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東京，市山尚三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去鎌倉看看。鎌倉距東京約一個小時車程，小津安二郎的墓便在那裡的古剎丹覺寺中。市山是《海上花》的監製，他從侯孝賢那裡知道我也喜歡小津的電影，便相約去大師的墓前看看。
同行的還有荒木啟子和藤岡朝子，荒木是日本pia電影節的主席，藤岡朝子是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選片人。我們四個人相識已經多年，每次見面都是在海外匆匆一聚，更多時候靠email互通音訊，並不清楚對方在忙些什麼。
7月正是日本的雨季，那天雨還不小，我們一行四人為小津獻上一束鮮花，在無名無姓、只一個「無」字的墓碑前站了一會兒，便回返東京。這幾天正巧是pia影展召開的時間，荒木抽空陪我，但話題仍是她的工作。早就聽說pia影展對日本電影影響巨大，這一次終於明白了它的意義。
pia是日本的一本雜誌，每週出版一次，介紹下一週全日本的電影、展覽、音樂會、舞臺劇等文藝資訊。雜誌創刊的時候，社長矢內廣還是一個大學生。當時日本的經濟開始起飛，東京也逐漸成為東方的藝術中心。在突然增多的藝術活動面前，年輕人變得無從選擇。矢內廣看準機會，創辦了pia雜誌，依靠及時準確的藝術資訊，幫助青年人進行文化消費。這本小冊子奇蹟般地為他帶來了億萬家資，直到今天，pia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日本青年的藝術生活。而雜誌一年巨大的廣告收入，也使它們有能力幹更多的事情。
70年代，日本經濟經過60年代的高速發展，進入了平穩階段，而日本電影經過席捲60年代的日本新浪潮運動也刺激了青年人的電影激情。很快，電影成為日本青年表達自我的一種重要途徑。各種身份、各行各業有興趣的人士都有條件拿起八毫米攝影機，表達自己內心的聲音。pia雜誌適應新的情況，於1977年開始創辦了pia電影節，接受任何長度、隨意規格的電影參賽，為數以千計的獨立短片、私人電影提供放映的機會，並通過pia影展為實驗電影尋找出路。
很快，pia影展與日本的獨立電影形成了良好的互動，因為有了pia影展，年輕人開始看到了個人電影創作的出路，哪怕只是一部四分鐘的八毫米電影，如果能被pia影展選中，能進而獲獎，都有可能為作者帶來進入電影界的機會，而松竹、東寶之外的大批獨立電影公司，也通過pia影展尋找人才。每年都有一些新人通過pia影展被投資人發現，有機會製作更大規模的長片。以一部《萌之朱雀》獲戛納影展金攝影機獎的河瀨直美和以《幻之光》、《死後》享譽世界影壇的是枝裕和都是pia影展最早發現並推出的。
通過這樣一個影展，大批青年人邁出電影生涯的第一步。錢、技術條件的限制被降到了最低，在一個經濟起飛的國度裡，一個有電影興趣的人用八毫米膠片或電視攝像機去拍一個幾分鐘的短片並非難事，重要的是有了pia影展，有了這樣一個聯結電影愛好者和電影公司、電影機構的管道。pia影展給了無數電影愛好者邁出第一步的信心，也給了他們從小事做起、踏踏實實起步的平常心。不要抱怨，不要太有懷才不遇的鬱悶，不要光做嘴上的大師，請先拍一部短片吧，不能拍三十五毫米就拍十六毫米，不能拍十六毫米就拍八毫米，不能拍八毫米就拍beat，不能拍beat就借一部家用錄影機拍vhs。九十分鐘也好，兩分鐘也行，用什麼方式表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用你的才華表現你對這個世界獨特的看法。因而，我在日本基本上沒有聽到技術至上主義者唬人的說教，也看不到投資至上主義者的炫富。電影不再神秘，它是那樣自然地貼近普通人。因而日本電影也便呈現了良好的生態，健康自然地迎來繁榮，或者面對低谷。當然pia影展本身也是一種體制，也會有體制的毛病。比方，影展選片的尺度肯定會有所偏頗，而評委個人的美學趣味也會決定一部影片的命運。但至少它提供了一個機會，形成了一條狹窄而透明的管道。去年日本有一百五十部處女作長片，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荒木啟子問我在中國有沒有類似的影展，我一時慚愧，自尊心讓我沉默。
這些年來，我目睹了太多朋友想拍一部電影而經歷的遭遇。有的人懷抱一疊劇本，面對「推銷者勿入」的牌子，艱難地推開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各種各樣的臉色面前，自尊心嚴重受挫，理想變成了兇手。有的人將希望寄託在人際關係之上，千方百計廣交朋友，在逢場作戲中盼望碰到大哥，能幫小弟一把。但大哥總在別處，希望總在前方。有一天突然會有「老闆」拿走你的劇本，一年半載後，才發現「老闆」也在空手套白狼，而且不是高手。也有人在向外國人「公關」，參加幾次外交公寓的party後，才發現洋務難搞，老外也一樣實際。大小娛樂報紙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片繁榮景象。但在北太平莊一帶遛遛，心裡依舊淒涼。機會看起來很多卻無從入手。於是電影研究得越來越少，社交能力越來越強。幾個同病相憐的朋友偶爾相聚，在北航大排檔喝悶酒，猜拳行令時開口便是：「人在江湖漂呀，誰能不挨刀呀！一刀，兩刀……」
的確，電影越來越像江湖。你看，媒體談論第五代和第六代，就像談論兩個幫派。其實大家各忙各的，並不相干，但江湖上總會製造一些傳言，引起恩恩怨怨。現在談電影就像在傳閒話，談電影就等於在談錢。談了這麼多年，也不嫌累，煩不煩？
我想pia的經驗對中國電影來說非常重要，一個行業總要尋找到一種選拔人才的管道，就像不斷地有活水引入，總要有新生力量自下而上出現，帶來底層的經驗、願望，帶來泥土的氣息，帶來源源不息的生命力。而行業自身的完善是一個問題的另一面。有行業才能有行規，有行規事情才能規範，才能簡單。我們才不必陷入人情、人際關係的陷阱中。藝術原則也好、商業原則也好，總比喜怒無常的人和恩恩怨怨的人際關係來得可靠。
離開東京前，我參加了pia電影節的閉幕酒會。酒會在帝國飯店舉行，起初大廳裡站滿了西裝革履的中年人，這讓我很不自在。好不容易看到了河瀨直美的丈夫仙頭武則，這個少年得志的製片人也是西裝革履。我向他抱怨酒會太嚴肅，他無奈地搖了搖頭，他是評委，不得不這樣。崔洋一走過來，邀我們去看他的新片。老崔以一部《月亮在哪邊》轟動日本影壇，但新片放映看得出依舊很緊張。說話間，一群染著黃頭髮、穿著膠鞋、衣服上掛著很多鐵鏈的年輕人衝了進來。大廳的寧靜頓時被打破，這些剛剛在pia影展獲獎的年輕人的到來，使會場活躍起來，這就是年輕的力量。
會場里人人興高采烈，那是人家的事，與我這個中國人無關。正在我鬱悶的時候，藤岡朝子告訴我今年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要請林旭東當評委。這讓我歡快了許多。國際影壇需要中國人的參與，林老師推動中國紀錄片若干年，能代表一種新的眼光。東京又下起了雨，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回到工作中去。
原載於《南方週末》（199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