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小武》後，約我出來見面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我自不敢怠慢，也不想錯過任何一個人。江湖上講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像我這種拎一隻箱子來北京找活路的人，突然得到別人的注意，總是心生感激。閱人勝於閱景，況且那時窮有時間，即使只是扯淡閒聊也樂於奉陪。
見面就要有地方，這對我是一個難題。那時我還沒有辦公室，家小，雜亂也不可待客。每次約會我都讓對方定地方。客人又都客氣，說要將就我。於是沉默一下，動一番腦筋，說出來的還是三個字：黃亭子。
直到今天我的活動範圍還都在「新馬太」一帶，新是新街口，馬是馬甸，太是北太平莊。這些地方離電影學院近，上四年學習慣了，腿便自己往這邊跑。黃亭子在電影學院北邊一百米，是家酒吧，全稱叫黃亭子五十號。因為隔街可見兒童電影製片廠，好找。下午客稀，也便於說話。
那時，不遠處的北航大排檔正是黃金時代。入夜時分，三教九流蜂擁而至。煙熏火燎中有孜然的香味，就著紅燜羊肉可以看見械鬥。那邊新疆大叔用維漢雙語招徠四川小姐，一低頭身邊這桌大學生不知為什麼已經哭成一團。這裡混亂、迷茫但充滿生機，對我的口味。但黃亭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次從北航回學校路過這裡，透過視窗看見裡面燈光昏暗，便覺無味。山西家窮，從小父母就節約用電，十五瓦的燈泡暗淡太久，讓我日後酷愛光明。也是青春不解風情，那時心中充滿宏大敘事，自覺很難融入燭光燈影。
第一次進黃亭子是1997年年初，我在香港碰見攝影師餘力為，兩人打算日後合力拍戲。我劇本還沒寫，他已經來了北京。接他電話時，他在黃亭子裡等。進了黃亭子，他的桌上已經有了幾個空酒瓶。我點上一支都寶，這煙別名「點兒背」。但一切如此幸運，這次見面讓我們決定一起去山西看看，這便有了日後的《小武》。
小余能喝，成了黃亭子的常客，我便常來，與老闆成了好友，時間長了有人戲稱黃亭子是我的辦公室。老闆簡寧是詩人，開酒吧也開詩會，常在午夜時分強迫小陳和他下象棋。小陳是調酒師，見我進來總喊賈哥，並讓莉莉倒茶。莉莉是服務員，簡寧的遠親，愛看電視，常梳一頭小辮，把自己打扮成民國戲中的女子。這樣我在北京又多了一個去處，即使無人相隨，來了黃亭子也總能找到人聊天兒。像我這樣的人不少，有一個英國人叫戴維，在化工學院做外教，他總是準時晚上十二點來酒吧，要一杯扎啤，仰著脖子一邊看足球一邊和小陳聊他倫敦鄉下的事。這些思鄉的面孔在午夜時交錯，彼此沒有太多交情，所以能講一些真實的話題。
我還是習慣下午在黃亭子見人：約朋友舉杯敘舊，找仇家拍桌子翻臉，接受採訪，說服制片，懇求幫助，找高人指點。酒喝不多話可不少，我的家鄉汾陽產汾酒，常有名人題詞。猛然想起不知誰的一句詩：有酒方能意識流，大塊文章樂未休。於是又多了一些心理活動。在推杯換盞時心裡猛地一沉，知道正事未辦，於是悲從心起。話突然少了，趴在桌子上看燭光跳動，耳邊喧鬧漸漸抽象，有《海上花》的意境。於是想起年華老去，自己也過上了混日子的生活。感覺生命輕浮肉身沉重。像一個老男人般突然古怪地離席，於回家的黑暗中恍惚看到童年往事。知道自己有些醉意，便對司機師傅說：有酒方能意識流。師傅見多了，不會有響應，知道天亮後此人便又會醒：向人賠笑，與人握手，全然不知自己曾如此侷促，醜態百出。
到了下午，又在等人。客人遲遲不來，心境已然沒有了先前的躁動，配合下午清閒的氣氛，站起來向窗外望。外面的人們在白太陽下騎車奔忙，不知在追逐什麼樣的際遇。心感蒼生如雀，竟然有些憂傷。突然進來一位中年女子，點一杯酒又讓小陳放張信哲的歌，歌聲未起，哭聲先出。原來這酒吧也是可以哭的地方。
現在再去黃亭子，酒吧已經拆了，變成了土堆。這是一個比喻，一切皆可化塵而去。於是不得不抓緊電影，不為不朽，只為此中可以落淚。
原載《衛視週刊》（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