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的第二部電影《站臺》快要開拍的時候，我用dv拍了些外景和演員的資料並轉成家用錄影帶準備寄給北野武那邊看。恰逢釜山電影節將要開幕，我去做評委，於是便相約釜山見。世界各地的影展幾乎都會有一個錄影室，為錯過某部影片或有業務需要的來賓提供錄影影片服務。我和監製市山尚三、北野武的經紀人森昌行等幾人去了影展的錄影室準備看我拍的資料。服務的女生千篇一律的客氣，但錄影機卻不好使，先是一臺機器罷工，無論如何也不轉動，換一臺倒是聽話，可是不能讀pal制的帶子。於是打電話聯絡，不停地有各種體態的韓國男子進進出出，有的滿頭大汗，有的對著錄影機大喊大叫，有的極理性，慢條斯理，沉默地來，沉默地走，最後服務的女生含笑彎腰，輕聲說抱歉。我們望著房間裡十幾臺品牌雜亂、新舊程度不一的錄影機無奈離去。
是年正逢釜山影展氣勢壓過東京影展，在國際影壇聲譽鵲起之時，影展出手闊綽，來賓如雲，人人專車接送併入住五星級酒店。但影展的硬體卻不見更新，和主辦者要辦「東方戛納」的理想相去甚遠。閉幕式上，獲獎者上臺照樣滿天花火，抬頭望天看著瞬間的燦爛，我心想，放禮花的錢可以買多少臺錄影機呀！但這禮花的盛況會變成報紙的頭條，電視轉播定然不會光顧昏暗的錄影室。一邊花火怒放，一邊錄影機不轉，這讓我對影展心生疏遠。
最近韓國同行為配額制上街示威，飽滿的電影之情夾雜著保護民族文化的責任感讓人尊敬。但強烈的保護意識之下多了些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配額制限制好萊塢電影終究是以一種霸許可權制另一種霸權，兩者都讓人不舒服。「電影是特殊的產品，需要保護！」這一說辭頗為煽情，但用破壞自由貿易原則的代價帶來的保護也很難談得上有合法性。法國從政府到電影工作者都有保護法國電影的自覺意識，他們的做法之一是對發行好萊塢電影的公司徵收重稅，然後將其補貼在法國本土電影中。另外，法國電視臺所獲的廣告收入中有固定比例的資金也要投入到電影產業中。這種辦法顯然更好一些，提高本國電影的競爭力不應該用限制他國電影的方法實現，即使它是好萊塢電影。
去年英國影評人湯尼·雷恩在美國《電影評論》雜誌發表了一篇關於韓國電影的長文，他在評論金基德的《空房間》時說：對於一個沒有看過蔡明亮電影《愛情萬歲》的觀眾來說，該片還有一點看頭，但這部電影只不過是一句用怪音發出的陳詞濫調。
我同意他的看法，請別言必稱韓國。
原載《南都週刊》（2006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