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調查，從事護理行業的女性非常多，在職場女性中，每20位女性之中就有一位從事護理行業（保健師、助產士、護理師、準護理師）。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護理行業在編人員有166萬人（2016年），其中女性佔90%。除此之外，日本護理協會的調查顯示，在醫院從事護理工作的在編人員的離職率有10%。也就是說，這個行業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如勞動時間較長、加班時間過多、夜班負擔較重等，且這些問題已越發嚴峻。
在這些問題的背後，女性生育期騷擾也不可忽視。
日本醫療勞動工會聯合會釋出的《護理人員的勞動情況調查》（2017年）顯示，2014年4月之後懷孕的護理人員，只有26.4%的人表示「一切順利」，30.5%的人經歷過先兆早產、流產，10%的人經歷過流產。
我們再來看一下較早的一些資料，厚生勞動省釋出的《護理人員就業狀況等實際調查》（2010年度）中，有一個問題是「生育和照料第一胎的時候想得到哪些制度的支援」。答案中排名較前的有「免除夜班或者減少夜班的次數」「免除上班時間以外的加班」等。這樣看來，護理行業的狀況絲毫沒有改變。
隨著老齡化問題逐漸嚴峻以及醫療技術的發展，一線的工作會越來越繁忙。因此，在一線工作的女性也許會在生育期面臨重重困難，這也會導致她們離職。h3公務員世界的鉅變——四十歲的弘子/h3公務員的世界似乎總是「安穩」的，但沒想到的是，公務員的工作狀況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隨著臨時職員和非編制職員的增加，「懷孕分娩就等於僱傭終止」這樣的現象越來越頻繁。
宮田弘子，今年40歲，在東京某單位工作，她研究生畢業之後，成了一名非編制公務員。她的合同每年更新，最多可以續約五年，在第四年的時候，她懷孕了。她本想向單位的同事打聽一些事項，結果發現，單位裡經歷過懷孕生子的非編制職員一位也沒有。
因為懷孕初期反應嚴重，她有時會遲到早退，上司警告她，這會影響她的工作績效考核。之後，上司對她的態度很強硬，說道：「我們這兒非編制職員沒有懷孕生孩子的，你要想繼續工作，就不要請假。」
弘子想，最好能夠向單位請育兒假，這樣工作上也不會耽誤太多，但沒想到的是，她次年的勞動合同就被終止了，她遭到了解聘。單位給的理由是「下一年度業務預算不足」，但以往的非編制職員都能夠幹滿五年，這樣看來，單位是因為她懷孕而終止了勞動合同，這才是真正的理由。這件事已經過去五年了，但如今的狀況絲毫沒有改變。
當下，許多行政部門的非正式僱傭人數都有所增加。據總務省的調查（2017年），市級、町級、村級的非正式僱傭公務員高達64.3萬人，九年期間增加了19萬人。他們的工作待遇不佳，與正式職員有較大差距，工資收入僅是正式職員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在這些非正式僱傭人員中，有不少懷孕的女性面臨繼續就業的困難。
國立社會保障及人口問題研究所公佈的《出生動向基本調查》（2015年）顯示，如果懷孕（第一胎）之初是非正式職員，能夠申請育兒假並繼續在該單位工作的人僅有10%（結婚和分娩在2010年至2014年之間），而正式職員的話，比例則有59%。
從弘子的遭遇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差異顯然不再是普通企業所面臨的問題了。
懷孕原本是可喜可賀之事，新生命在眾人的慶賀聲中來到這個世界多麼令人欣喜，然而現實十分可悲，在職場打拼的女性一旦懷孕，就要一直向周圍的人重複地說「抱歉」。法律原本規定了女性在妊娠、分娩之時應受到保護，但許多單位無視這樣的規定，單位的強壓導致不少女性冒著流產的風險仍在拼命工作。
若想平安生下孩子，有些女性只得辭職，她們覺得「辭職總比工作上產生糾紛或矛盾要好」，但辭職的後果往往只能自己默默忍受。這樣的情形在眾多專職人員的身上也屢見不鮮，於是出現了惡性迴圈，承擔護理、看護、托兒等許多家庭所必需的社會服務職能的機構流失了大量人才，必要的社會保障功能也隨之下降。
倘若事態進一步發展，也許會有一些人為了照顧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而不得不辭職。如此一來，企業效益下降，政府的稅收隨之遞減，再進一步發展則會上升到國家層面。
專業技能職位是許多人通過努力獲得的，這些專業人員因生育而被迫離職，相比普通企業職員的生育期離職，意義不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