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本土語言（vernacular）和商業語言相比，經典語言滲透性更強，在社會中紮根更深，不僅因為有一個專業群體持續維護它，更因為它編碼的知識系統更復雜龐大，因而對學習者更有吸引力，這就像那些積累了大量程式碼資源的計算機語言在吸引程式設計師上的優勢一樣，這也是為何像希伯來語這樣的古老語言能夠在喪失母語人口之後仍香火不絕，而人類第一種經典語言蘇美爾語（sumerian），在其口語地位被阿卡德語（akkadian）取代之後，仍然作為經典語言存在了1800年，直教人想起cobol。
編碼經典的過程也將經典語言改造得更為精緻優雅，更具表現力，因而更能贏得社會精英的青睞，後者對演講、政論、辭賦等非日常表達有著較高需求（有趣的是，胡特爾人在表達比較抽象和高階的概念時也常會改用他們的經文語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人類有著效仿身邊地位或聲望較高者舉止嗜好的普遍傾向，在傳統等級社會中，這一傾向使得上層貴族文化持續地瀑布式向下滲透，從而強化經典語言的通用語地位。
當文明繁榮生長，經典語言也逐漸超越宗教和經文而進入更大眾化和實用化的領域，通過文學創作、歷史編纂、律法行政等書面應用，滲透進更多社會事務中；和蘇美爾語一樣，希臘語最初也是從城邦間貿易中產生的商業語言，經歷黃金時代的文化繁榮而成為經典語言，進而因其豐富而優秀的文化庫藏和尊崇地位而長期為羅馬貴族所習誦，類似於漢語文言在朝鮮、越南士大夫階層和法語在19世紀俄國上流社會的情形。
希臘語的通用語地位此後又被基督教所強化，散居希臘化世界的猶太人也都採用希臘語，托勒密王朝時，亞歷山大城的一批猶太學者用希臘語翻譯了《72士本聖經》（septuagint）希伯來聖經（即《聖經·舊約》），而《聖經·新約》各篇更直接以希臘語撰寫；在西歐，這一地位此後又被拉丁語所接替，並一直延續到宗教改革之前，在學術界的壽命還要長出兩三百年。
創造通用語的另一條途徑是行政需要，最早的例子是阿卡德語，它是兩河地區閃族統治者的母語，借用了蘇美爾語的書寫系統（即楔形文），在阿卡德帝國時期（西元前24—前22世紀）憑藉閃族的政治和人口優勢在日常應用中逐漸排擠蘇美爾語（它不是閃米特語），令後者日益侷限於儀式和高雅場合；正因為有了書寫系統，以及大批掌握它的書吏，舊亞述和巴比倫王朝才得以將其用作帝國行政，並在此後1200多年中成為近東地區的通用語。
亞述帝國帶給阿卡德語的成就，以及此後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秦漢帝國分別帶給希臘語、拉丁語和漢語的成就，使得一些人認為，帝國權力是決定一種語言能否成為通用語的主要因素；然而，正如尼古拉斯·奧斯特勒（nicholasostler）在其語言史鉅著《語言帝國》中所指出的，事實遠非如此。
馬其頓人帶給希臘化世界的標準希臘語並非他們自己的母語，羅馬帝國最積極推行的是希臘語而非拉丁語，蒙古人空前絕後的大征服絲毫沒有提升蒙古語的地位，伴隨蒙古鐵蹄而傳播的是突厥語和波斯語，屢屢征服中國的突厥、蒙古、通古斯民族沒有一個能讓自己的語言取代漢語，荷蘭帝國對傳播荷蘭語也毫無幫助，反倒成就了馬來語（荷蘭殖民者將它作為通用語在東印度群島大力推行）。
經歷最奇特的要數阿拉米語（aramaic）了，原先居住於兩河地區西北邊緣的阿拉米人並沒有發達文明，更沒有自己的經典，也不是帝國建立者，但他們的語言卻幸運地被新亞述帝國（西元前10—前7世紀）挑選為行政語言，並逐漸取代阿卡德語，後來又被波斯帝國發揚光大，成為整個東方世界——近東、兩河、埃及、阿拉伯半島、小亞細亞和外高加索——的通用語。
阿拉米語的成就大概源自兩個因素，首先是阿拉米人大量外遷並且廣泛分佈於上述地區，這些移民普遍擁有雙語能力（阿拉米語和所在地語言）；其次，他們很早便採用了腓尼基字母，並將其改造成阿拉米字母，後來的歷史證明，字母是遠比楔形文更靈活高效也更容易學會的書寫系統。廣泛散居、雙語能力和字母系統這三個條件，使得阿拉米人特別適合在帝國行政機構中擔任書吏。
有意思的是，正當阿拉米語作為行政語言的地位開始削弱之際，基督教的興起為它帶來了新生，許多東方教會用它書寫經文，讓它成了和希臘語並駕齊驅的基督教經典語言。
單純的武力優勢和軍事征服之所以對散佈征服者的母語沒多大效果，有兩個原因。首先，入侵或征服隊伍中通常男性佔絕大多數，他們會在當地娶妻生子，而在傳統育兒模式下，兒童的語言學習環境主要由母親而非父親決定；其次，假如征服者缺乏書面語傳統和識字群體，便無法在自己的母語人口中找到足夠多書吏來組織行政系統，從而將自己的語言確立為行政語言。
這就解釋了為何日耳曼人對羅馬帝國疆域的全面入侵在語言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因為日耳曼人沒有書面語（極少量碑銘文字僅限於儀式性用途），其入侵也並未以拖家帶口的拓殖方式進行，唯一的例外是盎格魯—撒克遜語言在不列顛的流行；但據歷史學家大衛·基斯（davidkeys）認為，6世紀中期查士丁尼大瘟疫（淋巴腺鼠疫）蔓延至不列顛，消滅了當地大部分人口，所以在撒克遜人大規模入侵時，那裡正一片荒蕪。
相比之下，當羅馬開始征服高盧時，凱爾特人也沒有書面語，而拉丁書面文化已高度發達，加上羅馬人大量設立軍事拓殖點，凱爾特語遂被徹底取代；在中南美洲，儘管西班牙語作為行政語言的地位在征服後迅速確立，但由於殖民者大部分是男性，所以直到近代基礎教育普及之後，西班牙語才作為日常語言大規模取代本土語言。
相反，北美土著人口稀少，而新教徒大多是拖家帶口的拓荒者，英語地位從一開始便牢不可破；殖民加拿大的法國天主教徒則多數是單身漢，幾代之後都不會說法語了，於是法國政府招募了一大批少女孤兒由政府出資送往加拿大，這才保住法語在魁北克的地位。
文字、書面語傳統、經典以及圍繞經典的教育傳統、識字人口、被帝國選為行政語言、相對於周邊民族的文化尊崇地位、由人口增長和自發拓殖所推動的有機擴張——當所有這些因素湊到一起時，一部巨型語言推土機便在遠東誕生了。
這部推土機的中央引擎是科舉制度，它把經典傳統和行政官僚機構緊密捆綁，使得研習經典成為社會地位爬升的主要手段，其激勵效果極大提升了官方漢語的滲透性，並將文人階層培植成為帝國權力的最忠實擁護者，正是這一政教合一系統創造了空前牢固的官方通用語、中央集權和大一統傾向。
然而，這一體制在成就漢語官話第一大語種地位的同時，也將知識生產系統牢牢束縛在經典傳統之中，完全喪失了創造力，所以儘管這個社會早已有了成熟的印刷出版業和龐大的圖書市場，在知識創造上卻乏善可陳，一旦某天其繁榮程度連做夢都沒想到過的現代文明叩門而入，它兩千多年來所樂享的尊崇地位便轟然垮塌了。
在中世紀西歐，儘管知識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侷限在教會之中，但畢竟沒有一箇中央權力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服務物件和命運決定者，羅馬教廷與各國君主之間矛盾不斷，各自支援對立教皇，從1080年到1449年共有過20位對立教皇，2/5的年份有兩位甚至三位教皇，所以各種異端總是能找到庇護者。
實際上，宗教改革的先驅們都是因為得到某位或一批君主的庇護才贏得活動空間，首部英文版聖經的翻譯者威克里夫（johnwycliffe）便是英王對抗教皇的幫手，胡斯（janhus）和馬丁·路德分別得到波希米亞國王和薩克森領主的庇護，加爾文（johncalvin）則先後在巴塞爾、斯特拉斯堡和日內瓦找到安身之所。
得益於權力分立和政教分離的狀態，觀念競爭和思想多樣性在西歐始終星火不滅，最終由印刷術、出版業、通訊、期刊、學會組織等技術和組織元素，將點點星火融匯進了一個巨型知識反應爐，引發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哲學啟蒙、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這一連串知識核爆炸，其結果便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現代文明。
在這場知識革命中，英語從一開始便走在前面，英國擁有最古老的自治大學（那裡也是宗教改革的發源地）、最古老的科學學會、最古老的科學期刊，並最早採用同行評審制；隨後的工業革命、不列顛治世（paxbritannica）和美利堅治世（paxamericana）又急劇放大了英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差距，最終確立了其全球通用語的地位；這一切，自然要歸功於英國人的古老自由傳統，以及由此傳統所孕育和保養的憲政與法治。
如今，英語編碼了（且編碼著）絕大多數人類知識，任何希望訪問並受益於這一知識體系，進而參與全球知識創造活動的人，都將有興趣（也不得不）努力學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