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翊、賈樟柯
1998年，賈樟柯二十九歲，處女作《小武》備受馬丁·斯科塞斯激賞，認為是讓他「又想拍電影了」的「動人、精準」之作，令賈樟柯牛刀小試即已是鐫銘在各式國際電影獎座上的名字，廣電總局卻正式禁止他拍攝電影。租不到攝影裝置，也沒人敢曬印他的底片，想來是極窘迫的境地；十一年後獲解禁，某種程度上算是得到官方認可，卻顯然沒有搖身化作諛世的作者。刻下的他簡單、溫柔、從容，身上還帶著朝早北京豪雨的痕跡；話語間，亦分明托出一個率直、磊落的形象。
記憶危房
談起新作《海上傳奇》（以下簡稱《海》），賈樟柯回憶，如果說在頭十年主要是「變革」影響了他的創作，那現在這個靈感的來源則是「歷史」。他著迷於歷史中的對抗，渴望窮究它究竟如何發生。譬如革命裡，那些人是如何被燃燒？革命對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時他們選擇某個主義某種生活方法，心理契機是什麼？這樣的發問，他說，來自他感情交流充沛的家庭，以及父親作為被牽連者，對「大躍進」、「反右」等歷史事件的言傳。一些故事他至今想起仍難以平靜，而這種敏感或許已成基因，令他做不成局外人。
論及藝術，創作究竟是以個人為基座的建築，還是回應公共領域的生產，是常被爭議的話題。當然，群體記憶、國家敘事、時代傳奇與小民悲歡交織，貫穿公共和私人的生存領域，成為「可經驗的」；亦不可避免地遭遇反問：游離散漫的個人經驗具體說來究竟如何構成歷史，或反過來，抽象平白的歷史何以成為個人經驗？如羅蘭·巴特所言，公共歷史是一種不可經驗的虛構，真實存在的只是無數（由個人存在測度的）小歷史的鳴響和嘈雜的和聲。
著眼於此，簡率言之，《海》在中國眼下極其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下，側寫中國近代歷史驚險離奇的波瀾，是一場精彩的試驗。它不是一種將苦難過濾的、浪漫化的集體懷舊，反而是直陳歷史的兇險，撕毀政治表述，並醫治社會的集體健忘症。不然，時光的縫隙填不滿，人生就成了危房一座，修到頂才發現，沒有任何回憶可做支撐——何其悲傷。但需要說明的是，在我看來，《海》講述歷史細節，卻仍是結構性的作品，它頂多幫你扶正危房的樑柱，打點殘破，令你有心用你自己找回的歷史碎片彌補牆上的風洞成為可能；毋須指望它直接把歷史的磚塊交予你雙手，彷彿記憶可神話般瞬間豐滿。這大概也是影片屢遭誤讀的原因。
所以，賈樟柯雖說「這故事外國人也能懂」，或許只是在說情感面粗淺的共鳴。當愛國實業家張逸雲的孫子張原孫這頭唱起iwishiknew，那頭許冠傑「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浪子心聲柔軟如清波盪漾，映照起城市景象光怪陸離，能透過一百二十分鐘、十八個篇章看出無窮風物，會晤導演對歷史微薄的慰問的，恐怕需要擁有跟賈樟柯類似的縱橫曲折在心裡顛簸——這樣，當蘇州河上的太陽快要落到東海里了，心裡的蕭條，才會半明半昧地開始；於是得以目睹：金光燦爛在海上起伏，現實和過往的悲歡就這樣打成一片。
歷史的痣
楊翊聽說拍《海》跟香港有點關係——是讀了李歐梵的《香港，作為上海的「她者」》。對於香港觀眾來說，為什麼要看《海》，其中有沒有特殊的聯結和意義？
賈樟柯如李教授所言，有密切的血脈關聯。上海是移民城市，開埠之初接納了很多閩粵人，租界建立後很多粵港經訓練的職員亦遷入上海。單講電影，像蔡楚生、阮玲玉、韋偉，都是廣東人。但滬港間真正密切聯絡、帶來香港城市改變的是兩次移民。一是抗戰，上海資本家、文化界人士遷港。接著是1949年，不僅形成「南來文人」，也形成上海人小區（北角曾叫小上海）。我採訪很多香港人，他們就會回憶五六十年代滬人到港給日常生活層面帶來的變化，譬如本地港人最早看到冰箱、空調等現代化設施，可能是上海家庭帶來的。文化界，大批導演、演員、劇作家、電影工作者、教授等上海1949年前的文化精華到了香港，像姚克、劉以鬯、曹聚仁，香港變成一個人口密度高但精英密度也很高的城市；資本也遷移過來，都為其70年代轉型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資本、人才、教育資源。
《海》三分之一篇幅談在香港的上海人，他們是香港的一部分。香港觀眾可以通過電影瞭解跟他們共存一個時空的城市居民組成的複雜性。每個人都好像有個故事，所以走在香港的路上，看老式的唐樓、窄窄的樓梯有老人上下，我常想，他沒準就是個極重要的歷史人物隱居在香港了。可見香港雖小，卻交匯了大量資訊（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資訊），是臥虎藏龍的地方。這也是香港觀眾可以共鳴的。
楊翊拍《海》你訪問了八十人，最終選入十八個。你講過篩選原則是主題不重複和傾向個人敘事。剩下六十二位中間，有沒有特別的故事跟香港觀眾分享？同時，這裡邊有沒有因電影審查造成的遺珠之憾？
賈樟柯電影人物的取捨完全是我個人的取捨，但康城（戛納電影節）首映前，審查長達兩個月，其間發生了什麼肯定很有趣。創作取捨上，這裡面確有我至今都想剪輯進去、但沒有足夠容量呈現的人物。有的故事也相對獨立，譬如在臺灣我訪問了蔣介石的侍衛官翁元，一整天的講述，從加入侍衛隊，到蔣介石過世後如何在蔣經國身邊工作。我捨不得剪它，想做成單獨的影片。在香港我也訪問了紡織家楊敏德、戲劇家榮念曾等，而最終選擇韋偉、費明儀、潘迪華是因為她們的命運都和1949有關，且都是女性。
楊翊我看電影前，預期這是一部圍繞上海城市變遷的片子，看到一半才發現這跟上海的關係都是鬆散的，明明只是由上海串起的中國歷史的傷痛。話雖如此，上海作為載體，你對它基調和樣貌的把握很關鍵，不然其形象很容易被塑造得膚淺而低劣，譬如，一個俗氣、符號化的上海。創作時怎麼考慮和處理這個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