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農業出現之前，所有成年男性都是戰士，但沒人將打仗作為謀生之道，因為戰爭或暴力攻擊雖可能帶來各種利益——戰利品、個人聲譽、女人、消滅資源競爭對手，等等，卻無法為個人提供經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所以當時並不存在一個職業武人階層，社會分工充其量只是在性別與年齡段之間發生。
但定居農業改變了這一狀況，畜群和糧食成了可供持續劫掠的資源，有望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來源，從而使得戰爭成為一種有可能賴以為生的職業；可以說，農耕和畜牧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態位，吸引一些人逐漸將生計建立在此之上；對於有著長久狩獵歷史的人類，這一生態位並不太陌生，農牧群體的生活資料只是另一種獵物而已。
不過，該生態位起初並不十分誘人，因為人類畢竟是最可怕的動物，幾萬年前便已佔據了食物鏈頂端，從他們口中奪食太危險了，而且人類有著強烈的復仇傾向，被攻擊，特別是親友被殺之後，無論是個人情感還是社會規範，都要求人們實施報復；但劫掠機會的持續存在，激勵著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斷開發新的戰爭技術和組織方法，同時，憑藉地位分化和財富積累所帶來的優勢，最終將戰爭變成了一種可持續的生計模式。
首先是武器的發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簡陋，而且製作材料都是分佈廣泛、容易獲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貝殼，儘管有些材料（比如黑曜石）需要從遠處交換而來，但價格也相當便宜，所以每個人都有能力為自己製作和裝備與別人質量效力相當的武器；但隨著金屬武器、盔甲、複合弓、馬匹、車輛、大型船隻的出現，普通個人越來越難以負擔一套足以和資源條件優越者抗衡的像樣裝備了。
丹麥日德蘭半島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古日耳曼遺存中，最常見的武器是一種石制匕首，數量極多，幾乎每個墓葬和房屋遺址中都有幾把，當地農民在犁地時還經常翻到；然而在進入青銅時代早期之後，主要武器變成了青銅劍，它們僅見於小部分墓葬，而且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隨葬內容，皆與其他墓葬有著顯著區別。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銅劍多數安裝的是樸素劍柄，且劍刃上可觀察到較多砍削所留下的痕跡，但有少數安裝了採用失蠟工藝鑄造的豪華劍柄，且較少使用痕跡；很明顯，擁有青銅劍的武士已有別於普通人，而豪華劍的主人則是地位顯赫的權勢人物；這一變化的原因不難理解：製造石匕首的燧石材料唾手可得，而青銅劍所需材料則是從數百公里外的南方經由長途貿易而來，其製造工藝也並非人人都能掌握。
波利尼西亞人的傳統交通工具是一種帶有平衡浮木的獨木舟，每個家庭都有能力製造，夏威夷各酋邦的大酋長們為適應戰爭需要而對其進行了改造，將平衡浮木換成了第二獨木船體，並新增了三角帆，成為大型雙體戰船；在1779年kaleiopuu大酋長出迎庫克船長的船隊旗艦上，裝載了20位槳手和40位戰士，另一位大酋長peleioholani擁有的一艘戰艦，據說可裝載160位戰士，這樣的大型戰爭裝備，顯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負擔。
在陸地上，馬的引入是戰爭向重型化發展的一大轉折點，馬匹本身很昂貴，古代歐洲一匹戰馬的價格約為一頭公牛的5—10倍，馬對飼料的要求比其他牲畜都要高，因而保有成本也高；馬具和馬車同樣昂貴，而且工藝十分複雜，必須由專業工匠製造；中世紀西歐，計算封建采邑的基本單位是供養一位裝備齊全的騎士所需土地，平均一千多英畝，大約需要十幾或二十幾戶農民耕種。
重灌化繼而推動了士兵的職業化和戰爭活動的企業化，早期希臘城邦的步兵雖然在當時也算相當重灌了，但一個殷實的自耕農家庭仍可負擔一套由盔甲、圓盾、短劍、長槍構成的步兵裝備，然而在騎兵、戰車、戰船、弩機、投石器等流行起來並展示出其戰術優勢之後，支撐希臘重灌步兵的體制就崩潰了。
我們不妨從投資者或企業家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戰爭從一個重人力輕資產行業向重資產方向轉變，這就讓富裕者擁有了額外優勢，他們的財力不僅讓自己獲得更強大的武器，還可以保障材料來源和武器製造能力，為那些貧窮但又渴望獲取戰利品的人提供裝備，換取他們聽從自己指揮，展開協調行動，從而組織起一支效忠於自己的隊伍。
由於首領擁有分配戰利品的權力，讓他有了足夠的激勵採用更多重資產的戰爭手段，投資建造更為昂貴的戰爭器具，組織更大規模的劫掠行動；早期維京人在歐洲海岸河口發動的襲擊都規模不大，通常只有幾十條小船、一兩百人，參與者地位也較平等，行動很少受頭領節制，但隨著易受攻擊的沿岸村鎮紛紛開始設防，成功襲擊所需隊伍日益龐大，船隻也變得更大更昂貴，到10世紀時，襲擊隊伍常達到上百條船、數千人的規模。
不過，重資產化的發展過程並不是單調的，存在多次起伏：青銅取代石器抬高了資產分量，鐵器取代青銅則逆轉了該趨勢，因為鐵分佈廣泛且無需新增較為稀少的錫，二輪戰車帶來了另一輪投資浪潮，隨後騎兵與複合弓再次逆轉趨勢；接著是騎兵的重灌化和裝備了強弓硬弩的步兵之間的輪替，近代早期步槍再次提高了步兵地位，但大型戰艦、飛機、坦克、導彈的出現掀起了又一波重資產化……資產與人力在戰爭中的相對地位時有交替，社會結構也隨之在貴族化和平民化之間擺動，然而當我們拉遠鏡頭，自定居以來戰爭產業重資產化的長期趨勢仍然清晰可辨。
對戰爭從事者來說，財力優勢也體現在風險抵禦能力上，和農業生產相比，劫掠的機會來得更隨機，成敗也更難預料，萬一身亡家人還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組織，便提供了一種保險機制，平時由首領保障食宿，作戰時提供武器裝備，戰死後還可撫卹家人，這對於那些缺少資源的窮人非常有吸引力，這一風險差異，和當代自由職業者與受薪僱員之間的差異一樣。
人口壓力之下，不乏被這些機會吸引的人，長子繼承製下無望得到土地的幼子們、遭遇饑荒的流民、還不起債的債務人、孤兒、被仇人追殺的逃亡者、有特殊技能卻無處施展者，都可能選擇投奔一位武裝首領，成為職業武士，或以一技之長服務於他。
戰爭可能是人類第一個發展出精細分工的行業，在高強度的競爭中，對立武裝爭相發展武器、交通、通訊、戰術、組織結構和情報網路，這些方面對稟賦與技能的要求十分不同，於是首領們努力將各種人才聚集在其身邊——戰士、工匠、廚師、伙伕、水手、馬伕、學者、謀士；為保障重要物資的供應，他們和從事長途貿易的商人保持良好關係，成為其主要顧客，為廣泛獲取情報，增長見識（當然也是為了娛樂和提高聲望），他們熱情接待和贊助遊走於各地的說書藝人和吟遊詩人。
戰爭的職業化和企業化導致了大量技術創新，實際上，從文明前夕到文明早期，大部分技術創新都是戰爭向重資產方向發展的結果，直到它們變得足夠普及和廉價之後，才被用於容器和農具等和平用途；這些創新離不開有組織私人武裝的崛起，試想，假如戰爭仍像前農業社會那樣，以分散自發無組織的方式進行，戰利品誰拿到歸誰，那就沒人會願意在重資產型的新技術上進行高風險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