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社會似乎伴隨著定居生活而出現，並且隨著定居文明的成長而不斷擴大；大約一萬年前，文明的黎明時分，在文明搖籃新月沃地誕生了第一批有著永久性建築的城市，據認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傑里科（jericho），擁有一兩千居民；從大約六千年前開始，另一個文明搖籃烏克蘭出現了一批擁有一萬多居民的更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歐人祖先所建立的塔連基（talianki）。
稍晚一些，青銅時代的蘇美爾人在兩河地區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達到了四五萬；到鐵器時代，出現了新巴比倫這樣人口過十萬的大城市，隨後數百年，歐亞多個文明中心進入了被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稱為「軸心時代」的繁榮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國都湧現了一批和巴比倫規模相當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輪擴張伴隨著大型帝國的崛起，從迦太基、亞歷山大到羅馬，這些都市的規模與繁華背後，是整個帝國的遼闊疆域和無上權力，而作為首個人口過百萬的城市，羅馬的規模為此後所有古代城市設定了上限（羅馬的後繼者，比如長安、巴格達和杭州，規模可能略大於羅馬，但差距不明顯），直到工業革命之後，這一上限才被倫敦所超越。
不僅是城邦和帝國都城，文明秩序所及之處，大小城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每個羅馬軍團駐地都發展為城市，原先出於安全需要而修建的設防據點逐漸吸引工商業者而發展為市鎮；那麼，是何種力量在推動社會規模——無論是政治實體還是聚居社群——不斷擴大？考慮到這一擴張趨勢普遍存在於各大洲大致相互隔絕的文明中心，它顯然不是偶然的；定居生活究竟帶來了什麼新情況，使得社會大型化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答案或許是戰爭。
大約三四萬年前，就在末次冰盛期（lastglacialmaximum）之前，人類經歷了一次文化大躍進，在器具製作、材料運用、身體裝飾、藝術、葬儀等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弓箭與刀具等武器技術的改良，以及上述符號化行為所揭示的認知能力和社會結構上的發展，讓現代智人從此成為毫無疑問的頂級捕食者。此後，每當他們進入一塊新大陸，便有整屬整科的大型動物被捕食殆盡。
捕食優勢導致了人口的迅猛增長，這一點從智人征服美洲的過程便可見一斑，人類大約在一萬五千年前進入美洲，兩三千年後就已遍及整個大陸；如此迅猛的增長很快會提升人口壓力，加劇同類間的資源競爭。換句話說，在成為頂級捕食者之後，人類在生存競爭中的主要對手只剩下其他人類了。
當獵物日漸稀少，競爭者卻越來越多時，狩獵活動發生了一些改變：通過漫遊找到獵物的希望變得更渺茫，守衛領地變得更重要，持續跟隨守護一群獵物，阻止其他捕食者（主要是其他人類）染指，在取食的同時儘量維持其種群規模，日益成為更有利的策略，特別是對那些成群活動，且習性上容易被趕攏和圍守的食草動物。
採集活動也經歷了類似變化：隨著人口增長，每群採集者在其漫遊範圍內能夠採集到的食物減少了，而且過度採集會破壞生態系統的持續生產能力；於是，專注於守護一片採集領地，阻止其他取食者（比如人類或鳥類）進入，清除與採集物件競爭空間和營養的其他植物，這樣的策略變得更有利了。
這些做法最終導致了向定居農業和畜牧業的轉變，也可以說是一個私有化過程，當競爭過於激烈導致資源退化時，只有將土地和動植物種群變成各群體的專屬領地，才能避免公地悲劇，讓群體持續依靠這些資源生存下去。
就我們的主題而言，重要的是，領地化和定居化改變了群體間戰爭的動機和形態，前定居社會雖然也充斥著個體間的暴力衝突和有組織的群體間攻擊行動（即戰爭），而且按衝突頻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遠遠超出後來的文明社會，大約1/5到1/3的男性死於暴力，但那時戰爭的主要動機是搶奪女性和削弱或消除資源競爭者，這些戰爭打贏了固然好處不小，但至少在短期，不打或逃跑也並非沒有活路；所以那時戰爭也多以夜間偷襲、路邊伏擊、隨機遭遇等較為即興和機會主義的形態發生，很少有陣地對抗戰，局面不利時，人們對逃跑也毫無羞恥感。
但定居者就不同了，在一個人們賴以為生的土地一塊塊都被據為專屬領地的世界，那些還沒有領地的群體——因人口增長而從一個定居群體中分裂出來的群體，或因環境變動資源退化而尋求出路的狩獵採叢集體，或戰爭失敗被趕出原有領地的群體——必須從其他群體手中奪取領地，而已經佔有領地的群體則必須拼死捍衛，戰爭對於他們已是存亡攸關的事情，一個被迫押上了全部賭注的賭局。
定居農牧業也為戰爭創造了一種新的動機：掠奪財產；狩獵採集者除了隨身攜帶的少量器物之外，沒有什麼值得掠奪的東西，他們的生存資料是隨時獲取隨時消費的，但畜牧者必須維持龐大畜群才能持續獲取肉奶，農耕者則必須在兩季收穫之間儲存糧食與種子，這些存量物資對掠奪者構成了很大誘惑，而且定居化讓掠奪者很容易找到他們；特別是處於定居社會周邊的非定居群體，他們突然發現了一個十分誘人的新生態位：以劫掠定居者為生；定居與非定居者在攻防優勢上的不對稱，使得這一生計模式變得有利可圖。
這些改變讓相鄰的定居群體陷入這樣一種局面，其中每個群體都會想：因為我有畜群和存糧，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攻擊我，而我不知道攻擊會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發動，這樣一旦發生我就處於猝不及防的不利地位，為避免這種情況，我必須先下手為強，在我選擇的時間地點以對我有利的方式主動攻擊；況且，就算對方沒有惡意，他也會這麼揣摩我的想法，結論自然也是主動發起攻擊，所以無論如何，首先攻擊總是正確的選擇。
這一邏輯就是博弈理論中的所謂霍布斯陷阱（hobbesiantrap），它揭示了，即便從一個雙方都毫無惡意、並不想攻擊對方的邏輯起點開始，也會經過理性推導而得出主動發起攻擊的結論，於是戰爭不可避免；這說明，只要存在引發不安全感的客觀條件，戰爭無須由預先存在的惡意推動，就會自動爆發；所以很明顯，任何提升不安全感的因素——收穫季的臨近、自然災害造成的減產預期、一方或雙方的人口增長、新武器的引入、一方增加軍備或與第三方結盟，等等——都會強化上述邏輯，並加速戰爭爆發。
而與此同時，定居者在防禦上卻變得尤為被動和脆弱，定居特性讓攻擊者可以充分尋找其防禦薄弱點，從容選擇攻擊時機，而生產的固定週期節奏也很容易暴露其弱點：農忙時節無暇他顧，收穫後庫存充裕；攻擊者若戰況不利可以隨時撤離，防禦者卻不能逃跑，對方逃跑時也不敢遠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