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唸書，並不知道香港有許多外國導演和演員的譯名，跟大陸的差距很大。比如我們叫戈達爾，他們叫高達，我們叫特呂弗，他們叫楚浮。那時在香港獨立短片展和餘力為剛認識，閒來無事便一起喝茶吃飯，昏天黑地大談藝術。我們談了許多各自心儀的導演，他突然對我講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對「馬田」電影的看法，因為談得抽象，沒有涉指任何一部具體的作品，我聽了半天不明就裡，便問他馬田是誰？原來他說的「馬田」是拍《計程車司機》的導演馬丁·斯科塞斯，他們翻譯成「馬田」，我一直以為是國內哪個姓馬的導演，後來我們大笑，這也算是迷失在翻譯中。
在我學習電影的過程裡面，馬田的一部電影《喜劇之王》在導演技術上對我有很大幫助，那個電影應該是多機拍攝，能在整個切換過程裡面，學到一種新的分鏡的方法。以前我喜歡場面排程，在現場通過觀察空間、想象人物的行為路線來進行場面的調動，以此解釋劇情。《喜劇之王》則以人物的動作為分切支點，一個動作多個角度拍攝，多個角度拍攝的動作剪輯在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視覺效果。
1996年的時候電影的資訊還很少，人們對大師心懷尊敬並有神秘之感，馬丁·斯科塞斯對學電影的學生來說，好像一顆璀璨的星星，高高在上無法靠近。
2002年我帶著《任逍遙》參加戛納電影節。馬丁·斯科塞斯是短片單元的評審主席。當時聽說他也在那裡，就覺得自己那樣熱愛的一個導演現在竟住在同一個小鎮上，或許哪天在街上就可以看到。
有一天組委會請吃飯，突然外面大亂，就見一個矮個子的老人走了進來，很多人跟他寒暄，他的出場像一個總統。我沒認出他是誰，他穿過人群尋找他自己的位置。這時我的日本製片在我旁邊，突然用胳膊碰我，他說那是「馬丁·斯科塞斯」。這時候馬丁·斯科塞斯已經走到我們旁邊了，我站起來，跟他握手，我說我是中國人，那個時候我發現，在無數的人走過來、無數的手伸向他的時候，他的焦點非常地沉穩，他跟每一個人握手，都會專注地看著對方的眼睛，他會照顧到每一個人。當他看著我的臉的時候，他說「中國」「長城飯店」，我用英語重複了一句「長城飯店」，他解釋他80年代去過北京，住在長城飯店，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後，他很快被人簇擁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從戛納電影節回來之後，一天我正在家裡糊里糊塗地睡覺，突然收到了一個傳真，拿起來一看，沒有想到竟是老馬寫來的。他在傳真裡面講：「我在戛納見過你，當時場面很亂。結束之後，我的助手告訴我，那個中國小夥子是拍《小武》的導演，我看過《小武》，非常喜歡這個電影，那個時候不知道你是誰，沒有和你好好聊天。如果你到紐約的話，下面是我的聯絡方法，我們可以見一個面。」
機會很快來了，差不多8月份的時候，紐約影展向《任逍遙》發來邀請信，我從來沒有去過紐約，就跟製片人周強決定去一趟紐約。周強在紐約上的大學，畢業快十年了沒有回去過紐約，他也想去看看。當然我們這次紐約之行多了一個節目，我們可以去拜訪馬丁·斯科塞斯，要去跟他見面。我們給馬丁·斯科塞斯發了一個傳真說幾月幾號放《任逍遙》，會去紐約。很快他回信說，他正在忙《紐約黑幫》的剪輯工作，但他會協調一個時間，見一個面。到10月份，我和周強兩個人拖著行李上了飛機。
電影節的活動在林肯中心，肯·瓊斯來找我，他是林肯中心的節目策劃，寫了非常多關於東方電影的文章，是在美國推動亞洲電影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們認識是在1999年的舊金山的電影節，他那年當評委，不僅頒給《小武》最佳影片，還把《小武》的錄影帶給馬丁·斯科塞斯，因為他還是馬丁·斯科塞斯的助手，所以馬丁·斯科塞斯能看到《小武》。他在不同學校交流講學的時候經常介紹《小武》，包括推薦給斯皮爾伯格。其實在美國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之間沒有很多的壁壘，像斯皮爾伯格、馬丁·斯科塞斯也是從實驗電影過來的。
去他辦公室所在的公寓，進了電梯之後，發現電梯里人很多，我和周強都沒有說話。同去的還有他的助手肯·瓊斯，瓊斯個子很高，我仰頭看他，他一直在笑我，我有些不知所以。一回頭看到馬丁·斯科塞斯就站在我的旁邊，大家馬上笑了起來。那時我覺得我有一些緊張，但這緊張很快在笑聲中消失了。
進了他的辦公室後，桌子上已經擺了很多點心，我覺得有一點像小時候去看長輩的感覺。大家坐好之後，沏了中國的茶，他說你吃一點，是特意為你們買的。那是些義大利的點心，這時你會覺得我們不是為電影而來，只是來探望一個長輩。他一直衝我們微笑，像看一個孩子，他自己不吃，我們吃了很多點心。我們從《小武》開始聊起，我以為他會從專業的角度進入來談這個電影，但不是。他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這部電影，我說可能我拍攝的人的階層，人的那個處境，跟你最初拍電影的時候，喜歡拍攝的人一樣。他說你只是說對了一半，你拍攝的這個人非常像我的叔叔。他說：「叔叔是在義大利街區工作的，有一年假期我跟他說我要掙錢，他說你第二天來辦公室吧。結果他給了一張寫著地址的紙，發了一把槍給我，說你給我去追債，把錢拿回來。」馬丁說他當時拿著槍都哆嗦，幸虧沒有去，如果去追債的話，可能美國就多了一個黑幫，少了一個導演。他說小武這個人好像他自己的叔叔，看到王宏偉在電影裡面晃來晃去，就好像看了他的叔叔一樣，特別親切。
做導演太久了，很難變成一個普通的觀眾，但馬丁沒有。他跟你談電影，沒有談排程怎麼靈活、結構怎麼樣。他只說他的叔叔，只說他的往事，我覺得他可以全身心進入電影，又可以從電影出來，就像一個得道的老妖怪可以隨意暢遊。
談話的中間突然有送快遞的人進來，交給他一個郵包，開啟之後是加州大學的學生寄給他的作業。我問他教書嗎，他說不教書，我問他那為什麼有學生來信，他說我這裡是公開的，誰都可以寄作品來。我非常感動。我自己剛拍短片的時候多需要人幫助啊。他非常嚴肅地跟我說，你不要以為是我幫助他們，其實我幫不了他們什麼，是他們在幫我。我每次看到這些學生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我有多老，我是上個世紀的人，他們做的是新的電影，他們教我知道什麼是新的電影。此話一齣屋裡變得非常安靜，每個人都被他的話感動。
短暫的沉默之後，他說他準備去剪接，要肯·瓊斯陪我參觀他的電影資料庫，他有幾百個電影複製的收藏，三十五、十六毫米的複製，ld、vcd、dvd、vhs錄影帶都有。橫跨了很長時間，我看到佈列松的、伯格曼和安東尼奧尼的複製，我問肯·瓊斯：他看嗎？他說：經常看。之後我們去他的放映室，助手說他會抽時間在這裡看他喜歡的電影。我看到這些，心想將來一定要印一個《小武》的複製送給他。
他的工作環境，以及整個辦公室的結構，會讓人感覺他整個人都生活在電影中，這裡不是一個抓經營的辦公室，而是一個製作車間，是一個熱愛電影的淘氣孩子的玩具室。參觀結束，馬丁也準備好了他的剪輯工作，有一個老太太在那裡和他一起工作。他介紹她是從70年代拍短片一直合作到現在的剪輯師，一會兒又進來一個男的，有點像司機，馬丁又介紹說，這是我一直合作的編劇，我們從《純真年代》開始合作。他有自己的一個電影團隊，都是老友，風雨幾十年的搭檔。他們不是簡單的僱傭關係，他們是藝術上的合作者，是在藝術上可以互動的同事，同時又像是家庭成員，非常多的感情因素在裡面。
我們在剪輯室裡看他工作，他在剪輯開場打鬥的場面，他突然停下來對我說：「我昨天看了《戰艦波將金號》，我有很多疑問，我要問愛森斯坦。」說完了後他繼續他的工作。他工作的背景是整個電影歷史，不但有當代電影，還有20年代的默片，你會覺得他工作的參照系統是全人類完整的電影經驗。我一直在看，看他怎麼跟工作人員交談，他們非常默契。差不多過了一個多小時，覺得佔他時間太久了，就和他告別。大家一起走出辦公室，在我上電梯的時候，他突然招手，我走近他，他跟我說了一句話：「保持低成本。」然後轉身回了辦公室。
坐電梯下去的時候，大家誰都沒有說話，每個人都在想他說的這句話。其實所謂保持低成本，他的意思是堅持一種理想，一種導演的自由，一種創作的方向。強調保持低成本，也是他正在面對的困境，當時他的那個電影投資一億多元，投資公司要求他們將片長剪短，他們之間發生了一些爭議。這句話是他對我的鼓勵，也是對他自己創作困難的表達。突然間我的心裡又多了一些對這個老人的憐惜。
原載《生活》第三期（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