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謝大家抽空來看《三峽好人》，剛才我也在觀眾席裡面，我本來想看十分鐘然後離開去休息，結果一直看到了最後，好像過了才三四個月。這個電影五月份的時候還在拍，過了三個月好像那兒的一切我已經遺忘了，再看的時候非常陌生，但同時又非常熟悉，因為我在那兒差不多用一年的時間和我的同事們工作，所以人是善於遺忘的族群。我們太容易遺忘了，所以我們需要電影。
我是第一次去三峽，特別感謝劉小東。之前我本來想拍一個紀錄片，拍他的繪畫世界，因為我從1990年看他第一個個展，特別喜歡他的畫。他總是能夠在日常生活裡面發現我們察覺不到的詩意，那個詩意是我們每天生活其中的。這個計劃一直擱淺，一直推後，去年9月有一天小東在說要到三峽畫十一個工人，我就追隨著他拍紀錄片《東》。
在三峽，如果我們僅僅作為一個遊客，我們仍然能看到青山綠水，不老的山和靈動的水，但是如果我們上岸，走過那些街道，走進街坊鄰居里面，進入這些家庭，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古老的山水裡面有這些現代的人，但是他們家徒四壁。這個巨大的變動表現為一百萬人的移民，包括兩千多年的城市瞬間拆掉，在這樣一個快速轉變裡面，所有的壓力、責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長的歲月支援下去的生活都是他們在承受。我們這些遊客拿著攝影機、照相機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與我們無關，但是當我們坐下來想的時候，這麼巨大的變化可能在我們內心深處也有。或許我們每天忙碌地擠地鐵，或者夜晚從辦公室出來凌晨三點坐著車一個人回家的時候，那種無助感和孤獨感是一樣的。我始終認為在中國社會里面每一個人都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我們都承受著所有的變化。這變化帶給我們充裕的物質，我們今天去到任何一個超市裡面，你會覺得這個時代物質那樣充裕，但是我們同時也承受著這個時代帶給我們的壓力。那些改變了的時空，那些我們睡不醒覺、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不僅是三峽的人民。
所以進入那個地區的時候，我覺得一下子有一個潮溼的感覺，站在街道上看那個碼頭，船來船往，各種各樣的人在那兒交會，中國人那麼辛苦，那時候就有拍電影的慾望。一開始拍紀錄片，拍小東的工作，逐漸地進入模特的世界裡面。有一天我拍一個老者的時候，就是電影裡面拿出十塊錢給三明看夔門的演員，拍他的時候，他一邊抽他的煙，一邊非常狡黠地笑了一下。在他的微笑裡有他自己的自尊和對電影的不接受，好像說你們這些遊客，你們知道多少生活呢？那個夜晚在賓館裡面我一個人睡不著覺，我覺得或許這是紀錄片的侷限，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的一種自然的心態。
這時候我就開始有一個蓬勃的故事片的想象，我想象他們會面臨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壓力，很快地就形成了《三峽好人》這樣一個劇情。在做的時候我跟副導演一起商量，我說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電影，因為我們是外來人，我們不可能像生活在當地的真的經受鉅變的人民瞭解這個地方，我們以一個外來者的角度寫這個地區，這個地區是個江湖，那條江流淌了幾千年，那麼多的人來人往，應該有很強的江湖感在裡面。
直到今天誰又不是生活在江湖裡面，或者你是報社的記者你有報社的江湖，或者你是房地產的老闆你有房地產的江湖，你要遵守那個規則，你要打拼，你要在險惡的生活裡生存下去，就像電影裡面一塊五就可以住店，和那店老闆一樣，他要用這樣的打拼為生活做鋪墊，想到這些的時候我很快去寫劇本。
在街道上走的時候就碰到唱歌的小孩子，他拉著我的手說，你們是不是要住店，我說我們不住店，他問我你是不是要吃飯，我說我們吃過了，他很失望，你們要不要坐車，我說你們家究竟是做什麼生意的？他就一笑。望著十四歲少年的背影，這就是主動的生命的態度。後來我找到他，問你最喜歡什麼？他說喜歡唱歌，他就給我唱了《老鼠愛大米》，唱了《兩隻蝴蝶》，我問你會唱鄧麗君的歌嗎？後來教他也教不會，他只會唱《老鼠愛大米》，所以用在電影裡面，他像一個天使一樣。
在任何一個情況裡面，人都在試著保持尊嚴，保持活下去的主動的能力，想到這些的時候，逐漸地人物在內心裡面開始形成，包括男女主角。我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他曾經在《站臺》裡演過簽訂生死合同的礦工，在《世界》裡演過一個揹著黑色提包、來處理二姑娘後事的親戚，這次我覺得他應該變成這個電影的主角。我們兩兄弟少年的時候非常親密。他十八九歲以後離開了家，到了煤礦工作，逐漸就疏遠了，但是我知道他內心湧動著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時候我們話非常少，非常疏遠，非常陌生，就這樣看著偶爾笑一下。想到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說什麼，但我就知道，我為什麼要一直拍這樣的電影，為什麼十年的時間裡我不願意把攝影機從這樣的面孔前挪走。
我們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個範圍裡面了，就以為我們的世界就是這個世界，其實我們只要走出去一步，或者看看我們的親人，就會發現根本不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拍，不能那麼容易將真實世界忘記。
我表弟後來來到劇組，我覺得演得非常好。一開始的時候，我特別擔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員搭戲搭不上來，怕語言有問題。他說，哥，你不用擔心，我聽得懂，我們礦上有很多陝西、四川的工人，所以陝西話、四川話全部能聽得懂。他溝通得確實很好，跟其他當地的演員。特別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邊聚會的時候那場戲。他的前妻問他一個問題，十六年了，你為什麼這個時候到奉節找我了？我寫的對白是，春天的時候，煤礦出了事情我被壓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時候我想，如果能夠活著出來我一定要看看你們，看看孩子。這個方案拍得很好，第一條過了。他拉著我說，能不能再拍，我不願意把這些話說出來。為什麼把這個理由講出來呢？因為他說在礦裡面什麼樣的情況誰都瞭解，如果講出來，感覺就小了，如果我不說出來感覺就大了。
他說得非常好，生活裡面那麼多的事情何必說那麼清楚呢。就好像這部電影其實有很多前因後果，沒必要講那麼清楚。因為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面對這個時代的故事，如果我們有一個情懷，我們能夠去理解。如果我們能從自己的一個狹小的世界裡面去觀望別人的生活，我們就能夠理解。
或許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但我們假裝忘記。當我們一個人的時候，如果我們有一種勇氣、我們有一種能力去面對的時候，我們能夠理解。有時候我們不能面對這樣的生活，或者面對這樣的電影，這是我們一整代人的懦弱。
但是我覺得，就好像奉節的人，他們把找工作叫作討活路一樣，我們應該有更大的勇氣迎接我們所有的一切，找工作當然是討一個活路。他們不麻木，他們樂觀。我覺得在我拍攝電影的時候體內又開始有一種血性逐漸地感染了自己，燃燒了自己，就會覺得我們有勇氣去面對自己。
接著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女主角趙濤，跟我合作過幾次的女演員，演一個沒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決定的前一夜。原來劇本就寫她是一個人，打瞌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麼。我就用一個紀錄片的方式，讓演員坐那兒，演員拍了一個多小時，真的很困，很煩躁，慢慢入睡。拍完之後我準備收工，趙濤講，導演你看牆上有一個電扇，分手這樣一個巨大的決定其實沒有那麼容易下，內心那種躁動不安、那種反反覆覆，是不是可以讓我通過吹電扇來把四川的潮溼悶熱、把內心的焦灼演出來。我們就拍她吹電扇，她像在舞蹈一樣，拍完之後我覺得是一個普通人的舞蹈，是一個凡人的舞蹈。任何一個街上匆匆走過的女性，她們都有她們的美麗，我覺得也通過演員的創造拍到了這種美麗。
之後就是在電影裡面來來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陰晴不定的天氣。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後當我們再從奉節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們整個攝製組都不適應北京的生活。那麼高的人群密度，那麼匆忙的生活，那樣的一個快節奏，好像把特別多的美好、特別多的人情、特別多的回憶都放在了那個土地上。
今天這個電影完成了，我們把它拿出來，然後我們選擇在這幾天，7號點映，14號放映。這個電影和觀眾見面的時間只有7號到14號，因為之後電影院沒有太多空間留給「好人」。我們就跳好七天的舞蹈，讓「好人」跟有這種情懷的人見面。其實這不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我想看看在這個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關心好人。（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在今天來北大的路上，車窗外又是那些面孔，在暮色裡匆匆忙忙上下班，我的心裡面又有一種潮溼的感覺，這時候不僅是傷感，我覺得我自己還有一個夢，這個夢還沒有磨滅。謝謝大家。（掌聲）
此文為2006年12月4日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