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歲的時候，父親常跟我們講起他去看拍電影的事情。那時候「文革」剛剛結束，單位上會多，好在經過長久的壓抑，如今百廢待興，人們臉上也開始復甦了笑容。父親從學校回家再晚，全家人也要圍聚在一起聊天吃飯，偶爾遇上停電，也不點蠟，藉著爐火的亮光，在大面積的黑暗中感受溫暖的氣氛。這樣的時刻，父親總不厭其煩地描述拍電影的細節。那時候他還是汾陽中學的一名學生，聽說長春電影製片廠在城外的峪道河村拍電影，便與同學跋山涉水前往觀看。他們站在攝製組外圍，看一群人把三腳架挪來挪去，選擇合適的位置，有一群山民打扮的人在攝影機面前開山造渠。望著眼前的景象，起初有的同學以為找錯了地方，是地質隊在搞測量，很快他們發現這些開山造渠的人都聽一個人的指揮，總在重複同一個動作，父親明白那人就是導演，拍電影的事實確定無疑。於是這群少年歡呼雀躍，然後靜默地站在山谷間看拍電影。直到夕陽西下，這群拍電影的人收拾器材準備收工，我父親他們才不得不惆悵地離去。但他似乎得到了拍電影的秘密，父親的臉上有爐火的閃動，他說：拍電影是要打光的。
我一直覺得我的故鄉山西汾陽有著獨特的光線，或許因為地處黃土高原，每天下午都有濃烈的陽光，在沒有遮攔的直射下，將山川小城包裹在溫暖的顏色中。人在其中，心裡也便升起幾分詩情畫意。這裡四季分明，非常適合拍電影。父親在現場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馬烽編劇、導演蘇里執導的電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講山西一群有志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電站的故事。因為汾陽是山藥蛋派作家馬烽的半個故鄉，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他下鄉體驗生活的定點縣，所以導演選景在這裡拍攝。或許他們不知道，他們忙碌拍攝的工作現場，會讓旁邊靜默觀看的年輕人激動不已；而我父親一遍一遍給我講述這段經歷的時候，他一定也沒有想到，他已經為他的兒子種下了電影的基因。文化的傳承和影響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1997年，當我在汾陽拍攝我的第一部影片《小武》的時候，溯源而去，突然覺得選擇導演作為自己的職業一定跟父親這段經歷有關。
原載《成都商報》（200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