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搬到滋賀縣後，在附近的大型電器公司或汽車公司的生產車間幹組裝的活。然而，由於業務驟減，合同還未到期他就被解僱了。隨著工廠生產計劃的調整，人員僱傭也要隨之調整，現實往往很殘酷。對工廠而言，提高效率和減少成本才是最主要的；對打工的人而言，工廠的經營狀況至關重要，他們隨時可能會因為工廠的不景氣而風餐露宿。
以前，勞動市場上還存在著日工、離鄉外出務工這樣不穩定的勞動形式。然而，近年來，這類不穩定的勞動形式又以另一種面目登場，企業不是直接僱傭合同工或臨時工，而是通過承包公司或派遣公司來僱傭人員，這使得責任的承擔變得模糊，且變相地加劇瞭解僱的頻率，更讓人覺得企業毫無人情可言。
拓也又重新開始了求職之路，由於他沒有駕照，在小縣城找工作十分困難。因為像銷售、看護等缺口較大的職位，通常都需要開車跑外勤。
他想要考駕照，卻苦於沒有學車的資金，就算去人才市場註冊，駕照也是申請求職的基本條件之一。
就這樣，拓也被求職的種種困難壓得喘不過氣來。有時為了排解鬱悶，他也會去各社群設定的婚介所碰碰運氣，但總是不出所料地吃閉門羹。
婚介所裡年長的工作人員勸說他道：「你如果能找份工作或者願意做農村的上門女婿，那就有結婚的希望。」他經常在街上看到婚介所的宣傳資訊：「唉，這些資訊大概都是跟無業遊民和低收入的男性毫無關係的吧。」
他在那一瞬間感覺自己是個徹底的失敗者。對中年自由職業者們來說，連婚姻都成了奢望。h3依然憧憬渺茫的未來/h3拓也一邊在工廠做著短工和臨時工，一邊執著地求職。終於，好運降臨，他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本書序章也稍有介紹，這是一家位於東海地區的經銷酒水的公司，他的身份是契約職員，每月工資30萬日元。雖然每月需要加班70個小時，但對於33歲的他而言，這的確是一份難得的工資與年齡相符的工作。
他被外派到靜岡縣的分店，公司還給他配備了宿舍。他以契約職員的身份加入，同時也是副店長。全店的正式職員只有店長一人，契約職員有兩三位，剩下的都屬於臨時職員。除了臨時職員外，其餘職員每月固定加班83個小時，年初年末的時候甚至達到130個小時。
然而，公司並不會補貼加班費。拓也想：「這樣工作下去，過勞死也不是沒有可能，零售行業能幹到四五十歲嗎？」他不禁產生了疑問。
他周圍的營業員陸續辭職了。根據厚生勞動省公佈的《僱傭動向調查》（2017年），我們來看一下各行業離職的動態變化。離職率最高的是住宿餐飲服務業，高達30.0%，拓也所在的批發零售行業，離職率為14.5%。有人辭職，就有人獲得就業機會，這個社會就是如此。
經濟的通貨緊縮也會導致零售行業缺乏秩序，許多店鋪因此捲入價格戰，經營變得困難。拓也所在的店鋪被合併，不久，他被外派到東京工作。工作仍然是加班不斷，拓也想：「就算是過勞死，也要再堅持堅持，至少要得到與自己勞動等價的收入。」於是，他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水，沒料到，公司隨後就終止了與他的勞動合同。
拓也為了生計，之後在配送中心和食品工廠值夜班，開始了按天結算的日工。他漸漸意識到：「再怎麼焦急也找不到正式工作，伴侶就更別想了，我大概會就這樣迎接自己的40歲、50歲吧。」
餐飲業和零售業的工作崗位不少，薪水卻不高。而且，非正式職位較多，升職遙遙無期。根據國稅廳釋出的《私企薪酬狀況調查》，批發零售行業的平均薪水（包含獎金）為364萬日元，其中19.5%的人處於100萬至200萬日元這一區間（2016年）。
拓也為了擺脫失業後只能打零工的局面，選擇了暫時休整，以調整心態。為了節約生活費，他搬到了月租金4萬日元的公營住宅。他每月可以領到15萬日元的失業保險金，這樣基本可以維持生活。趁此，他決心再找一份正式僱傭的工作，並進入職業培訓學校，開始了計算機技能的學習。
通常來說，非正式職員即便在一家公司持續工作了較長時間，也很難轉正升職。更何況拓也所在的零售行業，轉正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零售行業為了降低成本和擴大利潤，壓縮了晉升空間，並且行業內的跳槽、加薪、轉正都並非易事。除非考慮轉行，否則在這個行業中很難擺脫不穩定僱傭的狀況。
許多企業對非正式職員「過河拆橋」，「轉正渠道不過是徒有虛名」，它們剝奪了年輕勞動者成長的機會。通常來講，倘若無法進入企業中摸爬滾打，就很難真正學到企業所需要的職業技能。
一方面，企業總是強調「只有嘗試著一起工作，才能看出這個人的真正實力」；但另一方面，大多數企業採用間接僱傭，由人才公司來選拔人才或將人才選拔外包給其他公司，這樣一來，企業就越發缺失挖掘人才的能力了。
非正式職員倘若一直在同一家企業奮鬥，那麼其轉正還是有希望的。一旦換了企業或事業出現了空當期，就算重新接受職業培訓，也很難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對於非正式職員的晉升，我們是不是需要嘗試建立新的僱傭制度？這樣，他們才有機會一邊工作一邊接受職業訓練。
當下，企業已經沒有餘力來培養人才了，那麼國家行政部門就應當輔助企業，並逐漸完善僱傭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