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有兩個戛納電影節，一個在紅毯上，一個是在房間裡。
一大早，我去卡爾頓酒店找英國製片人傑瑞米·托馬斯開會。在忙碌的戛納電影節，早餐時間是最佳的見面時段。只有剛進入行業的公司會在海灘搞派對。大部分事情是在房間裡聊天時敲定的：一部兩年後推出的電影，或者一次震動業內的併購，又或者一個導演致以另一個導演敬意。
敲開門，傑瑞米似乎剛剛起床，他睡眼惺忪地卷著香菸。我問他今年戛納電影節怎麼樣，他說：「你知道，沒有電影參賽參展，來這邊會非常空虛。」我跟傑瑞米·托馬斯是在2013年的戛納電影節認識的，那一年，作為貝託魯奇導演長期的合作者、《末代皇帝》的製作人，他陪貝託魯奇來到戛納。我們在電影宮旁邊的一頂帳篷裡見面，他手裡拿著餐盤，一邊跟輪椅上的貝託魯奇聊天，一邊吃著東西，他吊兒郎當完全是美國做派。認識他後才知道他是地道的英國人。他說你知道嗎？你的電影只有一個叫《無用》的我們沒有看過。我不太喜歡和別人討論自己的電影，不知為什麼，這樣會讓我害羞。我們如此相識，並決定一起合作《雙雄會》。
傑瑞米·托馬斯除了跟貝託魯奇合作之外，為人所知的是他跟大島渚導演的友誼。他製作了包括《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到《御法度》在內的大島渚作品。大島渚去世之後，傑瑞米·托馬斯的製作也暫時離開了亞洲。我們相識之後決定一起做《雙雄會》，故事發生在香港，是一個關於1949年的間諜片。傑瑞米·托馬斯聽到這個計劃非常興奮，他說：1949年的香港故事，中國、英國聯合拍攝是最合適的製作組合。他突然憂傷起來；「大島渚去世之後，我覺得沒有什麼理由返回亞洲，我一直在歐美遊蕩，但我一直覺得我的前世是一個亞洲人。」2014年，我跟他一起在戛納經典回顧單元介紹了大島渚導演的《青春殘酷物語》，從影院出來他望著我，算是叮囑，也算是表白說：「保持聯絡，我們一定要合作。」
現在又過了一年，他返回亞洲的心情似乎更加迫切起來，在卡爾頓的房間裡一直追問我什麼時候能交給他劇本，要不要先匯些錢到我的公司。我們談故事、預算、製作週期，之後便是沉默。傑瑞米突然從桌上拿起一把zippo打火機，他說：「你看看上面寫的什麼？」我接過來打火機，上面刻著美國喜劇泰斗傑瑞·劉易斯的一句話：「人們憎恨我，因為我是多面的人，一個天才，一個富有的、世界著名的天才。」
我看著打火機上面的字笑了，傑瑞米說：「這個火機傳承給你吧，當你去做更多事情的時候，就成了一個多面人。我們因為電影擁有一點點財富後，便會面臨憎恨。」他的電影生涯一定也伴隨著大眾的誤解，望著窗外的繁花似錦，他喃喃自語道：戛納！
戛納在外人看來確實是一個名利場、一個高速運轉的造星機器。但對導演來說卻是沒完沒了的工作，採訪時重複一百遍的問題和重複一百遍的回答。我們在這裡變成人肉復讀機，我們到底為什麼來到此地？
今年我來戛納是擔任世界電影工廠青年導演工作坊的導師工作。法國外交部對外文化教育局每年從發展中國家挑選十位年輕導演帶著他們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長片計劃來到戛納，接受培訓。出發前我讀了這十個劇本，在這十個劇本、十個年輕導演的目光中，這個世界普遍存在著的貧窮仍然讓他們憂心忡忡。傳統對自我的束縛、自我放逐的內驅力讓我印象深刻。佈滿遊艇的戛納似乎離他們劇本中的世界非常遙遠，和他們討論劇本讓我一次次越過繁華，看到這個世界真實的面貌。
課程結束的那一天，來自亞塞拜然的導演摟著我的肩膀說：「你一定要來亞塞拜然。」我說我去過亞塞拜然，從亞美尼亞到喬治亞，再從喬治亞到亞塞拜然。他說：「我還以為沒有人關注我們的生活！」我說：把電影拍出來，把你看到的世界告訴別人，這就是我們來戛納的理由。他站在海邊，猶如站在高加索地區一望無際的群山上，他的思緒一定回到了他的故鄉。遠處電影宮燈火通明，某個劇組正在接受戛納的禮遇，完成影片首映的儀式。
戛納最感人的儀式是在盧米埃爾大廳結束放映後，那一束從黑暗中來，打在主創身上的燈光。記得幾年前，當時的法國使館影視專員畢東對我說：「對製片人來說，為了戛納電影節首映後那一束灑在主創身上的燈光，我可以去死。」他是越南導演陳英雄的製片人，他說：「那是對電影工作者的注目和尊敬。」就像是黑暗中的長跑者，創作過程孤獨而漫長。所以在創辦「柯首映」的時候，我想到了那句slogan，「一束目光照亮電影天才」。在移動網際網路的世界，我們每一個人關注的目光，就可以像是那束閃耀在盧米埃爾大廳的燈光，去鼓勵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創作者。兩年前我擔任戛納電影節的評委，在評審會議上我說：我不是評論家，我不願意評論這些電影的缺點，我更願意比較這些電影的優點。
我們為什麼要來戛納呢？在這個電影為上的地方，借一位法國作家所言：我願意在一個尊敬電影的地方失敗，也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
原載「柯首映」（20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