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帶著《小武》去參加柏林影展青年論壇。那年我已經二十八歲了，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國際電影節，也是我的第一次歐洲之行。一個人從北京搭乘漢莎航空的航班出發，起飛後不久大多數乘客就都睡著了。機艙裡異常安靜，我卻大睜著眼睛不肯入眠，腦子裡不時閃過法斯賓德或文德斯鏡頭下的柏林，近十個小時的航程我是在冥想中度過的，一會兒柏林、一會兒北京、一會兒我的故鄉汾陽。
多年之後我想，我之所以到現在還熱愛所有的遠行，一定跟故鄉曾經的封閉有關。而所有遠行，最終都能幫助自己理解故鄉。的確，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那時候兩德統一還未滿八年，人們習慣上還把目的地稱為「西柏林」。可我偏偏對「東柏林」感興趣，放下行李拿上一張酒店的地址卡，我便在暮色中坐一輛公共汽車出發了。每到陌生之地，我都喜歡這樣漫無目的地遊蕩，喜歡在偶然中遭遇一座城市。公共汽車從動物園附近出發，穿過城市向東而行。沒有跟當地人說一句話，車窗外的建築像是能告訴我一切。西邊兒的馬路基本上呈放射狀分佈，路邊建築的設計也表現出開放狀態。可一到東邊，橫平豎直的街道和平板的辦公大樓就似曾相識了，國營體制的感覺毫不掩飾地經由建築表現了出來。
我下了公共汽車，遙望西柏林方向。遠處大廈上賓士汽車的廣告在夜幕中旋轉閃爍。那時，不知為何我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詞：資本主義的柏林。這裡的觀眾能理解社會主義的汾陽？我問自己。《小武》拍攝於我的老家汾陽，那裡塵土飛揚、城外的軍營每天軍號陣陣。真奇妙，再過兩天，我就要將故鄉的風景人物，放映給異鄉人看了。
1998年的柏林電影節還有一個導演，也用電影將他的故鄉帶到了柏林。這部電影的片名就叫《小鎮》，導演是來自土耳其的錫蘭。錫蘭1959年出生在伊斯坦布林，他是在當兵期間看了波蘭斯基的自傳，開始愛上電影的，他常自編自導自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現在自己的電影中。在看《小鎮》之前，我從來沒機會知道土耳其的小鎮會是什麼樣的，也不知道那裡的人們怎樣生活著。
坐到電影院裡，燈光暗下、銀幕閃亮的時候，才知道《小鎮》是一部黑白電影。電影一開始就是小鎮漫天的大雪，這是我熟悉的。原來土耳其小鎮上的孩子們跟我一樣，只有天氣的變化才能給一成不變的生活帶來新鮮感。這時，銀幕上一個孩子穿過山巒去上學，他進入教室，把雪打溼的鞋子脫下來，烤在火上。火爐溫暖，窗外寒冷，這不就是我小學時冬天的記憶嗎？接著，孩子脫下他的襪子，掛在火爐上，襪子上的水滴，掉在火爐之上，「吱吱」蒸發的聲音，一點一點滴在心上。
錫蘭的《小鎮》是那種用電影語言超越了語言的電影。你不用看懂對白字幕，單是通過電影的畫面，我們已經能夠理解導演的世界。錫蘭是一個能把氣候都拍出來的導演。那種雪後的寒冷，雪地上玩耍的孩子們身體裡面的熱氣。被雪凍得麻木的雙腳，襪子上掉下來的水和炙熱的火爐相碰撞冒出來的蒸汽，都是這部電影的詩句。我不喜歡跟蹤電影的情節，對我來說看電影最大的樂趣，是看導演描繪的詩意氛圍，沒有詩意的電影對我來說是沉悶的電影。
記得在黑澤明導演生前，侯孝賢去拜訪他。黑澤明問自己的助手：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侯孝賢的電影嗎？他的助手講了很多哲學的命題，黑澤明搖搖頭說：不是，我在他的電影裡，能看到塵土。
錫蘭導演呢？我想我在他的電影裡，能看到天氣。
《小鎮》的聲音世界讓我迷醉。在他的電影裡面，誇張了很多聲音，那些聲音被他從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裡提取出來，給我們一種熟悉的陌生感。水滴在火爐上被炙烤蒸發的聲音，大自然裡面動物的鳴叫聲，遠處隱隱約約人的喊叫聲。鳥叫蟲鳴、風聲雷鳴這些被我們在日常中忽視的聲音，在影片中被提煉出來，強調給我們。這些聲音，幫助我開啟了記憶的閥門，甚至能讓我想起我從未回顧過的曾經的歲月。
在《小鎮》中錫蘭拍了很多微觀世界的鏡頭，動物，樹木，一草一木的細節、紋路、肌理。樹木動物這些與我們共存於這個世界的生命，我們從未這樣專注地細心地凝視過它們。當錫蘭帶著攝影機去凝視被我們忽略的大自然的時候。其實我們看到的是被我們忽略的自己，我們內心的感受變得如此粗糙。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耐心地聆聽、凝視過這個世界。
通過錫蘭的電影，我突然發現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故鄉遠在他鄉，因為無論在土耳其電影，還是哈薩克、伊朗電影中，我都找到了我的故鄉。我自己解答了自己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柏林一定有人能看得懂我的《小武》，我相信他們在我的電影裡同樣可以找到他們的鄉愁。
原載《中國週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