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近來我開始瞭解到，拍片除了興趣之外，還有現實。現實就是世界電影的走向，這走向以戲劇性為主。但中國人講究的不是說故事的form，是抒情言志的form，是意境，所以我們追求的美學跟現實上一般人能接受的東西不同。
賈樟柯在大陸也有這個問題。從文明戲過來，中國人看電影的習慣就是看戲，電影是戲。一般普通人看電影，戲劇性的要求特別高，戲劇的質量他不管，只要是戲劇他就喜歡，情節破綻百出他也無所謂，只要是戲劇他就歡心。其他氣質的電影很難跟這個傳統對抗。
侯孝賢西方的電影傳承自戲劇、舞臺，這個傳統太強大，影像敘事的方式非常自由。但有了聲音之後，電影迴歸戲劇。連編劇都找舞臺編劇人才，重心完全在戲劇性上。這種情勢下，你可以說，我要堅持屬於我的敘事方式，這方式在古代的《詩經》裡，在明志不在故事，但這要讓現代人理解很難，因為他們已受西方戲劇影響太多。
現在是這種趨勢，沒辦法改變。不過，假使你理解這個form，還是能在這裡找到空間，去調節戲劇傳統與抒情言志的比例，這空間基本上就是東西融合了。
去掉不必要的鴻溝
賈樟柯我覺得電影這個材料也不斷受到新發明的影響，比如說dvd、電子遊戲、衛星電視。像我看臺灣的電視，覺得豐富多彩，有各種案件、政治人物的衝突，整個社會已經那樣戲劇化了，你怎麼做電影呢？好像沒必要看電影了。但我看一些導演也能找到方法把自己的意見結合到型別電影裡，把自己的東西用型別來包裝。畢竟型別元素有很多是很受歡迎的。
侯孝賢真正好的型別還是從真實出發的，最終要回到真實。
賈樟柯我記得上次在北京，您談到一個東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講最多的東西」。我自己的理解，所謂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掉跟普通大眾之間不必要的鴻溝。
侯孝賢對，就是「直接面對」。敘事的焦點一下就抓到，變成一種節奏感，反映你對事物觀察的吸收跟反思。不過，我感覺簡單而深刻很困難。簡單，所以人人看得懂，但同時又立意深刻，這不容易。
賈樟柯簡單就是形式上的直接吧。比如我們看1940年代末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的作品，它們跟觀眾的關係就很密切，觀眾都很喜歡看，像《偷腳踏車的人》這樣一部片，就證明觀眾接受的東西跟深刻內涵是不矛盾的。費里尼的《大路》也有容易被普通大眾接受的部分。
但總體來說，我們對電影主題和形式的考慮，有太多迷霧在裡面。必須重新找到一個直接、簡單的方法。
還原最初的簡單心態
賈樟柯您怎麼看臺灣新導演的作品？
侯孝賢他們從小看很多電影，所以一拍電影就迷失在電影裡，變成拍「電影中的電影」，確切的生活和感受反而不是知道太多，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其實也不全是位置的問題，就是不夠強悍，隨時會在形式、內容上受到影像傳統影響。要是夠強悍，相信什麼就該拍什麼。
賈樟柯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差不多是第五代導演開始轉型的時候，在中國有很多爭論。那時在大陸，電影的文化價值被貶得一無是處，基本上就在強調工業的重要性，特別是投資多少、產出多少。我覺得悲哀，因為一部電影放映以後，人們不談那電影本身要傳達的東西，都圍繞著談跟產業有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做導演「有個體」很重要，要一個強大的自己，不被其他東西影響。電影最初就是雜耍，雜耍就要有遊戲感，從事這工作得有快感，不為太多背後的東西，還原最初的簡單心態。
這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像您剛說的，我也從《小武》到《三峽好人》才又重新找回這種感覺。
原載臺灣《誠品好讀》（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