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dunbar）提出過一個著名理論，大意是說，每個人與之維持持久關係的熟人，數量最多不超過200，通常只有150左右；所謂熟人，不僅是指你認識這個人（對此常存在誤解），更是指你記住了和他的交往歷史，以及他和你認識的其他人之間的關係；這一數量限制，後來被稱為鄧巴數（dunbar’snumber）。
在鄧巴看來，造成這一限制的，是人類認知能力的侷限：儘管一百多看起來不是很大的數字，但兩兩關係的數量卻可以非常龐大，而且隨著人數增長，關係數量將指數式膨脹，所以儘管人類大腦已經比黑猩猩大了三四倍，也很難處理更龐大的關係網路和交往歷史了；況且，社會關係只是我們面臨的諸多認知任務之一，雖然對人類來說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類。
我們之所以需要記憶有關一個人的那麼多資訊，是為了在多方博弈中選取適當策略，以及施展複雜的社交技能；比如在重複囚徒困境博弈中，那些有助於達成合作的策略，都依賴於對博弈對手以往行動的記憶；在藉助了聲譽資訊的策略中，評估對手聲譽時所利用的，便是他和其他人的交往記錄；在長期互惠關係中，所需記憶的人情賬更是數量巨大。
在實施報復策略時，為評估報復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需要了解對方以往遭報復時的反應，以及他的盟友或同情者以往在他們的朋友遭報復時的反應，以便推測你的行動是否會破壞你所珍視的其他關係，或損及未來的合作機會；在推測對方的重大決定時，在實施欺騙、圈套、離間等複雜計謀時，更需要站到對方的角度，看他掌握著哪些資訊，這就需要記憶一連串讓對方獲取特定資訊的事件。
這只是少數一些例子，實際上，無須研究博弈論，憑常識我們便可體會到處理社會關係對記憶量的巨大需求，那些有著高超社交技能的人，都有一本厚厚的通訊錄和一肚子掌故；在日常閒談中，擅長社交者也會花費大量時間不厭其煩、如數家珍般地反覆嘮叨這些社會關係，以及影響這些關係的一些重大事件，這既是在強化記憶，也是在為自己所偏愛的故事版本做營銷，以便將聽眾的認識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引導。
社交需要甚至可能是推動人類大腦與認知能力進化的主要動力，鄧巴對38個屬的社會性靈長類群體的統計分析顯示，這些群體的規模和它們的大腦新皮層容量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從新皮層的尺寸可以粗略推測群體規模；而腦科學告訴我們，新皮層確實和社會化行為、表情處理和語言能力等社會性動物特有的認知能力有密切關係。這就表明，大腦的儲存和運算能力，已成為我們擴大社交圈規模的瓶頸。
正是因為社交帶來的巨大記憶和認知負擔，我們不得不將自己的社交圈限制在較小的規模，並且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對待他人：對少數熟知者，我們會把他當作血肉豐滿的特定個體對待，會關注他的秉性喜好，觀察他的喜怒哀樂，揣摩他的動機和意圖，並據此決定如何與他交往和相處；相反，對半生不熟者或陌生人，我們會簡單地做型別化處理：歸類、貼標籤，憑藉刻板印象迅速決定如何相待。
用計算主義的話說，人類認知系統中處理社會關係的模組，有著兩套相互獨立的演算法，用於處理熟識關係的那套，會為每個交往物件單獨建模，據此預測其行為；而另一套則只對每種型別（包括從自我出發的關係型別和人物本身的型別）建模，具體運用時，將個體物件作型別識別後套入其中一個模型，便得出判斷，做出決定。
果若如此，我們就容易理解某些社會心理現象了：比如許多人持有種族偏見，但這種針對群體的偏見常常並不妨礙他擁有該種族的朋友；再如，當一個人進入文化迥異的陌生社會，起初往往會遭遇刻板化的對待，但時間長了，那些和他建立起熟識關係的人，就會改變態度；因為刻板印象只是缺乏資訊時的一種簡化近似處理，既然有了更好資訊，就不再需要了。
兩種交往模式的差異在我們的稱謂方式中也露出了馬腳：對於和自己較親密的人，我們會以名字相稱，連名帶姓就顯得見外，只稱姓就更疏遠；因為名字是標識個體的，而姓氏則是標識家族、宗族或更大世系群的；暱稱則是更親密的稱謂，因為正式名字是給所有需要的人用的，所以最親密的關係中需要換用另一個特殊稱謂，才能將兩種關係區分開來。
類似地，當我們使用比較客氣的稱謂時（客氣的意思是刻意強調與對方的社會距離），就會選擇一些標籤式稱謂（相對於個體式稱謂），這些標籤用於標識對方的社會身份，比如職業、職務、爵位、軍銜等。（這裡存在一些微妙情形，當既要表示客氣或尊敬，又要表示親密時，會組合使用標籤和個體名字，比如傑克叔叔、小波老師、泰迪上校，等等。）
進而，（特別是在第三人稱場合）當我們想要表達對他人的輕蔑，或強調自己和他的差異，並以此強調自己和他根本不是同類人，也不屑於將他當作特定個體對待時，便會傾向於選擇類別稱謂，常見的類別涉及種族、民族、地域、階層、宗教、政治派別和亞文化群體，還有體貌特徵。
鄧巴數理論為我們理解人類社會提供了一條極好線索，人類學家早已注意到，傳統社群大多是小型熟人社會，從狩獵採集遊團到游牧牧團，從農耕村莊到自給自足的修道院，凡缺乏支配性政治結構的自發社群，其規模都不超過鄧巴數，在定居文明和城市出現之前，所有人都生活在熟人社會，即便在此之後直到現代化之前，絕大多數人仍然如此；社會規模似乎存在一個自然上限，每當其人口膨脹到一定程度就會自動發生分裂。
與此相應的，各種專業組織的基本單元，比如軍隊的最小作戰單位、學校的班級、大學的系或實驗室、公司的工作團隊或基層部門、工廠的生產班組、政府的內閣、列寧式政黨的政治局、1958年以前的羅馬教會樞機團等，規模都限於鄧巴數的一小半，因為對於這些組織的個體成員，同事只是其社會關係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