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釜山一家遠離市區的飯店裡，湯尼·雷恩代表英國《聲與畫》雜誌就電影中的一些問題與我進行討論。這是一次疲倦但頗為愉快的訪問，遠離電影節的喧鬧，我們把焦點投注在電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當窗外的大海潮聲漸起之時，我們的交談也漸近尾聲。不知為什麼，關於電影的交談往往容易使人陷入傷感。為了擺脫這種情緒，湯尼話鋒一轉問我：你認為在未來推動電影發展的動力是什麼？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業餘電影的時代即將再次到來。
這是我最為真切的感受，每當人們向我詢問關於電影前景的看法，我都反覆強調我的觀點。這當然是對所謂專業電影人士的質疑。那種以專業原則為天條定律，拼命描述自己所具備的市場能力的所謂專業人士，在很久以前已經喪失了思想能力。他們非常在意自己的影片是否能夠表現出所謂專業素養，比如畫面要如油畫般精美，或者要有安東尼奧尼般的排程，甚至男演員臉上要恰有一片光斑閃爍。他們反覆揣摸業內人士的心理，告誡自己千萬不要有外行之舉，不要破壞公認的經典。電影所需要的良知、真誠被這一切完全沖淡。
留下來的是什麼？是刻板的概念，以及先入為主的死抱不放的成見。他們對新的東西較為麻木，甚至沒有能力判斷，但又經常跟別人講：不要重複自己，要變。
事實上，一些導演對此早有警惕。我想早在十年前，基耶斯洛夫斯基反覆強調自己是個來自東歐的業餘導演，並非一時謙遜。在他謹慎的語言中有著一種自主與自信的力量。而剛剛仙逝的黑澤明一生都在強調：我拍了這麼多電影仍未知電影為何物，我仍在尋找電影之美。
本屆釜山國際電影節評委、日本導演小栗康平不無憂慮地說到，過去十年間亞洲電影的製作水平提高了很多，已經基本上能與世界水平看齊，但電影中的藝術精神卻衰落了很多。而前香港國際電影節選片、另一位評委黃愛玲則說：「在高成本製作的神話背後，是文化信心的喪失。」在這樣的背景中，釜山國際電影節加強了對亞洲獨立電影的關注。十二部參賽電影多為頗具原創性的新人新作。而電影節本身，也因這樣的選片尺度而受到全球的矚目。短短三年時間，釜山電影節已經讓東京影展遜色幾分，箇中原因不問自明。
「金融危機中的亞洲電影」成為本屆釜山影展關注的焦點，在經濟的原因之外，好萊塢的全面入侵、全球統一的時尚趨勢，都使亞洲各國的民族電影面臨考驗。在為《小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說到了韓國一開啟電視，看到了和在北京看到的一樣的衛星電視，感到一種失望。再過幾年，全亞洲的青年都在唱同一首歌，喜歡一樣的衣服，女孩子化一樣的妝，拎一樣的手袋，那將是一個怎樣的世界！也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堅持本土文化描述的獨立電影，才能提供一些文化的差異性。我越來越覺得，只有在差異中，人類才能找到情感的溝通和位置的平衡。全球同一的時尚趨勢，會使世界變得單調乏味。隨後我強調，總是在電影處於困難之時，總是在電影工業不景氣的時候，總是在文化信心不足的時刻，獨立電影以其評判與自省的獨立精神、不拘一格的創新力量從事著文化的建設。
於是我說，業餘電影的時代即將再次到來。
這是一群真正的熱愛者，有著不可抑制的電影慾望。他們因放眼更深遠的電影形態而自然超越行業已有的評價方式。他們的電影方式總是出人意料，但情感投注又總能夠落入實處。他們不理會所謂專業方式，因而獲得更多創新的可能。他們拒絕遵循固有的行業標準，因而獲得多元的觀念和價值。他們因身處成規陋習之外而海闊天空。他們也因堅守知識分子的良心操守而踏實厚重。
在這些人中，有《筋疲力盡》的戈達爾，也有身處《黃金時代》的布努埃爾。有羅麥爾，也有被拒絕在電影學院門外的法斯賓德。波蘭斯基曾經說過：「在我看來整個新浪潮電影都是業餘作品。」而這位高傲的專業人士不曾想到，正是這些天才的業餘作品給電影帶來了無窮的新的可能。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麼今天呢？你很難說流連在盜版vcd商店的人群中，出現不了中國的昆汀·塔倫蒂諾；你也很難說有條件擺弄數字錄影機的青年裡出現不了當代的小川紳介。電影再也不應該是少數人的專有，它本來就屬於大眾。在上海，我曾同一批電影愛好者有過接觸，這些以修飛機和製作廣告為生的朋友，也許會為未來的中國電影埋下伏筆。我一直反感那種莫名其妙的職業優越感，而業餘精神中則包含著平等與公正，以及對命運的關注和對普通人的體恤之情。
原載於《南方週末》（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