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多倫多，便不斷聽到有人說：現在大陸過來的人越來越多了。
我是9月份去的多倫多，《海上傳奇》在這裡做北美首映。多倫多電影節是北美最大的電影交易市場，一般來說，我們的電影願意選擇5月在戛納或者9月初在威尼斯進行全球首映，之後就會奔赴多倫多。選擇歐洲全球首映是為了在藝術上收穫共鳴，來多倫多可就是實打實地簽約賣片做生意了。
去那麼多次多倫多，對這個城市還是陌生。有時為了辨別方向，不得不停下來遙望遠處高聳雲端的電視塔。這裡大部分街道橫平豎直非常規律，但我還是經常迷路。一到唐人街就不同了，我熟悉這裡的每一家茶樓酒肆，也能和服務生用廣東話瞎聊幾句。人最難改的就是飲食習慣，無論去歐洲還是到北美，每到一個城市，我都必先找到一家自己中意的中餐館。我熱愛廣東早茶，在多倫多每天都必去客滿樓：先在樓下買一摞中文報紙，然後坐在茶樓裡飲香片吃燒賣看報紙。食客一年比一年老齡化，但夾雜在一群顴骨高聳、皮膚黝黑的廣東老伯中間，翻著《明報》《星島日報》上的政論文章，也算是屬於我的愜意時光。手裡的北美版香港報紙倒一如既往地無所顧忌，誰上誰下的人事內幕，誰進誰出的法律紛爭，誰被流放誰被引渡，都白紙黑字寫了出來。
這片老唐人街似乎也真成了老年人的世界，那些流連在菜市場裡的老人，他們的衣著和鄭州、太原、長沙、武漢，和我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碰到的老人沒有兩樣。他們拎著菜筐，仔細地挑選著每一棵白菜，每一粒西紅柿，老人們的臉上仍然保留著計劃經濟時代、物質匱乏所形成的表情。他們的孩子，那些優秀的中國年輕人，他們一定正在操著英文，出入it公司或研究機構，做著成為另一個李開復和李彥宏的夢。他們的父母遠涉重洋，也樂於繼續發揮餘熱為孩子們服務。這樣的中國家庭在北美很多。在唐人街，除了新添的簡體字之外，越來越多的是新到的計劃經濟面孔，可年輕人在哪裡呢？
年輕人正在積極地融入當地社會。在多倫多電影節新開的電影院裡，我遇到的國人幾乎都是「新新人類」，他們從城市的各個角落湧到電影院，單從衣著面貌很難判斷他們是中國憤青還是日韓後裔，很難看出他們就是唐人街裡那些拎著菜籃子的老人的下一代。但只要他們旁若無人地聚眾聊天，那神情還是能一下暴露出刻在年輕人臉上的，絕對中國原創、不知分寸的單位氣質。
《海上傳奇》放映之前，我早早出發去電影院。一到電影院門口，就遇到幾位扛著攝影器材的同胞，他們是新華社的記者。一聊才知道，新華社在世界很多城市新建了記者站，現在增加了影片報道，想要打造成中國的cnn。軟實力需要洋僱員，新華社的報道組裡常常可以看到「老外」。原來祖國經濟發展也讓老外競折腰，什麼能問什麼不能問這些洋僱員一清二楚，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每週也會參加新聞通氣會。他們的問題總在中國的影響力上打轉：你怎麼看待中國電影在世界的影響力？你認為西方觀眾為什麼熱愛中國文化？說實話，這樣的問題我每次都答不出來。自己的工作被用來證明大國崛起，這實在是讓人難為情的事情。因為我知道，文化影響力不是拿錢到好萊塢辦個電影節，或者去各大影展辦辦××之夜、放放煙火就能解決的。
終於輪到我上臺，向觀眾介紹我的新片《海上傳奇》。臺下滿場，讓我心生得意，一半亞洲面孔，一半西方長相也呈現了多倫多的移民特點。我講道：這是一個由私人講述構築成的城市記憶，片中有很多采訪，我必須找到那些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聆聽他們生命經驗中的細節，才能理解歷史。因為對我來說，沒有細節的歷史是抽象的。
這次大會安排給我的翻譯是一個原籍天津的女孩，她八歲出國在加拿大長大。翻譯的中文口語非常熟練，只是我從小被學校訓練，習慣用書面語演講，這給她添了些麻煩。當我談到「沒有細節的歷史是抽象的」時，她一時找不到恰當的措辭就翻譯成了「歷史是模糊的」。這時候，戲劇性的一刻發生了。臺下一位年齡不超過二十五歲的中國女生，突然站起來打斷我的發言，高聲說道「翻譯在篡改導演的講話！」，劇場瞬間安靜下來，人們被這一幕搞懵了，都愣在那裡。那位中國女生突然用英文講起來，然後又把自己的話翻譯成中文，她說：導演說歷史是抽象的，而翻譯卻故意翻譯成歷史是模糊的。讓西方觀眾以為中國不重視歷史，什麼都是模糊的。這是別有用心地抹黑中國！我愣在那裡，一下子沒想明白「抽象」和「模糊」的區別，因為同時我在想另一個問題，一個翻譯上的錯誤，是不是有必要上綱上線說成故意抹黑中國。
我一時想不明白，好在主持人換了話題問我，我開始繼續介紹電影。過了一會，當我從舞臺上走下來的時候，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動地說：你的翻譯是不是臺灣人，看樣子應該是臺灣人，她在故意歪曲你的講話，她在抹黑中國，她應該是「臺獨分子」。我說：不，她是天津人。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邊的新華社記者那裡，面對攝影機說：剛才那個翻譯歪曲導演的講話，她在西方人面前講中國人不尊敬歷史，中國的歷史是模糊的，你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揭露出來。
我像局外人一樣，站在一邊看著這位女生。她將個人、政府、國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為了虛無的面子，可以無視一切，這就是她的「愛國主義」嗎？她的低齡也讓我吃驚，是什麼造就了一個生活在北美的中國女孩如此激烈的國家主義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國家信心？
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讓我遭遇了年輕的「愛國者」。
10月初我從香港搭飛機，去溫哥華影展做「龍虎獎」的評委。已經十二年沒有去這個城市了，偶爾看到有關溫哥華的新聞，大多和賴昌星有關。有部電影叫《壞蛋睡得最香》，不知道賴先生在這座移民城市裡偷生，睡眠是否和在廈門時候一樣的好。溫哥華成了中國亡命者的歸宿，富人的桃花源，貪官謀劃出走的遠方。
飛機上看《蘋果日報》，整版關於釣魚島的報道。中國開始用稀土反制日本，成都的年輕人開始上街遊行。日本是中國人現代化路上遇到的虎狼，晚清以來國人屈辱的記憶每次都會在釣魚島問題上甦醒。有人在比較中美、中日的海軍實力，同一張報紙上的兩篇文章，一篇說解放軍有能力一戰，另一篇則說依目前實力還是韜光養晦為好。我看糊塗了，便糊里糊塗睡了過去。
飛機一落溫哥華，到達大廳裡便響起廣東話廣播。這讓我親切，香港之外好像世界各地的機場只有溫哥華有這項服務。這裡有很多香港移民，97前尤甚，城裡著名的中餐館就叫「翠亨邨」。孫文先生四海為家，他老家的名字也便四海皆有了。看來冬奧會對溫哥華還是有些影響的，多了些新建築。倒是電影節接待客人的酒店沒變化，一進屋門，連衣服也沒脫便在床上睡著。
這夜，我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五棵松體育館，正在舉行一場巨大的集會。北京有五棵松體育館嗎？我不知道，但夢中是這樣的。很不幸，集會是由佔領者日本人舉行的。在夢中，北京又被日本軍隊佔領了。一群時常在媒體上露臉的中國人，被集中在體育館的入口處。隊伍中沒有人喧譁，也少了平常的意氣風發。我從入口望進去，裡面每一排都坐了幾個拿著洋刀的日本軍人，他們旁邊的空座位上貼著名籤，名簽上有白巖松、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陳丹青、張藝謀、章子怡、郭德綱……我眼一黑，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整個會場到處是木刻的櫻花和不熟悉的軍樂旋律，我們這些被佔領土地下的所謂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這時候，有軍人吹響哨子讓我們入場。一群人站在門口痛苦之極，夢中的賈樟柯告訴賈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進去，就會成為周作人、就會成為胡蘭成、就會成為像那些前輩一樣的漢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嗎？在夢中我經歷了此生最大的焦慮，我一下子醒來，發現自己淚流滿面。
醒來後，知道是夢我還是好羞愧。這種強權下的選擇是如此屈辱不堪，這是歷史傳承給我們的焦慮嗎？
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電影節說有中國來賓要外出觀光。我上了車，車裡沒一個我認識的人，他們是電影工作者嗎？好像不是，原來這是國內旅行社和電影節合辦的溫哥華電影節考察團，車上坐滿了「製片人」。大巴直接開到溫西山上豪宅區，這些製片人立刻就變成了大陸看房代表團。他們仔細詢問著價錢，法律手續，一點都不是起鬨，真金真銀地馬上就要幹上了。不知這是不是大國崛起的絕好例證？錢多了，好像可以買下一切。市場成了唯一的砝碼，中國人變成只有一個身份——買家。我們只是世界的客戶，說明我們在文化上還遠遠不是主人。
晚上電影節放映《海上傳奇》，開演前進來一位九十多歲的上海老奶奶。聽說她1949年離開上海後，再沒回去過。放映結束的時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輪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談。對電影，對上海她怎樣反應，我都無法承受。離開家六十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會跟我說些什麼呢？長久的分別，再次相遇的時候都會是一種尷尬。
有一位女生，二十歲左右怯生生的樣子，放映後她問：導演，我想問你一個會讓你不愉快的問題，你為什麼要拍這樣髒兮兮的上海，拍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給西方人看嗎？我說：我在拍上海的某個側面，上海除了浦東、淮海路之外，還有蘇州河兩岸密集的工業區，還有南市那些狹小的弄堂，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上海就是這個樣子。女生突然憤怒起來：那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我也憤怒起來：想那麼多外國人幹嗎？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真實的存在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短暫的沉默後，女生對我輕蔑地一笑，說道：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當然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
我被她的話驚成了傻子，我突然發現了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邏輯。他們所謂的「愛國主義」就是基於那些虛幻的國家意識，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運，這其實是畸形的愛國主義。脫離人本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可怕的。如果集體迴避我們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的文化沒有能力反映我們生存中的真實困境，未來會怎麼樣呢？
今天我們用電影描述我們的不堪，給社會一種改變的要求或許才是可行之道。如果人人粉飾太平，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被別人用槍押著走向五棵松體育場，去面對那樣的選擇，去面對我夢中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堪的選擇！
原載《中國週刊》（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