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始終沒有著落的她越發焦慮，只能在派遣公司註冊登記。她想：「這總比沒有工作要好吧。」數不勝數的年輕人和她一樣，畢業後以非正式職員身份步入了社會。h3跳槽的最大阻礙——三十九歲的博美/h3體會到就業冰河期艱難的絕不只有男性，相反，女性所面臨的就業現實更為殘酷。
水野博美，今年39歲，2002年畢業於東京某知名私立大學，那一年她體驗到了就業冰河期的殘酷。
開始著手找工作的她，給將近100家企業投了簡歷，只要有面試機會，她都會參加，但直到畢業，她都沒有收到任何錄用通知。就業始終沒有著落的她越發焦慮，只能在派遣公司註冊登記，等待派遣，她想：「這總比沒有工作要好吧。」隨後，她學習了職場禮儀，並參加了計算機技能的研修，得到了一份文職工作。在就業冰河期，有數不勝數的年輕人和她一樣，畢業後以非正式職員身份步入了社會。
她簽訂的派遣合同每三個月一更新，剛進入社會的她，許多方面難以適應，短期的契約隨時都有可能中止，她每天都感到十分焦慮。在單位，她拼命地適應工作的節奏。在同一家單位工作三年後，她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工作上也能獨當一面了。上司誇獎她說：「你要是能成為正式職員就好了！」聽到這話，她覺得上司暗示她有轉正的機會，感到十分開心。
但結果事與願違，因為2004年日本出臺了新的《勞動者派遣法》，規定了僱主與僱員之間的「三年之約」。「三年之約」對於就業冰河期的一代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是之後中年自由職業者數量增多的原因。
下面，我將再次論述「三年之約」的主要影響。法律規定同一派遣職員在同一公司工作三年以上，被派遣方的企業需要將該職員直接聘用為正式職員或契約職員。這項規定被稱為法律的「作為義務」。但事實上，這不但沒有促使被派遣方直接聘用派遣職員，反而導致了「三年裁員」的惡果。
另外，「三年之約」還導致契約職員、兼職職員、臨時工等直接僱傭的合同期限的上限變為三年。三年，是能夠逐漸適應職場、工作單位，並在工作上獨當一面的時間。倘若每三年就要被迫跳槽，員工們則很難積累工作經驗，只能一直重複著非正式僱傭的工作。
之後，「三年之約」派遣職員的裁員問題得到了一定的關注，轉正的情況也略有改善。但是，倘若企業僅僅是為了遵守法律來實施這種僱傭政策，那麼其實僱傭體制的核心並沒有變化，這種僱傭只不過是「名義上的轉正」而已。
博美在派遣期快滿三年的時候，被終止了派遣合同，她沒有晉升為正式職員。在那之後，她幾乎每一到兩年就不得不跳槽。她同時也進行著正式職員的求職活動，從28歲起，許多面試官都會問她是否有結婚的計劃。之後，她在派遣期間結了婚，再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則會問她有沒有生孩子的計劃。儘管根據《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的規定，在面試過程中詢問求職者今後的結婚生子計劃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最終，她的求職之路越發艱難，35歲過後，她仍然是一名非正式職員。由於博美已經結婚，在統計時她並沒有被算作中年自由職業者，但她面臨的問題不正是中年自由職業者的問題嗎？
「倘若女性想成為正式職員，就要放棄結婚生子嗎？」博美的內心不禁感嘆道。h3學童保育制度離不開非正式職員的功勞——真澄/h3「由於從最開始我就沒經歷過正式僱傭，所以我便認為自己只能止步於此。」
櫻井真澄（45歲左右）對自己的前途已經麻木。
真澄大學畢業後就入職了一傢俬營企業，擔任銷售員。她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生活很不規律，還承受著很大的績效考核壓力。她在大學期間考取了小學教師職業資格證，並一直想從事兒童教育方面的工作，於是一年後她選擇了辭職。
之後，她在當地學童保育機構找到了一份工作，擔任學童指導教員。學童保育機構是基於兒童保護法而建立的公益組織，法律上的正式名稱為「兒童課後健康教育事業（兒童課後託管所）」。在當下，許多家長工作繁忙，孩子們放學後則「無家可回」，這一機構針對的就是這些上小學的孩子們，通過開放小學的空閒教室等，為他們提供一個放學後學習、遊玩的地方。真澄很高興自己能有機會在學校工作。
根據厚生勞動省釋出的《兒童課後健康教育事業的實施情況調查》（2017年），兒童課後託管所在全國有2.46萬所，註冊兒童人數達到117.12萬人。而學童指導教員中，正式教員的比率很低，全國正式教員佔比達到50%的行政單位只有山形縣和沖繩縣。從全國來看，正式教員人數只佔27.6%，也就是說，從事學童保育工作的主力大多是非正式職員，真澄也是其中之一。
真澄所在的單位一個正式職員都沒有，所有的工作都依靠非正式職員，換句話說，工作第一年和第十年，薪酬是沒有差別的。雖然多多少少還有一定的退休補助，但津貼是一分都沒有的。真澄覺得這樣的規定很不合理，於是她向上級主管部門反映了相關情況，並希望改善待遇。上面直接拒絕了她的請求，並答覆道：「我們不能給你開特殊通道。」
有時她又會想：「畢竟這兒可以一直工作下去，能不能轉正也不太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她一直存有疑慮：如果在這裡有任何工作上的失誤，按理應當由政府部門的正式職員來承擔責任，但事實上恰恰相反，在基層工作的非正式職員往往要替他們背黑鍋。既然是這樣的話，非正式職員就應該轉正。就轉正的問題，她也向上級主管部門詢問過，上面的答覆是：「一年期剛滿的職員就想轉正，這是不可能的。」對於她的疑問，上級主管部門總是漠然置之。
過了35歲後，真澄對工作更加焦慮了：「要是之後我生病了，比如患了乳腺癌，不得不休息，那該如何是好呢？」
真澄這麼多年都是一個人生活，她有時想，要是自己30來歲的時候結了婚，也許現在的生活會不一樣吧。如今獨居的生活20年來一成不變，每月到手的工資10多萬日元，也攢不下，只夠餬口，生活過得清貧；而且，假如有一天父母身體不好，需要照顧了，那生活就更加艱難了。
「我喜歡學童保育的工作，這份工作能通過自己的思考來實踐，而不是簡單地墨守成規，我覺得很有意思。」她這樣說道。
但同時，她又談道：「我越來越感到體力不支，孩子們經常跑來跑去，酷暑天要長時間地跟著他們，身體實在吃不消。到了五六十歲，我還幹得動嗎？」
每天，她都在處於這樣的焦慮之中。h3非正式職員和正式職員之間的待遇差別/h3博美就這樣一邊堅持著這份派遣工作，一邊試圖尋找一份正式僱傭的工作。但就目前的就業形勢而言，一旦從事過非正式僱傭工作，再想跳槽到別的企業成為正式職員可謂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