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在第二篇裡描述的，由人口壓力提升所帶來的資源退化前景，迫使人們將原先處於無主公地狀態的自然環境和動植物種群圈佔為私屬領地和畜群，進而（在有些社會）轉變成私人財產，同時社會也完成了定居化，而定居帶來的固定相鄰關係為持久可靠的合作與聯盟創造了條件，加上父權、宗族和通婚聯盟等組織元素的發展，使得眾多相鄰小群體能夠結成一個較大規模的社會。
然而所有這些改變，都不會消除最初推動它們的基本力量——人口壓力，如果社會找不到解決人口壓力的出路，它遲早會因內部衝突激化而解體，當大批年輕人分不到土地或畜群，或土地越分越小難以再養活一家人時，當他們因沒有財產而無望娶妻成家時，就會成為一股破壞性力量；極端父權讓問題變得更嚴重，老人們牢牢霸佔著財產和性資源不肯放手，讓年輕人更加絕望。
一種可能出路是對年輕人施以高壓，削弱其戰鬥力，甚至推遲其性發育（如果有辦法的話），或乾脆將其中大部分閹割了，這樣他們就失去了追逐個體利益的動機，可以無私的服務於家族或群體的利益，果真朝這方向發展的話，人類社會就會變得像真社會性昆蟲巢群那樣團結一致了。
但這不是條好出路，因為人類的群體間戰爭太激烈，每個社會都需要好戰士；實際上人們找到的出路是：對年輕人因資源（生存資源和性資源）匱乏而造成的不滿與躁動加以約束和強化，並將其引向外部，原本會危及群體內部和諧的資源競爭壓力，若能得到控制和駕馭，反而變成了群體的戰爭優勢。
產生如此效果的一種組織形式，是盛行於非洲部落社會的年齡組（ageset），它是這樣一種制度：所有男性按年齡和資質被分入依次相繼的五六個組別，這些組大致可歸為四個階段：未成年、戰士、長老、隱退者，其中戰士和長老還常分為新晉和資深兩組；各組在髮型、服飾、文身、彩繪等身體裝飾上有著顯著區分，在社會分工中承擔不同任務，有著各自的社會地位和相應的義務，遵循不同的社會規範。
每隔若干年（短則六七年，長則十幾年），當長老們決定晉升一批新戰士時，符合條件者便在經歷一系列儀式和品質考驗之後，升入上一組；對於個人，最關鍵的兩次晉升是經由成年禮而成為戰士，以及從戰士晉升為長老，前者意味著被共同體接納為有用一員，而後者往往與結婚成家的權利聯絡在一起，並在公共事務決策中擁有發言權。
非洲成年禮的核心是割禮，其過程極為痛苦，遠不像現代醫學條件下的包皮環切術那麼輕鬆，接受割禮的男孩，不僅不許掙扎、呻吟、眨眼、扭頭，還要長時間忍受眾人刻意營造的恐怖氣氛：（據一部自傳的描述）在儀式臨近前幾天，前輩們就不斷渲染割禮有多痛苦難熬，施禮當天早晨，男孩被一桶冰水澆頭；接著，父輩諄諄教誨割禮有多重要，母親手執棍子隨時準備在他表現出怯懦時給予痛打，兄弟們以幾近辱罵呵斥的口吻大聲質疑他能否經受住考驗，姐妹們則在一旁緊張地走來走去，擔心著兄弟的怯懦會影響自己未來嫁個好丈夫；割禮所留下的傷疤，往往要過三四個月才完全癒合。
也有些成年禮不是割禮，但同樣痛苦，比如南蘇丹努爾人（nuer）的額部切割：順著抬頭紋的路線，從左耳到右耳，切出六道深入額骨的切口，切口之深，從挖掘出的遺骸頭骨上都能看到。
從非亞語系的奧羅莫人（oromo），到尼羅—撒哈拉語系的馬賽人（maasai），到尼日—剛果語系的祖魯人（zulu），年齡組制度的傳播橫跨非洲三大語系，如此廣泛的流行，表明它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工具大概頗有成效，才會被眾多民族所效仿；它在畜牧和農牧混業社會尤為盛行，可能是因為牧場的邊界比耕地更不穩定，更容易隨時受侵佔，畜群也容易被偷盜和搶奪，所以這些社會有著更為頻繁的小規模衝突；相比之下，要奪取一塊耕地則必須發動一場全面戰爭，而不是一夥年輕人持續不斷地小打小鬧。
年齡組在實踐中有很多變化，最重要的區別是對各組成員所施加的約束，強弱十分不同，處於光譜最弱一端的是努爾人，他們的年齡組最鬆散，大致是一種區分尊卑和聲望的標誌，功能上有點像軍銜，其約束力限於社交和儀式性場合，比如節慶宴會上某人該坐在什麼位置，或者兩個陌生人相遇時，是該平等相待還是尊卑有別，它帶給群體的組織功能也是最弱的。
肯亞的馬賽人則處於光譜另一端，男孩一旦晉升為戰士，便離開所在家庭，和同組兄弟集中居住在村外的專屬營地裡，並開始接受資深戰士的訓練，擔負起保衛社群的責任，包括巡視領地邊界、尋找新牧場（特別是在旱季來臨之前）、擊退盜牛團伙、對外發動盜牛突襲、獵殺領地內危及牲畜的食肉動物（主要是獅子——有人因此誤以為獵殺獅子是成年禮的一部分，其實那只是新晉戰士迅速建立聲望的多種方法之一），等等。
年齡組對馬賽男性施加的最重要約束是：戰士不可以結婚，也被禁止與任何已接受割禮的女孩交往，只有在晉升為長老之後，才能回到原先的家族，並娶妻成家；由於兩次新戰士招募之間通常相隔15年，而接受成年禮的年齡下限大約14歲，所以，晉升長老時至少已經29歲，運氣差的話（比如13歲時剛好錯過一次招募）已接近45歲。
這顯然是一種嚴酷的老人統治，通過禁止年輕男性結婚，並賦予其最危險的任務，老人們降低了自己面臨的資源競爭（包括性資源）；與普通的家長制和宗族老人政治不同的是，通過強化同齡合作，長老組將家長權威集體化了，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壓制年輕人的反抗，而同齡合作的強化，恰恰又得益於同組長老早年在戰士組中長達十五年的共同居住和集體行動經歷。
長期合作所建立的兄弟情誼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同組夥伴（agemate）被認為應該分享任何東西，甚至是妻子，當夥伴來訪時，主人會在晚上讓出他的茅屋，讓妻子和來訪者自己決定是否一起過夜。
可是長老們如何壓制晚輩的反抗呢？要知道，剛剛經歷了成年禮的新戰士，大多處於好鬥而危險的青春期，正是製造騷亂和挑戰權威最積極的叛逆階段，青春期躁動帶來的高犯罪率也是每個現代社會面臨的一大麻煩，在所有社會中，15—19歲總是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年齡段，而且遠遠高於其他年齡段。
青春期躁動並非由性發育所附帶的有害副產品，它有著明顯的適應性功能，暴漲的雄性激素只是執行這些心理功能的媒介。首先，群體內年輕人以一種（相對於真實戰爭）低烈度的、代價較小的對抗，來展現各自實力與個性，排出啄序，最終取得內部和諧而成為具有一致行動能力的戰鬥團隊，同時也完成了對立陣營的劃分；然後，在組建成形的團隊內激發集體主義熱情和對敵對陣營的仇恨，從而驅動真正的戰爭行動。
在一個存在地位分化的群體中，青春期的少年需要為自己在即將進入的社會競技場中爭得一個有利位置，在努力拼爭過之前，一切可能性都是開放的，即便在那些社會階層因繼承權和階層內婚傾向而高度固化的社會，每個階層內部也有著一個個小階梯，而躁動正是地位拼爭的表現，它經常以各種分組對抗和模擬戰爭遊戲的方式進行；在此過程中，誰將成為領袖，誰更適合做追隨者，便自然有了結果，當然也有一些會成為獨狼，但在大型社會所支撐的精細分工出現之前，留給獨狼的生態位並不多。
地位拼爭引發的躁動就像把一群陌生母雞剛剛放到一起時所引發的頻繁啄擊一樣，等到啄序確立下來，就相安無事了；正因此，在那些高度平等主義、缺乏地位分化的小型狩獵採集社會，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遊團中，躁動表現要輕微得多，因為既然沒有明顯地位差別，也就沒啥好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