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賈樟柯。剛進這裡看到舞臺的佈置，我吃了一驚，以為來到《中國好聲音》了。我說，還以為今天要表演唱歌呢。他們告訴我：不行，你得說話。
這讓我想起中學時期一次難忘的經歷。那時候我在山西汾陽、一個晉西北的縣城裡生活，縣城裡剛剛開始有搖滾樂，我們從廣播裡、從卡帶裡聽到那些音樂。有一天，收音機裡說，在山西省會太原，會有一場崔健的搖滾樂演出。我們這些中學生非常向往，我和幾個同學結伴，騙大人說要買參考書，湊夠錢之後，我們每個人花了兩塊八，坐長途汽車前往太原。汾陽到太原的公路距離是一百多公里，那時候長途車大概開了五個小時，輾轉反側，兜兜轉轉，才到達太原。我們最後買到票，在太原的一個體育場裡看了這場音樂會。這是一個很遙遠的距離。我們這些生活在縣城裡的年輕人，如果你想分享音樂、分享城市的文化，你必須行走，必須離開你的故鄉，必須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獲得這些資訊、資源。
一年之後，我高考落榜了。我父親跟我講，你應該上一個大學，但你數學太差了，肯定補不起來，還不如趕緊去學美術，沒準你可以考一個美術類學校，因為那個時候考美術不用考數學。我想，用一年的時間學好畫畫、考上大學的機率，應該比學好數學的機率高，所以我就離開故鄉，去了省會城市太原學畫。
我記得是在秋天時，又有一個資訊傳來：在北京，在首都，會舉辦羅丹的雕塑展。對於夢想成為一個畫家的年輕人來說，這個訊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縣城裡聽到省城有崔健的音樂會一樣，同學們奔走相告。我們一幫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羅丹的雕塑展。我們一起買了火車票，從太原到北京的火車要坐整整一個晚上，晚上七八點上車，第二天早上六七點才能到達北京，我們幾乎是一夜未眠。到了北京之後，出了火車站先去買當晚的返程車票，再坐公共汽車去看展覽。為什麼要買當晚回來的車票呢？因為我們當天回來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錢。大家到了美術館時，實在太早，大門還沒開。後來，我們看到了迄今為止我看過最全面的一個羅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寫。
一次看音樂會，一次看展覽，它們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經歷，而且它們引發了我對這個社會的一個思考：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鄉村、生活在縣城的人來說，我們想要尋找更多的文化資源時，我們需要移動。我們需要從縣城到達省會，需要從省會到達首都。1949年之後，整個中國社會變成一個垂直管理的社會，大的資源、重要的資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接下來資源豐富的是省會城市，還有大的工業城市，然後才一點一點地到縣城、到鄉村。也就是說，對於生活在田野和山區的中國孩子來說，我們要分享到這些文化資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須要流動。90年代初的流動機會，就是考大學，或者當兵，這樣就可以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別的地方發展，獲得個人發展的機會。
到了90年代末，我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時候，學校外邊正在修三環路，整個沿三環路的路邊，都是用帳篷搭的工人工棚，裡面住了很多來自外省的農民工，全是從外地來到城市的面孔。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來人口越來越多，整個城市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人口遷移，就是從基層向大城市流動。造成這樣的流動首先有經濟的因素，因為你會逐漸地發現農業是不賺錢的，僅僅依賴土地，個人的發展空間、或者說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則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們要看電影的話，最主要的電影院還都密佈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幾乎所有的小鎮都是沒有影院的。我們要同步地、第一時間地看最新的首輪商業大片，只有在北京、上海或者其他偏大的城市。包括音樂廳，包括美術館，包括飛機場，包括所有的城市設施和一些工作機會，它們都密佈在這些資源集中的大城市裡。
所以，人口流動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你想改變自己的命運，進入城市才會有機會。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在這方面，我有非常難忘的記憶。我曾經在我的文章裡寫到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我已經定居北京很久以後，在我已經成為一個電影工作者、可以全國全世界頻繁旅行以後，有一年春節，我從北京回到老家，想去看望我的一個同學，他中學畢業以後沒有考上大學，後來就在家務農。他的家就在縣城邊上的一個村莊裡，黃昏的時候，我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在暮色中去了他家，很熟悉的路，村莊跟以前相比也沒有什麼改變。到了他家之後，他正好不在，他的父母接待了我，於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間裡等他回來。我發現，整個房間的陳設，他的被褥、鋪蓋，甚至他養的植物都沒有改變，因為他那個時候還是單身。然後我注意他的床上有一本書，是一本半刊半書的雜誌《今古傳奇》，這是我們高中時流傳最廣的一本書，因為它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說，小說題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類似地攤文學。那本書曾經是我在中學課堂上偷偷讀過的，不知怎麼樣流傳到了他的手裡，而經過了這麼多年，這本書還在他的枕邊。這時候我想，可能他還在靠這本書來打發他漫長的夜晚，打發他庸常的日常生活。如果你去鄉村行走，你會驚訝地發現它在逐漸變成一個老年人、兒童和婦女的世界，因為青壯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尋找生活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在夜晚的鄉村裡，幾乎最重要的娛樂就是打麻將，就是賭博。你可以想象，如果鄉村裡面沒有麻將的話，可能最後一個年輕人都會走掉。這樣一種精神氛圍，是我們所要共同面對的一個精神背景。
再一方面，如果沿著這樣一個路途，我們離開鄉村來到城市，離開北方來到南方，我們去到東莞、虎門、長隆，去到長安、石龍，去到這些廣東的密集小鎮時，一邊是林立的跨國公司工廠，一邊是跟鄉村同樣的寂靜——幾乎在白天的時候，你在這些小鎮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們那些老鄉，我們那些離開土地、離開村莊，前往城市、前往開放的南方去打工的親戚朋友，他們進入到的同樣是一個寂靜的、寂寞的精神氛圍和精神世界。
前幾天我在長安這個小鎮的時候，看到了這樣一幕。那是在一個工廠門口，正好是下班時間，幾乎所有的工人都穿著一樣的衣服蜂擁而出，大部分是女工，男工人很少。工廠門口有一個男人，大概三十歲左右，背一個雙肩背包，穿一件白襯衫，手裡抱著一個一歲多的小孩。我看到很多女工圍著這個男人和嬰兒，他們非常開心。仔細看，你會發現，男人是其中一個女工的丈夫，帶著小孩來看她。那麼你就能想象，這是一場分離。她的丈夫帶著孩子，也許是坐了很長時間的長途汽車來，圍牆之內是妻子打工的工廠，他們在圍牆外面，在大門口相會。我覺得有非常強烈的一種囚禁感，雖然人們離開了土地，但進入到這些工廠之後，他們仍然是處在一個巨大的封閉裡面。反過來說，當你進入工廠、成為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在這個城市或者說城市邊緣，你所從事的仍然是一個供給的工作，你仍然是在單向地提供給這個城市你的勞動，那麼這個城市能回饋給你的是什麼呢？
就在這樣的一些大型工廠裡面，年輕工人其實就是生活在一個鄉村的社群裡面，人們的往來是以同鄉為基礎的，比如東北人會扎堆，湖南人會扎堆，湖北人會扎堆，可能甚至會細化到某個縣、某個鄉，實際上他們面對的還是過去的一個鄉土結構。另一方面，就像土地約束了人一樣，這些工廠也約束了人，你的自由可能是從一個工廠流動到另一個工廠，你可以從一個虎門的電子廠流動到一個長安的製衣廠。城市高速公路、高鐵始終是跟這樣的人群擦肩而過。在這樣的一個精神氛圍裡面，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麼離開了土地，來到了城市，還會發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劇。
這帶來了一個分享的公平問題。人口移動，進入到城市之後，應該建立起一個相對來說均等的分享式社會。我舉一個例子，看我們的社會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說房屋的限購，汽車的限購，就是從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種分享的可能。可能有的人會說，對一個打工的年輕人來說，在北上廣買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現實的，但問題是，你擁有這個權利跟沒有這個權利，其中有質的區別。在這樣一個背景裡面，反而讓我們思考自我啟蒙的問題，對人的束縛、限制，它是一個常態。比如說你一出生，你至親的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縛者。我們還將迎來社會層面的出生，當我們進入到社會之後，我們所處的社會團體，我們所處的人際關係，都會對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縛。
一個尊崇個性的社會怎麼建立起來？我覺得這涉及個人超越的問題，自我啟蒙的問題。這個問題擺在了每一個個體面前。面對束縛自由的常態時，一方面是推進位制度的改變，讓這個社會的管理更加趨於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個人的選擇上，我們應該成為個人宿命的反叛者。反叛可能首先來自對多元價值的認同，對單一價值的反叛，比如，當我們整個社會都在用金錢來計算價值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還有別的成就感？我們是不是還有別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對另一種可能性，我們是不是有勇氣去邁出自己的腳步？當你去反叛整個社會保守的價值觀的時候，自由就開始逐漸屬於你。
在人潮的流動中，我看到了無數個這樣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區，在湖北的山區，與我擦肩而過的這些鄉村的年輕人，他們在路邊站著，他們在打麻將，他們在上網。我在省會城市見過他們，我在北上廣見過他們，我在東莞的那些大型工廠裡面見過他們，他們生活在我們周圍。他們所能夠分享到的東西並不是太多，現在我們有一種資訊的假象，如果我們從網際網路的角度，可以說我們在資訊的分享方面似乎豐富了很多，但是，人們分享了資訊不等於分享了生活。那麼真正的實體生活，衣食住行，這些觸及你個人基本生活內容的改觀，它是資訊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另一方面，我們並不能夠期待網路能帶來一個個性化的中國社會，我不相信網路能夠帶給中國更年輕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網路本身所提供給你的價值可能更加單一。因而我想，一個充滿反思、反叛的社會，是需要我們共同去建立的，所以最後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想獲得自由，我們不能僅僅依賴網路，我們不能僅僅依賴外部制度的改變，我們更應該依賴的是我們自己，一個個對自由有渴望的個體。
我是一個叛徒，謝謝大家。
《南方週末》「think+2012大聲思考」演講（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