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數人都生活於小型熟人社會的年代，那些因職業需要而時常旅行於各地或寄居於他鄉的少數人，便成了聯結眾多小社會的紐帶；這一紐帶作用得以發揮，有賴於這些流動群體的成員之間，以及他們與家鄉之間存在足夠頻繁的資訊流動。
然而正如前面已經講到的，古代長途旅行動輒耗時數月，出門一次往往要在異鄉待上幾年，假如他們與家鄉（或他們由此出發的那個據點）之間的資訊流動也遵循這樣的節奏，那麼這些群體既難以保持其文化特質，也無法在更高層次上創造一種共同文化；這樣的話，他們要麼像歷史上那些散居於避難地的戰爭或饑荒難民那樣，很快被溶解在當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要麼像東歐吉普賽人那樣，成為游離於當地社會的邊緣群體。
事實上，經常性的流動群體一旦存在，便對通訊有了強烈需求；僅僅出於履行基本職能（無論行政的、軍事的、商業的，還是宗教的）的需要，他們也必須藉助某些通訊手段，而不能將所有資訊傳遞都推遲到下一次見面，若不然，協調、合作、干預、控制等組織功能便無從實現，超越小社會的上層社會結構也就不會出現。
為實現快節奏通訊，人們發明了很多傳輸方法，烽煙、鑼鼓、信鴿、旗語，乃至拿破崙時代風靡一時的臂板訊號塔（semaphoretower），但這些方法要麼傳輸的資訊量極少，要麼只能沿個別線路傳輸，而且都極其昂貴，所以在電報和鐵路出現之前，絕大多數資訊仍然靠人攜帶，因而其絕對移動速度並不比旅行速度更快。
既然如此，快節奏通訊又是如何實現的呢？答案是非同步通訊，或者用業界黑話，叫非阻塞式通訊；如今享受著廉價高速通訊的人們已習慣於把同步（即阻塞式）通訊視為理所當然：甲向乙發一條訊息，等待乙響應，收到回覆後再發下一條，如此往復；我們在打電報、講電話、發電郵時，莫不如此。
在龜速通訊的古代要是也這麼做，一年也通不了幾次信，那樣仗沒法打，生意沒法做，行政管理也無從進行；那些其工作有賴於頻繁通訊的古人，一般的做法是：只要條件允許，就按固定間隔給通訊夥伴發信，而不管對方是否回覆或何時能回覆，在條件較差的情況下，這往往意味著抓住每一次發信機會。
這樣一來，通訊雙方的對話線索就被打散了，這就要求對話者記住以往的交流內容，並在頭腦中重建其時間序列和通話上下文，在閱讀信件時，須隨時意識到對方是在已經收到哪些資訊的情況下做出回應的；為方便這樣的線索重建，避免差錯，那些通訊任務較繁重的官員和商人，會將寄出的每封信及其收發狀況謄抄下來以備查對。
波斯、羅馬、秦漢等古代帝國，都曾出於行政和軍事的需要而建立了大型郵驛系統；統治遼闊疆域所帶來的好處，以及帝國的龐大資源，讓他們既有意願也有能力將通訊效率提升至當時技術條件所允許的極限；這些系統覆蓋了帝國境內的所有行政中心和軍事據點，從而首次將原先自發形成的零星線路連線成一張四通八達的通訊網路。
這樣的系統一旦建立，總是（和其他公共設施一樣）不可避免地被用於私人目的，於是客觀上至少為社會的上層精英提供了一種普遍可用的通訊手段；同時，它也在精英階層和文化中心之外培育了一批能讀會寫的書吏，這樣，即便那些不會讀寫的人，在必要時也往往能在其社會關係網路中找到某位能幫他寫信和寄信的人。
書信在基督教的早期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徒時代的教會領袖們廣泛使用書信與其追隨信徒建立聯絡，闡明自己的觀點、解答他們的疑問、反駁對立的觀點；保羅在地中海各地建立了眾多教會，並嚴重依賴書信與這些教會保持關係，據某些學者認為，他在被囚禁於羅馬期間發出的多封書信可能還利用了帝國的郵驛系統。
這些使徒書信中有些儲存了下來，並被奉為正典，編入經籍，它們構成了《新約》35％的篇幅；羅馬教會的領袖們延續了這一使徒傳統，格里高利一世在其14年教皇任期中給各地教會和傳教使團寫了大量書信，儲存下來的就有854封。
若沒有良好的通訊條件，基督教從眾說紛紜向少數信條的教義收斂過程或許就不會發生，像羅馬教會這樣中心化的層級組織更難以建立，那樣的話，基督教會將和眾多佛教流派一樣處於鬆散和各自流變的狀態，因而無法成為獨立於國家的另一個權力中心。
通訊也在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形成中起了關鍵作用，先秦士子游走於列國之間，促成了華夏認同的產生，但這一認同僅限於文化層面，在有關政體該如何組織，政府、司法和道德在社會秩序中各自扮演何種角色，君主、貴族和平民應以何種關係相處等意識形態問題上，各家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
帝制時代那個高度同質化計程車大夫群體，崛起於東漢，也正是紙張開始普及，私人通訊變得流行起來的時候，這並非巧合；郵驛系統在東漢已臻成熟，而此時法令也早已不如帝國早期那麼嚴苛，對權勢日盛計程車族門閥私用公器不再構成約束，憑藉其官職、門閥地位和關係網路，士人之間在全國範圍內經常互通書信儼然成為常規，書法也是在這一時期發展成了一門高雅藝術。
頻繁的私人通訊逐漸在士大夫之間孕育了一種高度內聚的共同文化，有關道德與政治的儒家主流意識形態從此牢固確立，兩千年內未受挑戰（這當然也離不開集權帝國的長期推行和對異端的壓制）；這個同質化精英集團是凝聚帝國的最強大力量，即便在分裂時期，統一集權帝國永遠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理想，地方主義和封建傳統再無存身之所。
三國時期，群雄蜂起，士子奔走四方，投靠自己心目中的潛力股，在選擇主公和盟友時，地域歸屬從未列入重要考慮，甚至家族紐帶也退居其後，往往同門兄弟各效其主，諸葛家族的亮、瑾、誕各自為蜀、吳、魏效力，然而混戰和割據並未撕裂這個士大夫共同體，他們不僅跨越邊境頻繁往來，更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通訊關係。
單一化的集權帝國意識形態，使得爭雄戰中一旦某方取得明顯優勢，整個士大夫群體便毫無道德負擔的爭相歸附，忠誠與獨立在天命所歸的名義下被輕易拋棄，在這樣的政治傳統中，多方共存的均衡難以長久維繫。
知識精英之間通過頻繁往來的書信交換思想也是推動歐洲文藝復興的一股主要力量，由此聯結而成的歐洲知識界被歷史學家稱為「書信共和國（republicofletters）」，他們平時以書信聯絡，有機會則聚在私人沙龍里高談闊論，在印刷出版業興起之後，他們又迅速利用這個新平臺發行期刊，這些期刊實際上是一種廣播式通訊，主要訂戶就是原來通訊圈裡的人，也正是這些圈子和他們的期刊孕育了後來的科學社群。
所以東西方精英同樣基於通訊建立了高度同質化的知識階層，只是兩者的特性因為政治結構所造成的激勵方向的不同而大異其趣。
通訊也是長途貿易得以開展的前提，早在國家建立郵驛系統之前很久，商人們便已開始用書信協調貿易活動了，甚至最早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商人為處理商業文書而發明的，最早的字母文字則幾乎肯定是腓尼基商人為商業用途而發明；通常，合作經營一條商路的貿易伙伴（往往來自同一家族）會定期從商路兩端向對方傳送當地的需求、價格資訊及業務指示，以方便對方決定如何備貨和發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