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戰爭企業雖形態各異，但大致都與門客制相類，即由一位首領出資，召集戰爭所需的各種專業人員，平時由首領提供生活保障，打仗時則聽從首領指揮，打贏後由首領分配戰利品（或勒索到的保護費）；這樣，首領與其追隨者之間便建立了一種類似老闆與僱員的恩主—門客關係（patronage）。
類似門客制的武裝組織廣泛存在於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北歐薩迦史詩傳頌的英雄，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和所謂國王（basileus）們，都是擁有眾多門客的大恩主，隨從或侍衛親兵組成了其軍隊，相互間征戰不休，爭奪霸主地位；恩主經常也是某個部落的酋長，當一位大恩主通過廣泛聯姻而對若干部落取得壓倒性優勢，或通過武力征伐而迫使他們向其納貢，為其效力，超越傳統部落的政治結構——酋邦便產生了。
如歷史學家阿扎爾·加特（azargat）所指出，類似的演變也發生在凱爾特與日耳曼社會，在波利比烏斯（polybius）所描繪的西元前2世紀北義大利凱爾特人社會中，已經有了擁有大批門客的顯赫恩主，但此時這些大人物與其隨從之間的關係仍較為平等，每日聚宴暢飲，同吃同住，分享戰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稱呼門客隨從的詞彙也多與「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眾多戰士和戰爭首領中最富有、最成功、最聲譽卓著的那些，社會結構也仍由親屬關係所主導。
然而一個多世紀後，愷撒在《高盧戰記》中描繪的情況已迥然不同，門客們對恩主唯命是從，且已轉變為常年作戰的職業武士，最顯赫恩主的私人武裝擴張到上萬人規模，居住在新近興起的城鎮裡，恩主們儼然已成為高高在上的貴族統治階層，早先的部落平等主義已不復存在。
戰爭企業的出現是社會結構進化的關鍵一步，在此之前，所有社會組織都是基於血緣和婚姻關係的，血緣關係是個人無法選擇的，姻親關係雖有選擇餘地，但也極為有限，你選擇與某人結婚，就得到了一整張姻親網路，而不可能一個個挑選姻親；但職業武裝首領為了配齊各種專業人員，就不得不突破這些限制。
當然，這一突破並非一步到位，從部落向酋邦發展的過程中，最初的武裝首領原本可能就是族長，他們以宗族組織作為組建戰爭企業的起點，同時以招贅、過繼、收養、結拜等模擬家族關係來補充族內所缺的人才，這就像有些家族企業儘可能僱用族人，實在不行再考慮外聘一樣，畢竟，如何處理家族關係是他們最得心應手的，只有當他們逐漸學會如何挑選、激勵和約束外聘者，才會拋棄曾經充當腳手架的宗族結構。
首領們一方面充分利用傳統的宗族結構和姻親網路，同時又大加改造；他們突出強調自己所在家系，並將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強加給其他支系和氏族，成為社群共同祀奉的神祇，夏威夷酋長們甚至阻止平民記誦家譜，結果平民往往只記得祖父輩是誰，希臘諸神及其譜系似乎就是武裝首領們為自己編造家譜的結果：早先的首領幾代之後被神化，然後新一代首領又將自己的家譜嫁接上去。
然而，儘管不乏對傳統的延續，恩主門客制畢竟是一種嶄新的組織，恩主們在網羅門客時，突破了宗族結構和部落邊界，在選擇與誰合作的問題上，親緣關係退居其次，專業素養、忠誠勇武、個人友情成為更優先的考慮，更直接的物質報酬和利益算計取代傳統互惠關係而成為主要激勵來源，親屬義務則被效忠盟誓等契約性義務所取代，戰友情誼代替血緣親情，基於職位的權力代替家長和長老權威……所有這些改變，都是走向專業化所必需，類似於家族企業在去家族化過程中所經歷的變化。
這一轉變過程從拉丁語中恩主與門客這兩個詞的詞義演變中也可看出端倪，早先的恩主（patronus）一詞源自族長（patres），到羅馬王國時期這兩個詞又分別衍生出貴族（patricius）和元老（patres）的意思，與此同時，門客（pietas）一詞則衍生為平民階層（plebeian）；實際上，羅馬門客制的遺蹟一直延續到帝國時期，並轉變為法律和政治上的庇護關係，而門客以養子名義被併入恩主氏族的做法也在貴族中長期流行，許多皇帝都是以養子身份繼承帝位的。
自由挑選的專業團隊、集中式控制、收益內部化，這些組織模式上的改變，使得社會結構的進化進入了一個主動建構的階段，新結構不再僅僅通過自發協調而產生，權勢人物開始主動建立組織，實施集中式控制，這一轉變類似於管理學家錢德勒（alfreddler，jr.）所指出的現代規模化企業取代傳統個體商人的過程，企業這隻「看得見的手」在區域性代替市場配置資源、組織生產、協調供應鏈，這些武裝首領算得上是第一批錢德勒式企業家。
武裝組織最初是為了對外發動劫掠，獲取戰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為一股改變社會政治結構的力量；那些頻遭劫掠卻無力自保的群體，可能會向劫掠者定期繳納貢賦以換取安寧，或者向其他同類組織納貢以尋求庇護；同時，存在此類組織的群體，會因其對外劫掠行動而惹來報復，而報復通常會無差別地落在整個群體頭上，這樣，即便那些並未依附於武裝首領的社會成員，也不得不與之建立關係，要麼約束其行動，要麼尋求其庇護。
此時事情可能朝兩個方向發展：假如部落長老們的影響力足夠強大，便可將這些武裝組織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種像羅馬那樣的軍事民主；相反，假如武裝首領更強大，便可能篡奪原本由長老會議所擁有的部落政治權力而成為專制君主，全面接管部落的公共事務，而其門客就成了他的統治團隊。
和現代公司一樣，戰爭企業有著自己的治理結構，因而擺脫了傳統部落對血緣關係和文化同質性的要求，這讓它能夠跨越傳統文化邊界而建立大型的政治實體，在納貢關係中，霸主無須處理太多地方事務，被武力捏合到一起的各地方小社會（即原先的部落）之間無需共同的語言、習俗和社會規範，霸主也無須將自己的這些東西強加給它們，唯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從屬關係，這就大大提升了政治實體的擴張潛力。
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政治結構若能長期穩定存在，反過來會創造出新的文化同質性；首領所居住的城鎮將因其旺盛的消費能力而發展為文化中心，那裡形成的相對高雅的文化將通過婚姻和各成員部落留在那裡作為人質的貴族子弟滲透進地方，隨著首領權力的鞏固，他會指派代理人進入地方社群干預當地事務，由此形成一個層級化的官僚系統，該系統所提供的晉升機會又將吸引各地野心勃勃的青年……
這一過程也孕育了一種新的倫理，它更為個人主義，更看重個人美德和個體間的忠誠，更少宗族主義和部落主義色彩，這些改變在歷史程式中造成不可逆的轉折，凡經歷過這一階段的社會，此後即便國家崩潰、社會失序，也不會再退回到部落狀態，因為維繫部落的那些文化元素已不復存在：從羅馬廢墟中成長起來的，是日耳曼封建制，漢帝國崩潰之後，士族門閥收納部曲蔭客擁兵自保，分食唐帝國腐屍的，則是更少傳統色彩的軍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