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現在都不明白，那天為什麼沒有主動走上去，跟楊德昌導演打個招呼。
那是1998年10月，在釜山電影節。楊德昌導演帶著他的電影計劃《一一》參加釜山電影節的ppp活動。這是一個為新電影融資的專案，因為是第一屆，所以主辦方邀請了很多導演。我帶著《站臺》前往參加的時候，才知道還有很多前輩導演也在其中。那一年田壯壯導演和江志強先生帶著《狼災記》，關錦鵬導演帶著《有時跳舞》也在釜山。
十二年過去，田壯壯導演執著如初，他在去年終於完成了《狼災記》。而楊德昌導演，他為我們留下傑作《一一》，人卻已經走了三年。我還清晰地記得離開釜山的那個早晨，酒店外面零散站著幾個人，大家在等大會派來的車接了去機場。楊德昌拖著行李從酒店大堂出來，我一眼認出了他。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兒，個子很高，戴著眼鏡。我一直注意著他，直到它上了一輛汽車走遠。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也是最後一次。他去世以後，我常問自己：那天，為什麼不上去和他打個招呼？和他講講話？
看楊德昌的電影，是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始的。其中有一幕，青年男女在郊外漫步，突然遠處傳來清脆的槍聲，他們停下來，槍聲在寂寥的郊野迴響。遠處，一對軍人趴在地上，端著步槍在打靶射擊。這一幕讓我瞬間回到我的童年時代，在大陸，在我家鄉的郊野也常會看到民兵打靶。那時候，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還有軍事化的痕跡，還有對戰爭的恐懼和防備。
整個縣城，每一個國營單位都有一個民兵組織，我的母親就是他們糖業菸草公司的民兵排長。平時縣城裡的人們釀酒、賣香菸、生產拖拉機配件、造紙印刷……有誰會想起在他們的倉庫裡，其實還藏著一些步槍，這些槍是為了抵禦臺灣打過來的，或許也是準備我們打過去的。
沒想到我在楊德昌的電影裡也看到了熟悉的打靶一幕，電影裡少年與少女看一群人匍匐在地上，對著靶子射擊。作為觀眾我知道，他們最大的假想敵當然是大陸的共軍。從楊德昌的電影裡，我們第一次看到原來兩岸有著相同的生活，無論是共軍的「群眾」還是國軍的「民眾」，原來我們有著相同的緊張、相同的對對方的防備。這一下子增加了我和臺灣電影的親近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了一種自己人的感覺。原來，我們這麼相像。
兩年之後，我在巴黎看到了《一一》。那時候我滯留法國，在巴黎等去多倫多電影節的簽證。一個無比無聊的下午，不想在屋裡傻待著看雨，便出門習慣性地去了蓬皮杜中心旁邊的那家mk2影院。遠遠地看見彎曲排隊的人群，人人雨中靜立莊嚴如等待移民簽證。不，他們是在等著看楊德昌的《一一》。能有什麼更比這一幕更讓電影工作者感動呢？我排在隊伍中，於是眼前捧場的觀眾中有了自己人。
在《一一》之前，從《恐怖分子》到《麻將》，楊德昌一直試圖用一部電影來歸納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電影講述清楚他眼中的臺灣的全部。但，這可能嗎？
《一一》做到了，楊德昌告訴我們：一部電影可以解釋整個世界，一部電影也可以囊括中國社會的全部。楊德昌在《一一》裡找到了觀察中國社會非常重要的鑰匙，那就是人際關係。家庭關係中的陌生與熟悉，同事關係中的親近與距離，太太，情人，過去的自己，現在的自己還有模糊的未來……《一一》通過中國人特有地侵入他人生活的親密人際連線，呈現出在運動著、發著熱的人際關係中，原來埋藏著感情上的冰冷。
中國有一句話是「天妒英才」，或許就是因為《一一》說清楚了我們生活裡的一切，他為我們揭開了生活的謎底，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也就離開了我們。兩年前在法國南特電影節，我見到了楊導的太太和他們的小孩。那是影展安排的紀念楊德昌的會議。侯孝賢導演在上面發言，楊導的兒子在下面拿著遊戲機一直低頭在玩，遠遠望去，他有如他父親一樣的孤單背影。
魏德聖導演在《海角七號》拿到亞洲電影大獎的時候，他流著淚說：想念楊導。戴立忍導演在《不能沒有你》拿到金馬獎的時候流著淚說：感謝楊導。兩週前，我在洛迦諾電影節領取榮譽金豹獎。頒獎後，朋友們圍著看我手裡的小豹子。英國影評人湯尼·雷恩突然神情黯淡下來，他說：有一年楊德昌得了金豹獎，他陪他去蘇黎世轉機。楊導一路上拿著「豹」的尾巴，沒想到還沒到蘇黎世「豹」尾便掉了下來。大家笑了笑，但之後的一刻變得異常的安靜，我們誰都沒有講話。我想那一瞬間，我們都想起了他，思念著他。
我真的很後悔，在釜山沒有跟他打招呼，沒有親口對他說：楊導，我喜歡你的電影！現在，我只要一個人獨自看dvd，看《一一》的時候，就會想起那個下午，想起他高高的個子和他的孤獨。
原載《中國週刊》（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