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蔡明亮、賈樟柯
整理：譚爭、鄒欣寧
蔡明亮，馬來西亞華人，臺灣電影工作者。1994年，因《愛情萬歲》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蔡明亮作為華語影壇獨樹一幟、風格鮮明的導演，其電影多反映個體生存的孤獨寂寥，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隔膜。
「夾縫一代」的導演養成
蔡明亮我覺得我們兩個人拍電影的概念、態度不能說完全不同，路線接近，都不是商業導向，對電影的想法都跟主流市場不太一樣。
我對你的作品的印象是，狀態、氣味都與我在馬賽影展看到拍《鐵西區》的王兵有些近似。我指的是，中國這一輩年輕導演都會面臨整個中國都在改變的問題，隨著經濟社會政治改變，人們追著錢走，理想、夢想普遍都不見了……而你們這些導演看見了其中的矛盾性。在我眼中，你們這一輩和上一輩的張藝謀等人比起來，是在夾縫中間的。
我想，你的情況也許和我有點近似。我的位置處在侯導和更新一代的導演之間，又是外地來的……我們都是夾縫一代——都有些理想，又得面對龐大現實。
賈樟柯我自己也有很強的「夾縫」的感覺。我們的工作、理想和信仰，是跟消費主義完全不一樣的。我自己開始有能力拍電影是1997年，那年恰恰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消費盛行的時期，我所相信和熱愛的電影方向，和整個社會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無意之中變成一個反叛者，反叛商業文化，反叛消費主義。
電影並不是我一開始的選擇。我是1970出生的，上小學時「文革」剛剛結束，那時物質非常匱乏，我記得童年的記憶多半是飢餓。這種飢餓的感覺對於今天的80後、90後是不可能體驗到的一種極端狀態。當時在生活環境裡文化的東西很少，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唯一有點沾邊的就是看電影，但我從沒想過自己要當一個導演。
同時，由於生存壓力很大，有一個東西逐漸在我心裡冒出來，一種命運的感覺。那時候我們小學是五年制，到了五年級畢業的時候，同學間突然就很多分化。比如說，我是接著讀初中了；有些同學是家裡有關係或者體格發育比較早的，就去當兵當武警了；有的同學不讀了，因為他們父母覺得小學五年已經夠了，那些不讀書的同學就去工作，各行各業都有；還有些不讀書又找不到工作的，就變成流氓。雖然還是那麼小的孩子，但我一下子感到命運的轉變。當時隱約感覺，人其實是很不一樣的。那時我開始對人有興趣，因為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也因為有了這個，才開始有我自己的文學活動，也大量地閱讀。有一年，我讀到路遙的《人生》，講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戶口問題。基本上，中國人被分成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兩者不互相流動，但有一個獨木橋就是高考。我當時只是個孩子，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公平，但讀了那個小說後，就突然明白了，我們這些城市戶口的孩子整天貪玩，但班上那些農村來的孩子，為什麼每天吃著幹窩頭片紅薯片，一直晚自習到十一二點，因為他們要改變命運。
我很感謝閱讀，它使我有了思考能力，也開始懷疑。這些就為我以後拍片，從社會角度出發關照個人的生存奠定了基礎。
蔡明亮我們倆電影裡的元素，比如我的白光、葛蘭，你的港臺流行樂，都是生活所經歷到的。這都可以變成影片重要的、脫離不了的元素。這部分大概也只有不那麼市場導向的導演可以做到。
我那天遇到兩個年輕的中國女生，她們從90年代就看我的《愛情萬歲》或《青少年哪吒》，當時很疑惑「怎麼這麼慢？」，但，十幾年後的現在重看，不覺得慢了，因為現在什麼都快，這「慢」反而值得珍惜。當時的我之所以有這種創作空間，得感謝臺灣電影新浪潮，讓創作者不再有包袱，不必再為票房服務。
我在看你的電影時，認為你做到一點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你不太胡思亂想，不太被市場左右，一直維持一種狀態往自己興趣去拍。我也一樣。（笑）
當然一般人可能會覺得「你在幹嘛？」，但其實這不需要質疑，因為少的人做這些事，是值得珍惜的，真正該質疑的是大多數人在做的事情。
賈樟柯我很同意你的說法。文化裡面應該有各個層面的工作。實際上中國到了90年代末期市場經濟蓬勃以後，價值判斷就變得非常一元化，公眾的整個價值判斷都改變了，以金錢作為衡量的標準。
中國文化有一個很糟糕的情況，經常「削峰填谷」，我覺得臺灣也是這樣。我曾聽到有評論家說，就是侯孝賢、蔡明亮這樣的導演搞壞了臺灣電影，也有人說就是賈樟柯這樣的電影誤導了年輕人，讓中國電影無法發展。這是很奇怪的說法。山峰就是山峰，填谷的工作可以由填谷的人來做，各種型別的電影應該有各種愛好它的導演去完成它。我覺得我們個人沒有責任向電影工業負責，每個人都在獨立地做事情。
紀錄片與觀看的距離
蔡明亮你拍劇情片，也拍紀錄片；我則是一直拍劇情片，對紀錄片思考得不太多。我覺得，拍紀錄片得遇到機會。我拍過幾部，有拍艾滋病病患的，有本來要拍乩童的《與神對話》。
我自己認為，拍艾滋病那次比較算是紀錄片。當時社會對艾滋仍抱歧視眼光，比如認為艾滋是「同志」的病，富邦基金會就找了我和張艾嘉等六個導演拍。我就選擇拍「同志」，就是要讓大家看事情真正的樣子，去戳破那個印象。
拍全州電影節邀的《與神對話》，記得是你拍一個，我拍一個，還有個英國導演簡·坎普拉拍一個。他們邀約我就答應了。但如何拿起這個輕便的數字攝影機，我一直有點抗拒。拿起來後又要拍什麼？我想一定得是我所熟悉的，所以我想拍臺北。
其實我拍的不太算紀錄片，而是一個心情的寫照，像日記。我拍環境給我的感覺：新聞報道有河裡的魚暴斃，就去拍魚；我對乩童很有興趣，就去拍；又或是對地下道的功能好奇，就拍地下道。這一切呈現為影像，自然有一種象徵被創造出來，比方地下道是一個通道，再串聯到人與神對話的狀態，那麼地下道和這一切的聯結又是什麼？
整體來說，我並未認真思考拍攝紀錄片，所以多半還是拍劇情片。但是，我不喜歡人家說，我拍的電影像是紀錄片。
賈樟柯我的第一個紀錄片就是2001年和你一起在全州電影節「三人三色」主題的《公共場所》，那個時候大家在漢城談到想拍一種空間的概念，我就想到旅行時看到的中小城市建築。比如一個長途汽車站，你依然能看出它過去是一個長途汽車站，但它現在的功能變成一個舞廳。中年人或沒有工作的人，大概吃完早餐就去跳，跳到吃中飯，午睡起來又接著跳。這種空間功能的轉化很吸引我，但我沒有深思熟慮過，也沒有真的去觀察過，只是帶著攝影機進入這些空間去感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