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上述安全困境，為定居社會的大型化提供了強大推力，因為首先定居者需要擴大群體規模以取得人數上的優勢，其次，只有足夠大的群體規模才負擔得起昂貴的防禦設施，也才能供養專職警衛或通過輪換機制實現連續警戒；主要的防禦手段是密集居住並建造圍牆、壕溝、瞭望塔、警報鑼鼓等工事；由於防禦工事通常沿邊界呈線狀分佈，長度增加一倍，包圍的面積增加三倍，所以定居點規模越大，分攤到單位面積上的工事成本越低。
從考古記錄可以看出，早期農業定居點都是設防的；傑里科遺址圍有一道六百米長的石牆，牆外挖了壕溝；烏克蘭發現的幾個五六千年前的萬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羅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連基，都是設防城市；新幾內亞高地巴布亞人的村莊規模很小，負擔不起圍牆壕溝，但他們會在村邊高樹上搭建瞭望塔，由族人輪流值守。
多見於黎凡特的一種村落結構，比如安納托利亞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磚石房屋相互緊貼組成一個蜂窩狀結構，沒有側面的門窗，也沒有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門窗狹小也是上古農村住宅的普遍特徵，呂宋山區伊富高人的房門狹小到必須側身才能出入；新月沃地還有許多村落是在山壁上鑿出來的。
科羅拉多著名的印第安農業村寨梅薩維德（mesaverde），修建在一整塊巨大石崖下面，這塊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個罩子，保護了村莊的三個方向；在西北歐，許多新石器時代的村莊都坐落於湖泊或沼澤中間，通過可開關的橋廊與外界相通；在沒有山崖、河灣、江心洲等有利地勢可依憑的地方，城牆與壕溝便是標準配置。
實際上，設防城鎮並非像過去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文明較成熟、政治結構較發達之後才出現的，而是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定居農業，非如此他們就無法生存下來，這一點，我們從相當晚近的歷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農業帝國的廣闊疆域中，越是靠近農耕拓殖前線，因而面臨越多來自原住民的威脅，也越難指望國家力量保護的群體，就越傾向於緊密聚居並嚴密設防。
比如漢族農民的拓殖前鋒客家人，建造了極重防禦的大型圍樓，還有帶圍牆壕溝的棋盤式緻密村寨（所謂九井十八巷），有些還在四角設有碉堡；相反，在帝國核心腹地江南，農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幾戶人家沿河道雜湊成一長串，房屋的封閉性也很弱，毫無防禦能力；所以諷刺的是，山水派文人所描繪的那種三兩農家零星散佈，雞犬相聞、炊煙相望而互不相擾的安寧和諧場面，只有在帝國權力的卵翼之下才見得到。
雖然定居化在安全上造成了許多困難，但也有個好處：它為相鄰群體之間的合作與結盟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因為固定不變的相鄰關係會為雙方帶來「交往將無限期持續下去」的預期，而這一預期正是達成合作的重要條件；相比之下，相鄰關係變動不居的遊動性群體（無論是遊獵、遊耕還是游牧）之間則很難建立牢固的信任與合作關係。
有個例子很好演示了這一原理，在一戰的西線戰場，當戰爭進入僵持狀態時，前沿陣地上長期對峙的雙方士兵之間，逐漸達成了一種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時間例行公事式地向對方射擊，其餘時間可以大膽走出戰壕；在協約國軍方高層察覺這一情況後，為打破這種默契，迫使前線軍隊積極行動，採取的措施是定期調防，以避免形成長久交往預期。
當然，只要人口壓力仍然存在，戰爭動機和不安全感就不會消除，但同時，特別是因為防禦負擔的過於沉重，每個群體也會盡力避免與所有相鄰群體處於敵對狀態，因而會嘗試與某些群體結盟，去共同對付其餘群體，而固定相鄰關係使這種結盟成為可能；一些群體的結盟活動會引發連鎖反應，迫使其他群體也尋找盟友，於是，定居化使得所有群體對所有群體的霍布斯式混戰，變成了對立聯盟之間涇渭分明的對抗。
定居群體間的聯盟為社會大型化開啟了一條路徑，人們迫切地尋找讓聯盟變得更牢固的組織方式和文化工具，努力平息內部衝突，尋找和建立共同利益，強化對聯盟的情感與忠誠，渲染對共同敵人的恐懼與仇恨；而連綿不絕的戰爭則為組織效能提供了選擇壓力，那些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的聯盟得以生存壯大，他們的做法被效仿。
這一局面也造就了全新的戰爭形態，以往流行的機會主義的襲擾戰逐漸喪失了價值，因為一次攻擊若不能給對方以致命打擊，雖然可能佔到一點便宜，卻會將自己置於危險境地，因為攻擊會將對方的聯盟迅速動員起來，而自己的盟友則可能責怪他不和他們商量貿然開戰，把他們拖進毫無準備的戰爭，並以此為由拒絕提供援助。
於是戰爭變成了一件更加嚴肅而專門的事情，需要精心協調和正式決定，平時要保持謹慎剋制，避免輕率的挑釁和襲擾，或因瑣碎原因而挑起衝突；而一旦決定開戰，則必須得出一個決定性的結果，即便戰況不利也不能逃跑，因為定居者無處可逃，反擊或報復者總是能找到你，如果拋棄盟友自己逃跑，後果就更嚴重。
這些要求進而塑造了有關戰爭的全新倫理標準，對莊重剋制和戰鬥紀律的讚美，對戰友與盟友的忠誠，決戰至死的勇氣，對逃跑的羞恥感——這些在高度平等主義的狩獵採集遊團中往往被視為不可思議的愚蠢之舉而備受嘲笑。
戰爭在人類進化歷程中的核心地位，從人們對戰爭的反應中也可窺見一斑；戰爭爆發會急劇改變一國民眾的心理狀態和行為表現，其中許多改變是非常積極的，憂鬱症減少、自殺率降低、犯罪率降低、慈善捐款和志願活動增加、對待本國或本民族的陌生人更友好、表現出更多合作性和關心幫助他人的意願，等等。
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在《獨自打保齡球》一書中研究了20世紀美國人公共事務參與率的變動趨勢，發現出生於大蕭條至二戰期間的那代人社會參與熱情最高，在公益慈善活動、社群公共事務、積極維護與鄰居的關係、去教堂、參加投票、給報社電臺寫信、組織社團等幾乎所有方面，參與率都大幅超出60年代以後出生的那代人，而且他們的參與熱情一直保持到晚年；戰爭似乎開啟了人類頭腦中的蜂巢開關（hiveswitch），讓共同體情感大爆發。
自從人類成為頂級捕食者，便所向披靡，而且多才多藝，無境不入，無所不吃，於是同類競爭者成為人類在生存競技場上需要對付的頭號對手，由此戰爭便超出其他因素而成為推動文化與社會結構進化的首要選擇壓力；但僅有選擇壓力不夠，還需要讓選擇壓力作用於其上的文化與組織創新，社會進化才會發生，在接下去幾篇中，我將選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創新加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