洲都在屏息諦視。
在雙方觀察者的眼中，戰爭的結果還因為一場非凡的暴風雨而越發具有了確鑿的決定性意義，每個人對此都堅信不疑。法蘭西和尼德蘭、德意志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新教徒都懷著慰藉看到上帝正如他們一直認為的那樣，千真萬確地站在自己這一方。法國、義大利和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也幾乎得到了相同的寬慰，歸根結底，這至少證明了西班牙並不是上帝欽定的捍衛者。從那一刻起，西班牙的優勢固然又維持了不止一代人，可是她的威望已然從頂峰滑落。特別是法國，自從亨利三世在布洛瓦用武力奪回權力後，便開始迴歸制衡奧地利家族的過往角色，只要歐洲的自由還在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威脅，她就是這自由的首要保證人。可是如果沒有英國在格拉沃利訥的勝利，如果這勝利沒有因為來自愛爾蘭的訊息得以最終確認，亨利三世或許絕無可能鼓起勇氣，掙脫神聖同盟的重軛，那樣的話，此後的歐洲歷史就可能徹底不同。
所以，儘管日後又發生了一系列漫長而非決定性的戰鬥，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敗卻的的確確具有決定性意義。它決定了已經沒有人能夠仰仗武力，重新在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眾多繼承者身上強加宗教的統一，假如有人以身犯險，也無非只會證明如今的事態乃是諸種可能的結果中最有可能的一種，若問何以見得，也許這正是每一場我們稱之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爭所揭示的全部。至於帕爾馬是否有能力為西班牙重新徵服荷蘭和澤蘭，就像他曾經克復南方諸省那樣，我們永遠不能知曉答案了。1588年後他與機會徹底失之交臂；他本已薄弱的兵力又被大量抽調，以協助神聖同盟在與納瓦拉的亨利的對壘中求得自保。經此一役，領土國家這種未來將會塑造現代歐洲的新型國家形式也已經開始呼之欲出，最終它將被冠以「民族」國家之名。1588年以後的每一個主要國家現在不僅獲得了自由，而且與日俱增地感受到了這種自由，各國將會孕育出自己內部的獨特潛能，而無須再對任何從外部強加於己身的信仰體系唯命是從。由於歐洲的列強此時還不夠強大，而且在接下來的數世紀中仍然沒有強大到彼此之間可以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那麼如何讓各國擁有秉持不同立場的自由，同時卻又不致落入徹底的毀滅，這個問題大可以留待禍患顯露的那個世紀再做應對。
在此期間，隨著無敵艦隊的插曲漸漸淡入往昔的時光，它卻在以另一種方式影響歷史。有關它的故事覆上了一層金色的煙靄，在被這層煙靄放大和扭曲後，變成了一則散發著英雄氣息的寓言，意在推崇保衛自由、抵抗暴政的壯舉，它化作了一段永恆的神話，講述了以弱勝強、大衛擊敗歌利亞的故事。它令身陷黑暗時光的人們重拾風雲之志，引領他們彼此砥礪：「當年之勇，豈言不復？」就其今日的影響來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傳說已然變得與真實的歷史事件同等重要，甚或更加重要。
出自莎士比亞《約翰王》第五幕第七場，此為朱生豪先生譯文。
posthoc,propterhoc，是一句描述邏輯謬誤的拉丁諺語。
見引言註釋。
約翰·羅斯洛普·莫特利（johnlothropmotley,1814—1877），美國曆史學家、作家、外交家，著有《荷蘭共和國的崛起》（theriseofthedutchrepublic）、《尼德蘭聯邦》（theunitednetherlands）。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對近代史學影響深遠的德國曆史學家，極其重視原始史料的考辨，認為歷史寫作的目的是還原客觀史實，歷史學可以被視為科學，以其為代表的蘭克學派被稱為歷史研究的科學學派，著有《拉丁與條頓民族史》（geschichtederromanischenundgermanischenvölkervon1494bis1514）等。
儒勒·米什萊（julesmichelet,1798—1874），有重要影響的法國曆史學家，首先使用和定義了「文藝復興」的概念，著有《法國史》（histoiredefrance）等。
即著名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這場幾乎涉及當時歐洲所有主要國家的混戰被稱為最後一場宗教戰爭，戰爭末期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重申了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中確立的天主教與新教平等共處、教隨國定等基本原則，從此以後宗教原因便退出了歐洲的戰爭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