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王小帥等第一批獨立電影導演是以一種體制背叛者的形象開始工作的。1989年，這些導演剛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巨大的社會動盪過後，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採取了與體制疏離的生活方法。這種心情在《北京雜種》的憤怒和《冬春的日子》的孤獨中都有所表露。影片脫離製片廠體制的製作方法和他們所表達的情緒都與現行電影體制相對抗，於是這些電影理所當然地被官方禁止。而由此為開端的獨立電影運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並未能被大眾所瞭解。因而當這些電影社團的組織者從這些導演手中借來vhs錄影帶，去酒吧開始放映時，獨立電影的概念才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所理解。
這時候更多的來自中國電影體制之外的年輕人已經做好了拍攝獨立電影的準備。就像閱讀可以激發出一個人寫作的慾望一樣，從1995年開始的自由觀影，也讓更多的人獲得了拍攝電影的興趣。他們中有的是學生，有的是工人、公司職員，也有作家或者詩人，非專業的背景對他們所形成的技術上的限制並不是很大，因為此時已是一個充滿活力的dv時代。
dv在中國所改變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習慣。在此之前，中國人並沒有用活動影像表達自我的傳統，甚至很少有人拍照，文學閱讀和文字寫作才是我們擅長的表達方式，視覺的經驗非常匱乏。1949年以後，政府規定只有官方的電影製片廠才有權拍電影，電影事實上成為了被壟斷的藝術。與電影疏遠的時間太久，讓我們甚至忘記了用電影表達原本也是我們的權利。中國人開始試著透過取景器看這個世界，dv帶給人們的不僅是一種新的表達方式，更是一種權利的迴歸。1995年後大多數做實驗影像的人都選擇了叛離電影審查制度的道路。以民間的姿態，獨立的立場，中國人開始在體制之外創造一個嶄新的電影世界，並嘗試逐漸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影像生活。
很多手握dv的導演，都選擇紀錄片作為創作的開始，這種局面相當令人激動，因為在中國電影百年的歷史中，一直缺乏兩個傳統，一個是紀錄電影的傳統，另一個是實驗電影的傳統。而由dv所引發的民間獨立影像運動彌補了中國電影這一缺陷，這些導演所分佈區域也比以往更為廣闊。這之前，大多數導演都生活在文化活動比較集中的北京和上海，而現在即使遠在四川、貴州也開始出現了拍攝電影的熱潮。其中著名的創作者，有北京的楊天乙、杜海濱、王兵，瀋陽的英未未，貴州的胡庶，江西的王芬。
1996年，當時還在解放軍總政治部話劇團當演員的楊天乙開始拍攝她的第一部紀錄片《老頭》。這部紀錄片的拍攝相當偶然，在楊天乙所住的小區裡，經常能看到一排老頭在曬太陽。她為此景所動，開始用手中的dv記錄他們的生活。此後兩年不間斷的拍攝中，她捕捉到了這些老人在漸漸流逝的時光中對生命的眷戀和崇敬，也見證了生命的死亡和人生的別離。
杜海濱曾經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2000年春節，他回到故鄉陝西寶雞，於鐵路沿線遇到了一群流浪的少年，拍攝了《鐵路沿線》。他隨他們遊蕩，讓攝影機穿越貧困的表象，進入到這些少年的青春與夢想當中。
王兵的《鐵西區》可以稱為鴻篇鉅製，作者從歷時兩年拍攝的三百個小時的素材中剪接出了三個相對獨立、在空間上又彼此相連的部分。鐵西區是東北城市瀋陽的一個工業區，如今國有工廠面臨倒閉，整個城區蕭條無望。中國工人現實的處境在東北寒冷的天氣中顯得更為嚴峻。將要拆去的豔粉街，工人療養院中用塑膠袋撈蝦米的老人，面對電視發呆的家庭，以及依然賓士在鐵西區的火車，共同構成了一幅計劃經濟失敗的圖景。
女導演英未未家在瀋陽，不知她對鐵西區是否熟悉。她有學習中文的背景，作品《盒子》記錄同居在單元房中的兩名同性戀女性，在不斷的傾談中彼此傷害，彼此關懷。紀錄片開始開啟陌生的私人空間，如同進入封閉的盒子。同為女性導演的王芬，於2000年在她的老家江西進賢，將攝影機對準了自己的父母，記錄了一個家庭背後的秘密，那些不斷重複的抱怨和無法逃脫的家庭責任。此片的名字為《不快樂的不止一個》，有種決絕的堅強味道。這兩部作品有一些日本「私小說」的感覺，可以看到中國電影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淡的徵兆。
胡庶在官方電視臺工作，但他獨立在貴州拍攝了《我不要你管》。在貴陽，他跟蹤幾個「三陪小姐」的感情生活，看她們與人相愛，也看她們面對背叛。愛的渴望讓她們的青春在這座寧靜的邊城中顯得過於憂傷，令人不禁想起沈從文的那些浸透生命意識的散淡文字，也會讓人聯想到拍攝於1947年的中國經典電影《小城之春》。有趣的是另外一位導演仲華，他在退伍的第二年又設法回到自己曾經服役的部隊，私人拍攝了記錄現役軍人生活的作品《今年冬天》。這些與主流體制關係密切的導演與主流文化的自覺疏遠，是這幾年來中國文化中非常普遍的事情。紀錄片將中國電影的美學場景擴大到全國各地，也將中國電影的時間指標撥回到當下，面對真實的生命狀態講述中國人正在經歷的生命體驗，紀錄片改變著一直以來影響著中國電影的「戲劇傳統」。
開始有人拍攝實驗性的作品，畢業於廣州美院的曹斐和居住上海的楊福東是此類電影的代表。曹斐最早的作品《鏈》頗有《一條安達魯狗》的味道，斷裂的影片碎片中偶爾會有模擬的手術過程。器械、器官和不明來歷的血液，那些婚紗、塑膠花似乎能表達一種女性的憂慮。楊福東的作品《嘿，天亮了》讓人想起孔飛力的著作《叫魂》中的蠱惑氣氛，想起了手持大刀在空曠的南方街道上出沒的遊魂，有種中國式的不安。今年，楊福東在卡塞爾雙年展推出他長達九十分鐘的黑白片《陌生天堂》。片子中一個詩人突然懷疑自己有病，在各種各樣的體檢過後，詩人的心情好起來，這時這座被稱為天堂的南方城市杭州，也度過了它的梅雨季節。另外一些實驗性的作品應該更準確地稱為視像藝術，很多作品也會以裝置的形式在美術館展出。
當然還有更多的人在拍劇情片，南京作家朱文是最先用dv拍攝劇情片的導演。在此之前，他的小說在青年讀者中已經獲得了極大的聲譽。他幫助張元完成過《過年回家》的劇本，也是章明《巫山雲雨》的編劇。2001年冬天，他用十幾天的時間在海濱城市北戴河完成了《海鮮》的拍攝。影片講述一個想自殺的妓女和一個不讓她死的警察的故事。警察將權力運用於性，而妓女用槍結束了警察的生命後決定好好地活著。「海鮮」在現代漢語裡有生猛的含義，這部電影是對中國粗暴現實的一種粗暴描繪。上海也開始有人從事獨立製作，青年導演陳裕蘇和暢銷小說作家棉棉合作了《我們害怕》，描繪這座已經恢復了資本主義氣息的城市中青年人的生活。
今年夏天，這個城市中真的有一個青年來到我在北京的辦公室。他是上海大學的學生，策劃在校園裡搞一系列的放映。他們計劃放映《小武》，想跟我要一盤像質清晰的錄影帶。我從櫃子中找了一盤給他，他收好後又遞給我份合同問我可不可以簽名。這是一份授權書，表明《小武》中國內地的版權擁有者賈樟柯同意在該活動中放映此片。這是我在中國第一次看到有人懂得面對版權的問題。我愉快地簽好了自己的名字，儘管上面寫著他們為此所付的費用是人民幣零元。
中國在飛速發展，一切都會很快。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握緊攝影機，握緊我們的權利。
原載法國《電影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