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無法逃離的非正式僱傭命運/h3成為正式職員的路似乎遙不可及。
在日本，35歲至54歲的非正式職員大概有273萬人，他們又被稱為「中年自由職業者」。在這一年齡層中，每十個人就有一人是非正式職員。這一數字還沒包括已婚女性。另外，有414萬的35歲至54歲的女性也是非正式職員，但由於她們屬於被扶養一方，並沒有被納入就業統計資料中。也就是說，潛在的中年自由職業者似乎更多。
在中年自由職業者的大軍裡，我採訪到了松本拓也，他敘述了自己常年作為非正式僱傭勞動者的心境。
「如今我已經43歲了，對於當下社會我不再抱有幻想。只要想到今後我仍然還是非正式職員，就覺得自己在社會上孤身一人，沒有寄託。」
拓也經歷了無數次非正式僱傭，僱主幾乎都是黑心企業。他曾在30多歲的時候就職於某大型銷售公司，月薪30萬日元且不久就成為副店長。但是，每月100多個小時的強制加班要求，迫使他不得不選擇了辭職。
之後，他開始在餐飲店工作，依靠打工，每月可入賬13萬日元。不久，他向餐飲店提出了改善勞動待遇的請求，卻遭到了解聘。失去工作的他一邊依靠最低生活保障補助勉強維持生活，一邊參加了職業培訓。
他沒有放棄，繼續尋找工作，終於尋得一份全職工作，即成為大型零售連鎖企業在東京經營的高階超市的營業員，就這樣，他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由於當下零售行業人手不足，薪酬略有上漲，拓也的時薪也達到了1260日元。因為店鋪通常營業到很晚，於是他主動要求在薪酬補貼較高的時間段上班。這樣，僅每個月的加班費他就可以拿到8萬日元；扣除社會保險等費用，每月到手的薪酬大約能維持在23萬日元。
即便如此，每當契約到期時，他都會擔心用人單位是否會續約。公司「終止派遣」了許多負責收銀的派遣職員，員工們也只能忍氣吞聲。用人單位可輕易裁掉非正式職員，一想到這種不確定性，他總是提心吊膽。
「隨著年紀的增大，找工作只會越來越難。我想今後無論再怎麼努力，恐怕也很難成為正式職員了。現有的存款也只是杯水車薪。今後，我該如何是好呢？」
他們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擺脫非正式僱傭，他們身上折射出了隱藏於社會中的貧困問題。h3當下，應屆生就業進入賣方市場/h3最近，媒體曝光了許多勞動者艱難的就業現狀，而勞動標準監督署對知名企業勞動糾紛的介入也逐漸增多。
近年來備受矚目的便是2015年電通公司24歲女職員的過勞自殺事件。在外人看來，她年紀輕輕就能夠進入求職意願度排名靠前的電通公司，可謂前途無量，但她受到職權騷擾，被迫加班，進入公司不到九個月，在聖誕節的清晨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一案件迅速被媒體曝光，厚生勞動省也介入了該案的調查。對於這樣的事件，我們不能置之不顧。
少子化問題導致勞動力人口劇減，對此，政經界無法坐視不理，開始重新考慮工作方式的改革。安倍晉三上臺後提出了「一億人口活躍」「打造全體女性大放異彩的社會」「改革工作方式」等政策，並陸陸續續地提出了眾多有關勞動的口號和史無前例的僱傭政策。
當下，應屆生求職是賣方市場。2019年3月畢業的大學本科生的希望就職率，至2018年9月1日就已達到91.6%，與上一年9月的88.4%相比，增長了3.2個百分點（根據recruitcareer公司的調查資料）。除此之外，僅就就業率（畢業生中已被聘用、錄用人數的比例）而言，2017年3月大學本科生的就業率為76.1%，2018年3月為77.1%，接近泡沫經濟破裂之前的水準（根據文部科學省的《學校基本調查》）。
我們再來看看就業的具體情況，就會發現正式職員的比例也在增長。
文部科學省公佈的2012年度就業資料中，將就業人員分成了正式職員和非正式職員兩類。其中，非正式職員指的是「勞動合同在一年以上且從事全職工作的人」（自2012年起，改為「勞動合同在一年以上且每週勞動時間為30至40個小時的人」）。參照這樣的劃分，我們再來看應屆生的就業資料。2012年3月，畢業生就業人數中，正式職員的佔比為60.0%；2017年3月，則為72.9%；2018年3月，則上升至74.1%（《學校基本調查》）。
根據上述資料，我們可以斷定，當下的勞動市場，應屆生就業已經進入賣方市場。h3被忽視的中年勞動問題/h3在就業形勢一片大好的情境中，我們忽視了一群重要的人，即在就業冰河期走向社會的一群人，如今我們稱他們為「中年自由職業者」。
大眾對於這一詞語的關注源於2015年。根據三菱日聯銀行調查資源處研究員尾畠未輝的估算，中年自由職業者逐年增加，至2015年增長為273萬人。
當然，與正式職員相比，這些人的積蓄較少，社會保險的加入率較低。再過若干年，他們將靠養老保險維持生活，但大多數人的養老金每月還不足7萬日元。如此一來，他們的生活就會越發拮据，最後只能依賴最低生活保障補助。但日本的財政能力恐怕無法負擔如此鉅額的低保補貼金，屆時甚至會造成低保補助制度的崩潰。
另外，我們應當思考，中年自由職業者群體為何會這樣龐大？
這一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一目瞭然的。在日本，應屆生求職之時沒能成為正式職員的，只能作為非正式職員進入社會。根據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所公佈的有關壯年非正式僱傭勞動者工作生活的相關報告（2015年），我們可以看到，一位25歲的男性非正式職員，5年後，也就是30歲時成為正式職員的機率為41.7%；10年後，也就是35歲時成為正式職員的機率為49.1%，換句話說，半數的人止步於此。倘若是一位30歲的男性非正式職員，35歲時成為正式職員的機率就只有28.0%。
畢業時遭遇就業冰河期的一代人，如今已經邁入中年（35歲至54歲），我們稱之為「就業冰河期一代」「迷惘一代」，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沒有獲得正式職位，生活依然很艱辛。
我們可通過文部科學省公佈的《學校基本調查》來聚焦就業率的變化趨勢。
在泡沫經濟破裂前，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始終保持在80%上下的較高水平；從1992年起，受泡沫經濟破裂的影響，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逐漸下降，1995年降至65.9%，而這只是就業冰河期的開始。連排名靠前的山一證券公司也於1997年宣告停業，整個日本的就業率每況愈下。據統計，2000年就業率首次低於60%，降至55.8%。2003年再次下降至55.1%，創歷史新低。這意味著每兩個學生中就有一個面臨就業失敗。
有必要說明的是，當時就業資料統計時將僱傭雙方簽有一年以上勞動合同的人員也納入，也就是說非正式僱傭也包含其中。換句話說，就業率核算時納入的就業人員既包含正式僱傭者也包含非正式僱傭者。筆者畢業於2000年，當時，每兩個學生中只有一個能找到工作，其中有多少應屆生是以正式職員的身份進入社會是不得而知的。2003年，20歲至24歲群體的完全失業率在9.8%，也就是說應屆生中有一成的學生是完全找不到工作的。
隨後，就業率有所回升，恢復至69.9%。然而，雷曼事件再次引發危機，2010年就業率降至60.8%。隨著雷曼事件的逐漸平息，加之從2007年開始，曾經的「成團一代」迎來退休高峰，企業方面為保證人才供給，2010年之後，應屆生就業逐漸轉為賣方市場。正如上文所述，2018年3月，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上升至77.1%，終於回到了泡沫經濟破裂之前的就業水平。
尋求職位的應屆畢業生們，彷彿乘坐著一臺隨著經濟變動而忽上忽下的過山車，他們的命運只能交由畢業那一年的時運來決定。h3對就業冰河期一代放任不管的後果/h3我們還能看到下面這樣的資料。
2017年，《就業結構基本調查》（總務省統計局）對具有本科學歷的男性勞動者的未婚率按照僱傭形態進行劃分和統計，20歲至24歲的男性勞動者的未婚率均超過95%，但與僱傭形態關聯不大。而35歲至39歲的男性勞動者，正式僱傭形態下的正式職員未婚率降低至24.7%，派遣職員及合同工的未婚率達60.6%，打零工和兼職職員的未婚率則高達79.4%。
根據日本勞動工會總聯合會釋出的《有關非正式僱傭形態下女性勞動者的相關調查（2017年）》，女性初職（初次就業所從事的工作）的僱傭形態影響了女性的結婚生子。初職為正式職員的，有配偶的佔70.9%；初職為非正式職員的，有配偶的佔比則只有26.9%。我們再來看看子女的資料統計，初職為正式職員的，有子女的佔54.1%；初職為非正式職員的，有子女的佔比則只有21.6%。
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的變化
倘若女性走出社會的第一步是非正式僱傭，這會極大地影響她的生育抉擇。
針對這一情況的調查統計，我們再來看看國立社會保障及人口問題研究所釋出的《出生變化基本調查》。該調查每五年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實施一次，2015年的調查內容為就經濟環境對於生育觀念的影響來看夫妻平均理想子女數的變化資料。
調查結果顯示，資料最高值位於泡沫經濟破裂前期的1987年，有2.67人；2015年的資料為歷史新低，僅有2.32人。結婚4年以內的夫妻的理想子女數只有2.25人，這也是歷史最低資料。我們再來看夫妻平均預計生育子女數的調查，資料顯示僅為2.0人。通過比對可以看出，夫妻平均理想子女數的資料已經顯示出少子化問題的嚴峻性，而夫妻平均預計生育子女數的資料更加凸顯了人們的迫不得已和在現實中的無可奈何。
夫妻平均理想子女數與平均預計生育子女數的變化
當然，少子化、老齡化是日本社會面臨的極大挑戰。2016年，日本的人口出生數量首次跌破100萬人，次年又以94萬人創了歷史新低。
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峰代少年（1971年至1974年出生）們早已過了生育年齡。而不可忽視的是，人數較多的高峰代少年以及後高峰代少年（1975年至1981年出生）正是經歷了就業冰河期的一代人。他們就算有合適的結婚物件，對邁入婚姻也是猶豫不決的，對生育孩子更是躊躇不前，他們的困難，我們不能忘記。
而且，現在仍有不少中年自由職業者由於前途渺茫，對婚戀遲疑不決。如此一來，不婚者和單身者自然而然地增加了。他們同父母居住在一起，當下還能夠靠著父母的養老金和積蓄來維持生活。一旦父母離世或者父母病重需要照料，他們的生活就會雪上加霜，更別提安享晚年了。對他們而言，貧困只有一線之隔。h3如此下去，低保制度將會崩潰/h3早在2008年4月，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就已經針對上述問題釋出了一份報告——《就業冰河期一代的危機》，向社會敲響了警鐘。
該報告指出，所謂就業冰河期應是1993年開始的十年。高中畢業進入社會的是1975年至1985年出生的一代人，而大學畢業進入社會的則是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一代人。但2002年公佈的求職年齡構成的基本調查顯示，就業人群的年齡通常在25歲至34歲，所以，我們把1968年至1977年出生的一代人統稱為就業冰河期一代。
報告指出，非正式勞動者（既非家庭主婦又非在學人員的無業者）的增加，也就是自由職業者的增加，將會導致約774.4萬人成為今後潛在的低保物件。倘若這些人需要依靠低保補貼金來維持生活，那麼累計則需要增加17.7兆至19.3兆日元的財政預算。
2015年3月，日本的低保物件人數達到了216萬人。之後略有減少，但依然保持在210萬人左右。從低保物件的年齡層來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接近45%，40歲至49歲的中年人大約有10%，這說明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人需靠低保補貼金來維持生活。長期以來，60歲至64歲接受低保的人數一直高於40歲左右接受低保的人數，但在2014年情況發生了轉變。
原本我們所稱的「迷惘的十年」如今變成了「迷惘的二十年」，這是國家沒有積極地解決僱傭問題而導致的。2000年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言論，即「自由職業者想法太過天真」「年輕人只想幹感興趣的工作」，而真正有意義的討論被忽視了。然而時光飛逝，曾經的「年青一代」成了中年人，成了中年自由職業者，但真正有多少人意識到他們的艱難就是國家的艱難呢？事實上，他們的就業危機會導致消費低迷和國家稅收的大幅降低。h3筆者的親身經歷/h3筆者常年致力於研究和探討就業冰河期，這一研究的起因是筆者對於自己以及與自己處於同一年齡層的朋友們的工作方式產生了困惑。
筆者於2000年大學畢業，據統計，那一年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首次跌破60%，也就是說能找到工作的人只有一半。筆者曾向100家公司提交了簡歷，並接受了50家公司的面試，最終只收到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正式聘用通知，擔任綜合職位。不久，筆者辭職，再次踏上求職之旅，最終在一家專業性報社尋得一份正式僱傭工作，而那時這家報社根據《民事再生法》的規定剛剛提交了重建申請。
一年後，受到《週刊經濟》的邀約，我成為該週刊的契約職員。對方邀請之時就說「最開始只能從契約職員做起」，所以我同每日新聞社達成了合同一年一更新的約定。
工作內容包羅永珍，我也夜以繼日地投入工作中。媒體行業似乎沒有勞動時間一說。由於雜誌的校閱時間往往截止到凌晨，有時我就蓋著報紙在編輯部的沙發上小憩一會兒，第二天早上又繼續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