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沒過多久我就對自己是契約職員的現狀感到焦慮。因為這意味著這份工作未來不太穩定。倘若想成為正式職員，我就需要參加筆試並通過才行。另一方面，我逐漸適應了工作節奏，許多讀者閱讀了我寫的報道和特輯，特意寄來感謝信。長此以往，我越發覺得這份工作是十分有價值的，今後就算一直做一名契約職員，我也無怨無悔。就這樣，我一直在這種焦慮和滿足之間搖擺不定。
而且，環顧四周，我發現身邊無論從事哪一行業的朋友，雖然都能夠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但他們總是乘坐最後一班電車回家，一如既往地無償加班，甚至連週末也必須工作，這讓他們感到筋疲力盡。
我突然意識到：「大家都這麼辛苦，這是合乎情理的嗎？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嗎？」
《週刊經濟》雖然對於宏觀經濟頗有見解，但始終將勞動問題看作是與經濟、企業經營相對立的問題，但我覺得「正是個體勞動塑造了宏觀經濟」，「倘若工作使得年輕人疲憊不堪，未來我們將會面臨更大的危機」，就這樣，我決定開始我的採訪工作。
我向編輯部提交了計劃書，但由於當時的言論一致認為「年輕人想法太過天真」，所以我的計劃書並沒有被批准。而且，當時人們更關注中老年勞動者的裁員問題，年輕人的僱傭問題始終不受重視。
那時，「非正式僱傭勞動者」這一詞彙尚未被大眾熟知，非正式職員仍被稱為「フリーター」（自由職業者）。日語「リクルート」（招聘）一詞源於1987年，而「フリーター」（自由職業者）一詞是由「フリーランス」和「アルバイター」合併創造的詞彙。當時，這一詞彙會使人聯想起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以及謳歌自由的年輕人，這也是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事態嚴重的原因之一。
2003年，我的計劃書未被採納，我便有了辭職的念頭。當時也有若干家公司邀請我加盟，我對跳槽一事猶豫不決。年輕氣盛的我找到了當時在任的伊藤忠商事社長丹羽宇一郎，向他傾訴了我的苦惱。面對因計劃書未被採納而唉聲嘆氣的我，丹羽社長勸說道：「三次，你再嘗試三次。再三請求，相信你的上司肯定會被打動的。倘若還未通過，辭職也為時不晚。」
於是，我下定決心，繼續嘗試向上層提交計劃書。當我第三次提交計劃書的時候，終於得到了肯定的答覆。當時正值政府頒佈了《國民生活白皮書》，提出要關注15歲至34歲高達417萬人的青年自由職業者群體。之後，我寫了幾篇特別報道，而2005年發表的《子女們悲慘的職場生活》反響十分強烈，後續還進行了連載。報道中提出了眾多議題，包括正式職員與自由職業者一生的收入大概存在2倍至4倍的差距，自由職業者和啃老族的增加將會導致2030年財政收入縮減約6兆日元，以及這些問題對於宏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等。報道的內容道出了形勢的嚴峻，並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我很自豪自己能夠帶領大眾來關注就業冰河期。h3無力的日本壯年一代/h3然而，當時的情況並沒有什麼改變。我很是擔憂，這一群體步入中年後，事態會越發嚴峻。
中年自由職業者的出現，正值經濟蕭條期，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他們無法成為正式職員，而且正式職員的職位數也極為有限。進入非正式僱傭的他們，「難以學到工作技能」，就算「有足夠的技能也不被重用」。長此以往，哪怕經濟復甦、工作崗位增加，他們也仍然無法得到稱心如意的職位。
另一方面，社會又普遍認為，既然是正式職員，那就應當加班加點地工作，但一些人覺得「這樣下去恐怕自己幹不動了」，這導致拒絕成為正式職員的人也不在少數。根據2016年厚生勞動省釋出的《兼職勞動者綜合實際調查》的資料顯示，選擇兼職勞動的人當中，10.3%的人認為是「體力原因」導致自己無法負擔正式職員所應承擔的工作。
是選擇加班加點的正式職位，還是選擇僱傭關係不穩定的非正式職位？
許多人在兩個選項之間徘徊。曾經有一段時期，許多育兒期的女性無奈地選擇了非正式職位。然而，這一選擇在男性中也逐漸增多。我們隨之聽到了這樣的聲音：「我需要那麼拼命地工作嗎？有必要執拗於正式職位嗎？它真的那麼重要嗎？」
於是，一些人產生了自我否定。就算有人想要轉為正式職員，「到頭來事與願違」的絕望讓他最終選擇了放棄。
就業冰河期一代相信，只要努力，總會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然而，現實並不盡如人意，他們的努力得不到認可，用人單位對他們的承諾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如此一來，他們對企業和社會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感，更喪失了努力的幹勁。
大企業一路引吭高歌，彷彿進入了新時代。財政部發布的《法人企業統計調查》顯示，企業內部儲備的利潤收益（除去金融、保險）每年都在增加，2017年度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0兆日元，總額為446.84兆日元，已連續六年打破歷史最高紀錄。
國稅廳公佈的《私企薪酬狀況調查》中有關中年勞動者平均年薪的資料顯示，中年女性的年薪一直保持在300萬日元上下，而壯年男性的年薪每年都在減少。我們來看一下各年齡層男性的平均年薪的變化。1997年、2006年和2016年，35歲至39歲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別為589萬日元、555萬日元、512萬日元，20年間年薪減少了77萬日元；40歲至44歲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別為645萬日元、629萬日元、563萬日元，減少了82萬日元；45歲至49歲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別為695萬日元、656萬日元、633萬日元，減少了62萬日元。
薪酬曲線（以時薪為單位）
厚生勞動省對全職勞動者中正式職員和非正式職員的工資差額（以2017年的薪酬為例）進行了調查，40歲至44歲的非正式職員，時薪為1294日元，為正式職員的63%；45歲至49歲的非正式職員，時薪為1270日元，為正式職員的56%；50歲至54歲的非正式職員，時薪為1259日元，為正式職員的52%。隨著年齡的增加，差距逐漸拉大。
對於上述問題，我們不應該置之不理。h3本書構成/h3為何正值壯年的他們無法找到稱心的工作呢？
本書將聚焦中年自由職業者，他們是日本經濟逐漸恢復時期被置之不顧的一代，我想去採訪他們所經歷的苦痛。經過無數次對當事人的採訪，我發現他們甚至已經失去了憤怒，有的只是對生活的無奈。
下面是本書各章的內容提要。
第一章，我將介紹幾位30歲至45歲的中年自由職業者，講述他們的艱辛勞作。為養家餬口兼職三份工作的43歲男性，以派遣身份再次進入職場的40歲單親媽媽，在自治區做著看護工作、屬於非正式職員的37歲男性，他們都是典型的「被經濟繁榮期忘卻」的人。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所謂的「為自己的決斷負責」這一邏輯的不合理性。
第二章，我將談論逐漸浮出水面的女性就業問題。我特別想提出的是「生育期解僱」和「生育期職權騷擾」的問題。以懷孕為由頭終止派遣勞動合同，強迫員工值夜班導致其流產，我採訪後得到的竟是這些血淋淋的現實。女性所體會的「工作之艱辛」也關乎社會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
第三章，我將換一種視角介紹僱傭矛盾的行政處理方法。重視僱傭的企業是如何培養人才的？它們有怎樣獨特的方法？如果這些方法得以在日本全國推廣，中年自由職業者的不幸也許不會重蹈覆轍。
對於個體的採訪也許會讓人看不到整體的趨勢，而只看統計資料又無法體會到個體的苦痛。本書將結合當事人的採訪和各種統計資料來分析問題的本質。
最後，除第三章對企業的採訪外，本書記錄的所有人名均為化名。
勞動標準監督署是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地方派出機構，負責監督《勞動標準法》《最低工資法》和工傷賠償等的實施。——譯者注
厚生勞動省，日本主管醫療、福利、保險和勞動等行政事務的中央行政機關。——譯者注
希望就職率是已被聘用、錄用人數除以希望求職人數而計算得出的。——譯者注
文部科學省，日本主管教育、學術、科學技術及文化的振興普及的中央行政機構。——譯者注
2008年，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由於投資失利，在談判收購失敗後宣佈申請破產保護，引發了全球金融海嘯。——譯者注
「成團一代」是指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數年間出現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一代人，日文為「団塊世代」。——譯者注
總務省是指日本主管有關國民經濟及社會生活基礎的國家基本體系的中央行政機構。——譯者注
日本勞動工會總聯合會是1987年經改組成立的日本主要民間工會的全國中央組織，又簡稱「聯合」，此處日文為「連合」。——譯者注
高峰代少年是指「成團一代」的孩子們，日文為「団塊ジュニア世代」。——譯者注
日本的許多公司設有綜合職位（総合職）和一般職位（一般職），綜合職位是指除了負責日常業務以外，還需承擔擬訂企劃方案等需要綜合判斷業務的職務，相對於一般職位，綜合職位更容易獲得晉升。——譯者注
《民事再生法》是日本規定經營不善的中小企業重建手續的法律。該法律是2000年在廢除原有的《和議法》後實施的。——譯者注
《週刊經濟》（週刊エコノミスト）是日本每日新聞出版社創辦的財經專業週刊。——譯者注
源自英文「recruit」，意為招聘。——譯者注
源於外來語「freelance」，意為「自由騎士」「自由行動者」。——譯者注
源於德語「arbeiter」，意為「臨時僱的勞動者」「打工者」。——譯者注
壯年一代日文為「働き盛り」，直譯為一生中最能幹活的年紀，意指年富力強、精力旺盛的時期。——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