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在當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商店，我同時買了兩張vcd光碟。一張是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一張是奧遜·威爾斯的《公民凱恩》。
起初我並沒有什麼感覺，但在回家的路上，當車過大鐘寺附近樓群外的那片田野時，突然意識到我用幾十塊錢，就把兩個大師的兩部傑作裝在了自己的口袋裡，心裡猛然的一陣溫暖。想時代到底是不一樣了，那些曾經被人神秘兮兮地鎖在片庫裡，只供內部參考、嚴禁轉錄的片子，如今可以輕而易舉地流入百姓家，而那些身處「外部」仍對電影感興趣的人，也可以坐在家裡吃著炸醬麵研究詩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鏡頭了。
從前像這樣的片子都叫「內部參考片」，聽說看「內參片」發源於「文革」時期，「文革」結束後因為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內參片」得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放映。至今一些突然被納入「內部」曾經享受過「參考片」待遇的老前輩，回憶起「內參片」時代還頗有幾分得意。但今天想起來卻讓人感慨良多，把看電影和行政級別、專業屬性聯絡起來，也算是中國的一大發明。看電影變成一種特權，這裡面有對普通人智力的輕視，也有對普通人道德水平的懷疑。「內部參考」四個字一下子將電影和普通民眾拉開了距離，那些被認為需要參考、有能力參考的人才能進來。其他人則對不起，怕你看不懂，怕你學壞，大門為你關閉。久而久之，能看到參考片的人變得優越起來。
現在不一樣了，我們終於可以平等地分享電影，分享那些活動影像裡所具有的思想和情感。在歐洲，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聲像質量不是很好的vcd會在中國如此流行。他們不知道，這是因為vcd便宜的價格，更是因為求知慾，因為要找回我們的權利。那些曾經僅僅是書本、雜誌上的片名，今天我們要變為真實的、經驗中的一部分。我們要看馬龍·白蘭度，也要看瑪麗蓮·夢露。我們要看《戰艦波將金號》，也要看《教父》。每個人都有權利分享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就像印刷術傳入西方使庶民可以分享知識、典籍一樣，vcd的興起也打破了某些機構、單位對電影資源的壟斷。將會有更多的人受益於vcd的流傳，它使普通人閱讀電影經典成為可能。就像許許多多人通過閱讀各種各樣的小說成為小說家一樣，我們可以想象將會有一些人通過觀看vcd成為電影作者。況且在電影這個行當裡，很多人就是通過大量地觀看成為出色人才的。遠的有戈達爾、特呂弗這些曾經整天泡在電影資料館的社會閒散，近的有錄影帶出租店的小店員昆汀·塔倫蒂諾。他們是成功的例子，他們的成功首先來自不停地觀看。
再說說數碼攝像機。
數碼攝像機最小的只有巴掌大小，你可別輕視它，這種依賴數字技術的攝錄裝置雖然只要萬元左右，但它拍出來的影像卻非常清晰。在國外，越來越多的人用它來拍片子，特別是紀錄片；而在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手裡有了這個玩意。
在城東的一個酒吧，有一天我碰見四個攝影隊在這裡拍紀錄片。雖然我對四個導演竟然都在拍同一支搖滾樂隊頗感不解，但他們手中一水齊的數碼攝像機讓我非常感慨。的確，數碼攝像機的出現，讓拍攝更簡單、更靈活、更便宜。它使更多人可以擺脫資金和技術的困擾，用活動影像表達自己的情感。就像超8毫米電影的潮流，使電影更貼近個人而不是工業。這種電影實踐，將會潛在地改變中國電影的精神，就像越來越多的人依賴數碼攝像機拍攝紀錄片和實驗電影一樣，紀錄精神中有一種人道精神，實驗電影中有一種求新精神，這些都是中國電影所缺乏的。
在歐洲特別是瑞士，有一些公司可以將數碼攝像機拍下的影像很好地轉為電影膠片。幾十萬元的成本雖然相對來說還是很貴，但這使數碼影像有機會進入影院，也為數碼影像作品提供了前景。當我剛剛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歐洲已經湧現出了傑出的實踐者。丹麥幾個電影工作者發表了一個「95宣言」，他們要反對電影工業對電影創作的束縛，提出要以儘量手工化的拍攝，儘量少的燈，儘量低的成本，以及全部的手提攝影來製作電影。他們中的成功作品包括風靡一時的《破浪》。數碼技術為他們的「95宣言」找到了最好的技術支援。
在法國的一家影院，我觀看了文德斯的最新紀錄片《樂滿哈瓦那》（buenavistasocialclub）。這部主要拍攝於古巴、講述幾個老爵士樂手生活的影片也是用數碼技術拍攝，而後轉為膠片的電影。銀幕上粗顆粒的影像閃爍著紀錄的美感，而數碼攝像機靈巧的拍攝特點，也為這部影片帶來了豐富的視點。觀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觀眾熱情的掌聲，不禁讓我感慨，一種新的電影美學正在隨數碼技術的發展而成型。數碼攝像機對照度的低要求，極小的機身，極易掌握的操作，極低的成本，都使我們看到一種前景。
有了vcd，我們有機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好電影；有了數碼攝像機，我們能夠輕易地拍下活動影像。
一個人如果看了大量vcd，手裡又有一臺數碼攝像機，他會怎麼樣呢？電影是被髮明出來的，vcd是被髮明出來的，數碼攝像機是被髮明出來的。感謝這些發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