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尼·雷恩、賈樟柯
湯尼·雷恩（以下簡稱湯尼）您的關注點經常集中在中國快速的社會和經濟變化上，電影《站臺》就跟隨你的主角們穿越了十年的歲月。那您現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有了怎樣的改變？您又是如何為《山河故人》選擇了「過去—現在—未來」這樣一個三段式的結構？
賈樟柯（以下簡稱賈）我今年四十五歲，這意味著我對過去的生活擁有了比較多的記憶，而未來仍然需要想象。站在人生的中間點，觀察今天的生活，回憶過去，想象未來，這是我自己的處境。這讓我在拍完《天註定》後，急迫地想拍一部情感影片。今天中國社會仍處在快速的經濟運動裡面，這場經濟運動形成了以錢為中心的單一價值觀，伴隨這場運動出現在當代生活中的新科技，比如網路、高速列車，也在改變著我們的情感方法。我們忽略、放棄了很多本來應該屬於我們的情感。我經常會想，如果再過十年，當我更老一些的時候，會不會對今天的生活充滿遺憾？生命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只有一次，每個年齡段所面臨的問題對個人而言都是嶄新的。近幾年，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年輕的父母帶著孩子出國，尋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兩年前我帶著《天註定》去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中國家庭，特別是山西的移民家庭。更年輕一代在海外的生活狀態，讓我非常震驚。在這些家庭裡面，很多年輕的孩子不僅不會說山西方言，有的甚至連中文都不會說。父母雙方總有一個因為語言的問題和孩子無法溝通，這是我們需要的家庭關係嗎？
湯尼觸發整個電影故事的其實是濤選擇了張晉生而非樑子這樣一個重大的決定。現實角度而言，這個選擇是明智的。因為張晉生非常有野心，也有發展前景。而樑子則普通平庸。但事實卻證明她的選擇給她的情感帶來了很大的創傷。您是怎樣看待她的選擇的？
賈樟柯濤這個人物應該面臨了兩次艱難的選擇：一次是選擇她的愛人，結婚的物件。一次是她放棄了孩子的撫養權，讓孩子跟著前夫生活。對於第一次選擇，我想對濤兒來說是一個感性的選擇。很顯然，張晉生這個人物在情感表達上更主動，也更有行動能力，也比煤礦工人樑子更浪漫一些。對青春期的女孩子來說，這都是能夠被吸引的理由。濤兒對張晉生的選擇，當然也包括張晉生的經濟能力，他擁有一輛車，這輛車帶給她看似更加自由、現代化的生活。他們可以開車去黃河邊，一起去放煙火。我不排除愛情的因素中包含有物質的誘惑。
我想她面臨的更艱難的選擇是在當代的部分，她和張晉生離婚的時候，她決定讓孩子跟著前夫生活。這裡面有非常現實的考慮。對於母親來說，她一定希望孩子跟自己生活，但是她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資源和機遇都非常缺乏的內陸地區，而張晉生這時候已經去了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生活。濤兒認為自己是一個沒有本事的人，無法為孩子提供更多生活的可能性。而這些生活的可能性，事實上是在物質的層面。比如說，因為擁有財富，道樂在上海可以上國際小學，他可以學英語，可以出國。這個選擇更多是基於現實的考慮，但恰恰是這個選擇，決定了她2025年的孤獨。這也是今天我們應該反省的思維模式，錢是否可以成為所有東西的替代品？我相信到2025年的時候，當濤兒五十歲的時候，她一定會懷疑當初她自己的選擇。因為這帶來的是她和孩子長達十幾年無法見面，同時也帶給孩子在澳大利亞沒有母愛的孤獨感。《山河故人》的結尾沒有交代母子是否相會，但觀眾可以想象：當道樂從澳大利亞回來，母子會有怎樣一番交談。
湯尼在2025年的這一篇章中並沒有真正很科幻的部分，但卻有一些有意思的預測，比如透明平板裝置，還比如黑膠唱片超越cd。在未來趨勢和技術方面你想了多少？另外您為什麼會選擇澳大利亞？
賈樟柯2025年很遠嗎？其實不遠，十年以後就到達了。所以一開始我就告訴自己，這不是一部科幻電影，而是用電影去想象未來人們的情感生活。和今天一樣，未來人們的生活可能仍然依賴於網路。這樣就涉及了平板電腦、手機這些媒介。我的美術指導是一個電子產品迷，他給我搜集了很多未來的概念手機和電腦的設計，我們在這個基礎上想象到了未來的透明電子產品。而黑膠唱片，對我來說是一個歷史的遺產，它今天似乎退出了人們的生活，年輕人基本上是通過手機、電腦在網路上下載音樂，實體的唱片似乎在消亡。但我相信，就像紙質的圖書一樣，黑膠唱片的生命力會一直持續到未來。就像《山河故人》中的對白，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夠被時間摧毀。
我也曾經想過把電影的未來部分放到北美，比如說溫哥華、多倫多、紐約，這些擁有大量中國移民的城市。後來我決定把故事設定在澳大利亞，是因為澳大利亞地處於南半球，雖然從上海飛到澳大利亞西岸的珀斯只需要七個多小時，但是它跨越了南北半球。當南半球是炎熱的夏季時，北半球的中國正好是冰天雪地。氣候的巨大反差，帶給我一種遙遠的感覺。電影中的人物似乎自我放逐到一個無法迴歸的、遙遠的天邊。
湯尼就像電影《天註定》的開篇和結尾一樣，本片帶觀眾回到了山西，尤其是汾陽您的故鄉。除了您對這個地方的個人情感，您是把汾陽當成21世紀中國的一個縮影嗎？
賈樟柯從第一部電影《小武》到《站臺》、《天註定》，我的故鄉山西汾陽一直是我電影中重要的美學場景。每一次選擇回到故鄉拍攝都有不同的理由：拍《小武》時，我把汾陽作為經歷變革的內陸小城來看待，它是中國所有待發展、待開放城市的縮影。大多數中國人聚居在這樣的地方，雖然處於中國最核心的文明區黃河流域，但在近期的電影中被攝影機所忽略。
拍《天註定》時，除了前面的理由，還因為山西擁有大量的古代建築，當代人還穿梭生活在這些古代建築中。《天註定》的四個當代故事非常像中國古代武俠小說《水滸傳》中的故事，《天註定》中的現代人物穿梭在古代的建築中，恰好能幫我來描繪這樣的一個主題：暴力問題是一個伴隨人類的老問題。汾陽的環境能夠讓《天註定》的敘事和中國經典的敘事發生重疊，產生微妙的關聯。
《山河故人》再次選擇汾陽，首先是帶有一種深刻的鄉愁，因為我離開山西在北京生活已經很多年，每年只有很短的時間回到故鄉。當我想拍攝一部發端於1999年的電影的時候，回望上個世紀，我會想起我的老家的那些朋友，想象他們生活的情況。我一開始就設定《山河故人》為一部關於「情義」的電影。在中國我們往往籠統說「情義」這個詞，但在我家鄉山西的文化裡面，有時候會把「情」和「義」分開。「情」是基礎，讓我們能夠在一起用愛來相處。而「義」是一種承諾、一種責任。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與人變得陌生，情感也趨於淡漠後，還會有「義」的精神處理人際關係。《山河故人》中，礦工樑子生病之後又回到故鄉，去向濤借錢治病。濤去看望他，給予他資助。兩個人彼此的愛慕關係沒有了，但仍然有對過去友誼、歲月的一種尊敬。中國文化中，「義」的精神來源於我故鄉山西的一個歷史人物「關公」，他是中國經典小說《三國演義》裡的重要角色。在中國人際關係越來越實用主義、人與人關係越來越淡泊的現實氛圍中，我非常懷念我過去在山西的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情義。
湯尼如您經常採用的手法，本片有一些反覆出現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引起道樂似曾相識感覺的部分。您是否能解釋一下您是如何將這些元素編織進您的故事線中的呢？
賈樟柯1999年濤在她的街道上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拿著一把關公大刀穿街而過。她不知道樑子會在2014年的河北邯鄲也看到同樣的一幕：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拿著關公刀在礦區穿行。人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記憶，但其實我們擁有非常相似的生活。對我來說，這種重複也在描繪一種神秘的關聯關係。澳大利亞部分重複了那首廣東歌，葉倩文的《珍重》，道樂的母親在火車上曾經放給他聽過。他或許忘了，但是他在中文課堂上被這首歌吸引，或許這種記憶以另一種形態存在，仍然在他的身體裡發揮著作用。就像當mia開車帶他去旅行的時候，他覺得似曾相識。因為2014年，當他的母親濤兒從飛機場把他接回家的時候，也是開了一輛車，母親戴著墨鏡，道樂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
湯尼電影每個章節拍攝所用的畫面比例都是不同的。這些畫面比例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
賈樟柯《山河故人》有三種畫幅：1999年是1:1.33；2014年是1:1.85；2025年是1:1.39。這並不是一種主觀的畫幅設計。90年代，我擁有一臺dv攝像機後，經常帶著它和餘力為一起出去漫無目的地拍攝，那時候這臺攝像機的畫幅是1:1.33，我們拍了大量的影畫素材。最近幾年，我們也偶爾會帶著一臺艾麗莎攝影機，在中國的內陸隨心所欲地拍攝，我們使用的畫幅是1:1.85。我偶爾會看這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拍下的素材。時隔多年，我會被那裡面的人吸引。他們現在在做什麼？他們過得好嗎？我想把一部分素材用到《山河故人》裡面，它是文獻，散發著無法再造的時代氣味。在1999年的段落裡，汾陽街頭春節夜晚的狂歡，迪斯科裡面跳舞的人，那輛險些翻倒的卡車，都是當時用1:1.33畫幅拍下來的。2014年的部分，曠野中點火的無名的人，暮色中的礦區環境是我用1:1.85的攝影機拍下來的。這些影像已經存在了兩種不同的畫幅，我想這個電影或許應該用三個畫幅表現三個不同的時代。
湯尼選擇villagepeople的《gowest》作為迪廳的主題曲您是否有特別的用意？那位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拿長矛唱京劇的人又是誰？他是否與《天註定》中的大海有所聯絡？
賈樟柯我在拍攝之前曾經給趙濤寫過一封信，我說你要從青春演到五十歲。對我來說，青春像爆炸一樣濃烈，五十歲的時候逐漸像大海一樣寧靜。90年代末，正好是迪斯科在中國最流行的時刻，那時候年輕人在迪廳裡面跳舞是週末重要的娛樂。迪斯科帶給壓抑、羞澀、內向的中國人一種打破性格侷限的可能性。那時候我也經常在迪廳裡面玩耍，《gowest》是最讓我們激動的一首迪廳金曲。我的回憶非常依賴音樂，更重要的是音樂讓我獲得一種想象。
拿關公刀的人，我們可以把他想象成一個學武術的少年，有可能是學戲的。他拿著刀，出門在外，討口飯吃。我們也可以想象，他是穿過擁擠的街市的神明，他就是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