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買了火車票，隨著人流上車，目的地：上海。
站臺上安靜地停著白色的動車「和諧號」，雨中，人從四面八方來，進入車廂，車廂裡聲音不算太大，有人看電腦，有人翻晚報，晚報上照例會有兇殺偷情、股票指數以及長久不衰的男科醫院的廣告。因為不算是遠行，很多人更是辦完事當日便回，於是站臺上缺了分手離別的戲碼，沒有人淚眼漣漣送別愛人遠行，似乎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生離。就連北方車站常備的樂曲《地久天長》都欠奉，動車靜悄悄地啟動，告別城市，駛向田野。
但這條鐵路線上，何止生離，又有多少死別。每次從「民國首都」南京出發，在車上看西裝革履、正襟危坐的諸君，看他們江浙人的臉，便想如果人人再戴頂禮帽，或許眼前就是1937年的列車了。
從南京、從蘇州、從上海周邊的城市向上海進發。這條路讓我浮想聯翩，這些行走在寧滬杭的人與那些民國年間奔走在這條線上的人，他們所見的可是同一個山河大地？或許，胡蘭成在南京開完會，會穿一襲長袍，在這滬寧路上計算著接近張愛玲的距離；或許，戴笠穿了便衣，手裡緊握著他的皮包，在列車的晃動中，盤算著如何向杜先生開口。民國，是江浙才俊的天下。而此時此刻，「和諧號」上的江浙人又有怎樣的愛情？怎樣的生意？怎樣的隱衷？怎樣的抱負？
不同的是，幾十年後這條鐵路提速了。白色的「和諧號」靠在上海站的時候，忽然想起上學時，班上有一個上海同學，大家喜歡當著他的面講上海人的笑話。先把北京人貶損一下，說北京人把外地人都當「下級」，而上海人則把外地人都叫做「鄉下人」。
70年代末，我父親的學校要組建一支樂隊，要他出差去上海買樂器。那時候出門要開介紹信，換全國糧票，出遠門是件驚天地的大事。上海回來後，我父親談論最多的是上海的飲食，他說吃不慣上海菜，說：上海菜太甜。我的上海同學叫顧崢，他到北京來一開始不能吃羊肉，說那股羶味，讓他受不了。是不是這就是南北差異？
1997年，我和他一起去上海看電影節，讓我驚異的是，那時候的上海滿街都是紅燜羊肉的店子。顧崢也很久沒有回家了，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怎麼這麼多羊肉？」他很自信地帶我去找公共汽車站，結果發現很多車站已經遷走，一年不見，上海和他見外了。以前熟悉的公交系統，如今冷落了他，讓他失落。他不肯像「外地人」一樣問路，買了一份新版的地圖滿頭大汗地自己找，我和他開玩笑：你是上海人嗎？
他沉默，他已經不認識這個比孫悟空變化還快的城市了。後來他立志考學，中戲博士畢業後留在了北京，很少回上海。每到梅雨季節，他就會說，「太潮了」，這是他不願意回上海的理由，還是他思鄉的藉口？
這次到了上海，夜間無事，我一個人沿著馬路往前走，竟然發現有好幾家蘭州拉麵，間或在梧桐樹下隱隱約約出現的賣沙琪瑪的新疆人，他們一起構成了一道超現實的景觀。在我的常識裡，泡飯是上海人鍾愛的主食，談到麵條也應該是蔥油拌麵與陽春麵構成的絕對權威。這麼多的蘭州拉麵，它們的食客是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來自西域的蘭州麵館如雨後春筍般在上海街頭落戶，上海人胃口變了？我不得其解。
夜深人靜，細雨飄落，遠遠地看到一家拉麵館，藍色的燈光依然閃亮，門口的火爐青煙瀰漫，讓我想起張愛玲對上海的描述：人已進屋，弄堂口的火爐裡還飄著一縷青煙。望著這上海灘上的蘭州，我不由得邁步而入，小店倒也清靜，沒有一個食客。點了一碗拉麵，熱氣騰騰，非常地道。我想，如果我是蘭州人，這四堵圍牆在上海灘就為我圍起了一座故鄉，舌根上有最頑固的鄉愁，有識別我們不同基因的密碼。
現在的上海，隨處可見其他菜系的餐館：粵、湘、魯、川，還有新晉的蘭州拉麵……不同菜系的餐館林立，說明有不同的人湧入到了這座城市，而這些餐館也變成了他們的「故鄉」。這座城市如今性格里多了些包容，這種變化並不需要去看檔案做調查，只要看看滿街的各色菜館，就會明白。
以前，在電影界有一個故事。據說，某上海攝製組關機的時候聚餐，製片主任站起來高聲說，「各位，今天我們一定要一醉方休！」然後回身對服務員說，「小姐，請上一瓶啤酒。」
今天的上海一定編不出這樣的故事了，只是不知道現在如果顧崢回到上海，面對不同的菜館，是不是會覺得上海不見了，那他又去哪裡找他的故鄉呢？
原載《中國週刊》（2009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