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maxweber）為國家（state）給出了一個被政治學家廣為採納的定義：一種壟斷暴力的實體，即，它宣稱在其領地內，只有它自己或經它允許，才能對他人使用暴力；這一定義，除了需要一些次要的修正（比如自衛權）之外，確實抓住了國家的核心特徵，對暴力的壟斷，是它區別於私人武裝組織的要點，假如一個社會始終沒有任何組織能做到這一點，它便處於無政府狀態，就算不上國家了。
國家是從私人武裝組織轉變而來的，而武裝組織之所以謀求壟斷暴力，是為了避免其生計所依賴的資源——可供劫掠與勒索的定居者的生產能力——發生退化；當武裝組織大量出現，劫掠與勒索行為日益頻繁時，定居者的產出便會降低，因為假如產出被拿走的比例過高，或者這個比例變得高度不確定，生產和投資的激勵就被削弱了。
這一點和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laffer）所指出的有關政府稅收政策的一種效應類似：當稅率從低水平提升時，起初稅入總量增加，但稅率提升同時也在降低生產激勵，從而削弱稅基，越過某個臨界點之後，繼續提高稅率反而會減少稅入；同樣，在長期劫掠/勒索關係中，也存在一個相當於拉弗極限的最優剝削策略。
然而，要實施最優剝削策略，就必須壟斷暴力，否則，就算你不竭澤而漁，別人也會，你精心呵護稅基，結果卻只是讓競爭者佔了便宜，如果大家都形成這樣的預期，那麼一旦有機會就洗劫一空便是最優策略，於是陷入公地悲劇；為避免這樣的悲劇，武裝組織就需要在其勢力範圍內排除競爭者，從而將公地私有化，變成專屬領地；這其實和從狩獵向畜牧的轉變原理完全一樣，當狩獵競爭加劇，動物種群面臨退化風險時，只有將其佔為私有，才能避免公地悲劇，讓種群維持持久的產出能力。
東南亞的歷史很好地展示了上述原理，古代中南半島上存在一種特殊的政治結構，被政治學家稱為曼陀羅政體（mandala），眾多武裝組織各自據守一箇中心城鎮，並從那裡出發在其武力所及範圍內進行劫掠和勒索貢賦，他們之間也會形成一些聯盟或霸主/臣屬關係，但各武裝組織的勢力範圍是相互重疊的，之間沒有明確的邊界，聯盟與納貢關係被視為首領之間的個人關係，所以，一個村莊可能同時向多個武裝組織納貢，而一位低階首領也可能同時向多位霸主納貢。
缺乏明確的領地邊界和排他性徵稅權，使得武裝組織對生產者的壓榨變得異常酷烈，結果是農民的經常性和大批次逃亡，和與此相應的奴隸制盛行；在《逃避統治的藝術》中，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考察了東南亞農民如何想盡辦法躲避大小君主的盤剝壓榨，一條主要的出路是從低地平原逃往武裝力量難以穿透的高山密林之中。
恰好，中南半島的東西北三個方向都有大片高山地區——這片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山區被歷史學家威廉·馮·申德爾（willemvanschendel）稱為贊米亞（zomia），它就像一個巨大避難所，收容了來自南北各個方向的一波波逃亡者，導致那裡的民族成分極為蕪雜；斯科特甚至認為，廣泛流行於贊米亞的遊耕農業，並非像人們向來認為的那樣，是早於定居農業的原始形態，而是原本定居的農民為躲避勒索壓榨而放棄定居的結果。
實際上，取得優勢地位的武裝組織，只要有機會，總是會謀求在自己地盤內壟斷暴力並建立此類納貢保護關係，沒有出現壟斷只是因為他們在技術上做不到，或者找不到恰當的制度安排來將其壟斷地位持久化；儘管我們很難追溯國家起源過程中壟斷如何被建立，或者因何而失敗，但從那些出於各種原因而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社會中，可以看出一些線索，比如西西里。
西西里的歷史是被一連串形形色色的外來政權輪番轉手的過程，就像一個成長過程中換了十幾次爹媽的苦命孩子，民眾對政權歷來深懷疏離感和不信任；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人推行的土地改革逐漸瓦解了原有的封建體系，特別是長子繼承製的廢除，導致貴族的大地產不斷分割，經過兩代人之後，西西里的土地主數量從兩千增加到了兩萬，和土地貴族相比，這些小地產主既無能力也無意願保留他們的私人武裝以維持地方秩序。
1860年的加里波第革命給了西西里本已脆弱不堪的社會秩序以致命一擊，一時盜賊蜂起，但混亂並未持續太久，一種新型組織很快扮演起了地方秩序維護者的角色，它通常由一位權勢人物（主要是早先替貴族打理地產的管家）網羅數十位追隨者，組成恩主—門客關係，向當地土地主和商戶勒索保護費，同時替他們防範盜賊、擺平爭端，以及對抗政府管制和逃避關稅。
如同其他黑社會組織一樣，明確領地邊界並在邊界內實施壟斷，是每個黑手黨的頭號訴求，領地之爭也是各黑手黨組織（名為「家族」，其實並非血緣組織）之間時而發生火併的主要原因；最常見的領地紛爭，發生在一個家族為執行其保護任務而需要進入另一家族領地打擊盜賊時，或者當某家族首領身亡，其舊「客戶」安全信心動搖，轉而向其他家族尋求保護時；為減少領地糾紛，各黑手黨家族還組成了被稱為「委員會」的協調機構。
壟斷暴力有著重要的制度含義，首先，掠奪和勒索將轉變為定期稅賦，其數量或比例也將穩定下來，這不僅讓雙方變得更方便，也更有效率，避免了由貓捉老鼠遊戲所造成的租值耗散，在預期穩定下來之後，生產者的激勵也將得到改善，狼成為牧羊人之後，自然會變得更關心羊群的安全與健康，以及長肉產奶能力。
其次，牧羊人必須設法平息羊群內部的衝突，因為衝突不僅直接損害生產力從而削弱稅基（這跟畜牧者對牲畜進行閹割以減少衝突、提高產能道理一樣），而且衝突蔓延會促使人們爭相發展武力以自保，而這些武力同樣可以用來對抗牧羊人；對抗中的失敗或吃虧者可能會尋求其他庇護者，而脫穎而出的強者可能另立山頭並帶走一群羊。
這些問題又引出了另一個後果：國家必須建立一套司法系統來解決民眾之間的糾紛，以避免糾紛演變為衝突；儘管有些部落社會也存在司法機制，但他們的裁決結果通常沒有強制性，其約束力僅僅來自熟人社會的道德壓力，如果得到不利裁決的一方不予配合，也只能由另一方自我執行，但國家出於壟斷暴力的需要，必須以自身武力確保裁決結果得到執行，同時最大限度地壓縮當事人自力救濟的權利，尤其要禁止部落社會普遍流行的同態復仇，後者很容易變成無休止的血仇迴圈，並將越來越多的人捲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