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早期社會向大型化發展的一個障礙，是語言；語言不通的人之間很難取得信任，更難建立合作關係，語言既是群體內認同的主要基礎，也是群體間敵意的重要來源，究其因，語言是知識、習俗、觀念、信仰、規範等種種文化元素的載體，由這些元素所組成的文化系統，將在不同語言群體之間豎起屏障，使得外人很難進入。
語言屏障的存在，倒不是因為各人類群體一開始就說著不同語言，而是因為人類語言的演變和分化速度太快；源自同一語言群體的兩個支系分開五六百年後，相互之間就聽不懂了；現存48種日耳曼語在2500年前還是同一種語言，445種印歐語的共同祖先（原始印歐語）也只是從5500年前才開始分化。
語言分化的速度也體現在這一事實上：通過尋找同源詞匯，比較語言學家能夠辨認各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追溯分化歷史，重建種系發生樹，但此類重建最多隻能往前追溯五六千年，分離時間超過這一限度，兩種語言的詞彙就變得面目全非、難以比對了，進一步的追溯只能通過綜合多種特徵的統計分析進行，而推測結果的可信度也大為降低，即便如此，比一萬年更古老的親緣關係也難以辨認；相比之下，生物學家卻可通過比較遺傳編碼將親緣關係追溯到數億年前。
考慮到分化速度，一個語言群體必須以足夠快的速度擴張，才能在分化之前成為大群體；儘管在最理想條件——資源充沛、環境穩定、沒有競爭者——下，理論上群體可以每代翻番的速度在500年20代中擴大100萬倍，但實際條件遠不會如此理想，天災、流行病和饑荒，無時不在抑制著群體擴張；更重要的抑制來自同類競爭者，一旦人群已遍佈某一生態位，任何群體的擴張只能以消滅或排擠相鄰群體的方式發生。
假設某一特別幸運的群體以每代20％的速度持續擴張20代，其規模也不過增長38倍，從一個上千人的部落變成數萬人的語言群；事實上，這差不多就是國家起源之前語言群的規模極限了；在歐洲人到達之前，澳洲30萬—50萬土著說著近400種語言，分屬27個語系，其中絕大部分語種的母語人口只有大幾百到一兩千，少數幾萬人的大語種，每個都代表著新近發達的暴發戶。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其他前國家地區；大約15000年前進入美洲大陸的那個群體規模可能不足百人，而在哥倫布到來時，那裡已經有了約2000種語言，分屬近90個語系，還有眾多無法歸類的孤立語種；當今語言地圖中多樣性最密集的地區是新幾內亞，這片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與世隔絕的地方，有著1000多種語言，分屬60多個語系，佔現存語言總數的1/6。
這些數字，可以讓我們對大型定居社會出現之前的語言格局有個直觀認識，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語言學家稱之為馬賽克分佈），除了個別最新暴發戶之外，語言群規模只有一千上下，差不多相當於部落的規模，每個部落由十幾二十幾個熟人小社會經由血緣、通婚和聯盟關係組成。
那麼，從這樣一個語言叢林中，大型社會又是如何出現的？假如語言不通，組成共同體的人們如何交流、協同、合作，乃至組成像軍隊和行政機構這樣的大型緊密組織？畢竟，在近代城市化之前，社會流動性極低，絕大多數人生活在熟人小社會中，一輩子沒去過距離家鄉幾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語言的碎片化又如何能避免？
答案是雙語模式。實際上，在高度同質化的近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大型社會是以多層次方式組織的，在文化上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最底層仍是一個個熟人小社會，正如施堅雅所描繪的那樣，這些小社會依地理條件圍繞就近的中心節點，逐級向上而構成一個蜂窩狀的多層流通網路。
多數人的活動仍侷限於小社會中，但也有少部分人，諸如商人、工匠、士兵、水手、擔夫、藝人、文人、醫巫、僧侶、官吏、管家等，他們的活動範圍和社會關係都遠遠越出家鄉，因而成為聯結各小社會的紐帶；這些人在持續的互動過程中，會自發地在各自母語之外創造出一種共同的工作語言，即所謂通用語（linguafranca）。
一旦通用語形成，那些希望與外界打交道，希望從由該語言所支援的社會活動中受益——想和商販做買賣，想聽懂說書藝人在說些什麼，想到附近某位大人物那裡謀份差事，不想在捲入外部糾紛或出入衙門時完全弄不清狀況，或者只是不想被人當成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的人，就會去學習這門語言，從而成為雙語者。
產生通用語的途徑有許多種，在前國家時代，商人常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古代商業群體的家族色彩和同鄉色彩十分濃厚，一種商品的貿易、一門生意的經營、一條商路的開闢和控制，往往由一個或少數幾個家族擴充套件而成的同鄉群體所獨攬；因為在一個缺乏安全與信任的世界裡，親屬和同鄉往往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合作者，同時，這門生意中所積累的知識和規範，需要共同語言才能習得和傳承。
商人群體首先用他們的家鄉方言作為跨地區貿易的工作語言，然後吸引那些和他們打交道的當地人——生意夥伴、代理人、買辦、夥計、幫工、運輸業者等——學習他們的語言，在此過程中，這種語言也會發生改變（通常是向易學的方向改變），變得更適合這一功能——此種改變起初常會以洋涇浜化（pidginize）的方式發生，然後再由將其當作母語學習的兒童作克里奧爾化（creolize）改造；當它作為通用語的地位逐漸上升時，其流傳地區的人們發現學會它很有好處。
斯瓦西里語（swahili）的歷史很好展示了這一發展模式；斯瓦西里語是班圖語的一種，最初是由坦尚尼亞海岸桑給巴爾（zanzibar）地方的一些漁民基於其母語而形成的職業圈內的共同語；這些漁民和其他古代海上漁民一樣，也從事貿易和海盜活動，這些活動拓寬了這一共同語的使用範圍。
後來，當阿拉伯商人成為印度洋西岸貿易的主要經營者時，為了生意上的方便，便選擇它作為其在東非沿岸經商時的工作語言，同時也大幅改造了它，向其注入了大量阿拉伯詞彙；隨著阿拉伯人的貿易活動將越來越多的當地社會和人群捲入其中，他們也把斯瓦西里語散佈到了整個東非海岸，並逐漸滲透進內陸，成為東非最流行的通用語。
和斯瓦西里語類似，腓尼基商人（兼殖民者）曾將腓尼基語（phoenician）變成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語，粟特語（sogdian）也因粟特商人長期主導沿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而成為中古時期中亞腹地的通用語，馬來語則是以馬六甲為中心的南洋貿易圈中形成的通用語，從16世紀起的幾百年中，葡萄牙語則因香料貿易而在印度洋世界和南洋地區成為國際交流的通用語。
不過，由商人所創造的通用語滲透性較弱，在其通行的社會中紮根較淺，因而當一個強大競爭者出現時，很容易被排擠和取代，就像腓尼基語在地中海被希臘語取代那樣；因為假如一種語言除了交流便利之外不能為使用者帶來更多東西，人們便會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它，不常參與商業活動的人也缺乏動機學習它。
當你學會一門語言，不僅獲得了一種交流工具，也得到了開啟一座文化寶庫的鑰匙，得以訪問由該語言所編碼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最初被儲存在口述傳統之中，由巫師、祭司、吟遊詩人或說書藝人背誦和傳授，其內容包羅永珍，從創世神話、世界秩序、祖先譜系、英雄故事、巫術咒語、卜書卦辭、儀式指南、天文曆法、編年記事、外交關係、地理博物、食物禁忌、道德戒律、格言警句……總之，任何被認為值得記憶和傳承的知識。
當這些內容被用文字記錄下來時，便產生了最初的一批經文；無論口述還是經文，都有一個專業群體持續地誦讀、闡釋、抄寫和傳授，並在儀式性活動中加以實踐和運用，這些活動構成了早期宗教的主要內容，那時的宗教涵蓋了群體的全部精神生活，教士們承擔著為共同體維護整個知識系統的職能，直到後來社會變得更復雜，分工更細之後，文學、歷史、哲學、科學等知識領域才逐漸從中分化獨立出來。
隨著時間流逝，口語在迅速演變，但誦讀經文的語言卻要穩定得多，為與經文保持相容，知識群體的工作語言被迫變得極度保守，於是逐漸脫離日常口語而成為獨立語種；當社會擴大、群體分化、經文流傳，習誦這一經典語言的群體也隨之而擴張，儘管在此過程中口語不斷流變，經文用語卻保持穩定，最終在所有采納這套經文的社會中成為通用語。
極端守舊主義的胡特爾人（hutterites）移居北美后成功儲存了其文化獨特性，四百五十多年後仍然說著從瑞士山區帶來的高地德語蒂羅爾方言，四百年間這種語言當然改變了很多，有意思的是，它分化成了兩支，一種用於日常交流，小孩自動學會，成為母語，另一種只有在閱讀聖經和援引經文時才用，由於經文語言的保守性，後一種明顯保留了更多古老成分，孩子們在六歲後須經過幾年學習才勉強掌握。
成文經典往往對文化較為原始的周邊社會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加上早期的知識群體常因服務於貴族階層和權力機構而獲得一種尊崇地位，因而誘使周邊社會的精英階層學習其經典語言；梵語（sanskrit）是典型的例子，隨著印度商人將佛教和印度教及其經典帶入東南亞，梵語成了當地上層社會的通用語，巴利語（pali）在北印度佛教地區也曾取得類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