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的亞述商人所留下的大量楔形文泥板中，包括了很多商業書信；經營跨托羅斯山脈長途貿易的卡內什商人留下了數千塊泥板書信，從事地中海貿易的希臘商人則將書信寫在鉛板上，古代地中海世界和近東地區更為流行的書寫材料可能是莎草紙，儘管易腐性使它較少得到儲存，但倖存於埃及沙漠中的紙草檔案中仍可見到數以萬計的商業文書，包括書信，類似氣候條件也讓中亞粟特商人的一批書信在敦煌遺址中儲存了下來。
商路的建立為無緣利用官郵的平民大眾提供了另一種與遠方通訊的機會，這一點乍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每條商路只能覆蓋少數幾個地點，除非寄信者的投遞線路恰好與其中某條重合，否則如何確保寄出的信件輾轉多條商路後順利到達收件人？事實上，儘管效率很低，可靠性也較差，委託商家捎帶書信的做法不僅行得通，也很普遍。
雖然每條商路覆蓋點有限，但各條線路往往會在一些中心都市相交，並且經營不同商路的商家通過設於都市的同鄉會館和行會組織有著緊密聯絡，這就為書信轉寄創造了條件；一份私人信件的典型寄送過程是：寄信人首先了解到哪個城市有收信人家鄉的同鄉會館，然後在自己的關係網中找到一條通往該城市的商路，最後按所選路線在信封上寫明如何轉寄和遞送，並交給不久將前往該城市的商人（這一步常需要通過中間人）。
乾隆年間一位名叫姜炳璋的浙江學官留下的一份通訊錄中有這麼一條：
李憲榮士臺，住福建建寧縣北鄉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寧賣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蘇州到郡武會館可寄信至建寧。
如果收信人在當地名氣足夠大，可以通過任何途徑寄到所在縣城後，讓送信人在當地士紳中打聽即可：
魯仕驥絜非，住江西新城縣十九都中田裡，其父字漢漪，凡有新城人，祈可寄書，須書伊父之字。或寄至江西省城寺步門內致和典陳宅轉寄。
沿商路遞送信件的末端一般是縣城，對於精英來說，此時信件已肯定進入收信人的熟人圈（其規模受限於鄧巴數）活動半徑之中，因而有著種種機會最終送到他手裡——或由熟人捎帶，或由本人進城時自取；假如捎信者社會地位低於收信人，按習俗他通常可以拿到酬勞，這一激勵確保了總會有人殷勤的幫助書信走完這最後一段旅程。
有些情況下，收信人未能在最近的城市指定一個代收點，或者信件性質要求它由本人親收（比如要求送信人立等回覆的信件），那麼寄信人就必須在信封上寫清楚如何找到收信者本人，這一點在古代並不容易做到，因為對區劃、地名、路名的規範化是近代郵政發展的結果，門牌號和城市地圖的出現則更晚。
不妨看兩個例子，其一來自前引姜炳璋的通訊錄：
秦君宜相芳，住常州無錫縣後聯元街，進西門則在無錫縣治由左向北，走過鑄鐘橋便是，進南門則直街走過大市橋，往北過胡橋，轉西便是，水路自蘇至無錫南門外跨塘橋，進南水關，經胡橋泊岸，城外行船，則自西碼頭泊岸亦可。
其二是一位羅馬士兵寫給送信人的定址指示：
從月門朝穀倉方向走，過公共浴室後第一個路口向左轉，到××【此處缺字】後向西，下臺階再上臺階……過神廟地界後向右轉，那裡右手有座七層樓，一座門樓頂上有尊幸運女神雕像，對面是家編籃鋪，在那裡打聽一下，或向看門人詢問，或大聲呼叫，有人就會告訴你。
對於熟人小社會，一旦信件到達村、裡、街坊社群這一級，社會關係網便可確保它最終被送到收信人手裡，所以像門牌號這樣的精確地址編碼並非必需；可是在流動性較高、鄰里之間未必那麼熟識的城市，特別是在居住密度很高、存在大量出租屋的中下階層社群，僅靠社會關係找到一個人就沒那麼方便了。
在門牌出現之前，歐洲城市的地址標識問題一般通過對建築物命名來解決，上層家庭會在住宅門口懸掛類似於店鋪招牌的宅名牌，而有著眾多住戶的公寓樓則會在外牆上釘一塊樓名牌子，但是在大城市，宅名和樓名也無法解決重名問題，因為用作宅名的家族姓氏同名率很高，大樓命名同樣缺乏消除重名的機制，18世紀90年代的維也納有29棟樓被命名為「金鷹」，僅僅市中心就有6棟。
隨著商業繁榮，城市人口膨脹，定址問題日益突出，歐洲各國在18世紀紛紛推行了門牌制度；不過，門牌系統最初並不是用來方便陌生訪客和送信人的，而是用來方便政府官員——特別是徵兵官、稅務官和警察的，各國政府推行它的動機和東方帝國建立里甲戶籍制度一樣，都是為了強化人口統計和控制，所以在時間上，也和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普遍兵役制、警察制度和直接稅制度的發展相吻合。
門牌號的便利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它甫一齣現便很快被用於名片、廣告和書信，此後現代郵政業所提供的郵政信箱，進一步剝離了通訊與熟人社會的關係：你無須知道某人住在哪裡即可與他通訊。
如同姓名、電話號碼、電子郵箱、銀行賬號等個人地址（它們恰好都是經常出現在名片上的資訊）一樣，這些精確的個人地址拉鬆了個人與所在社群之間的關係，讓他們可以直接與外部世界打交道，因而讓社會關係變得更具流動性。
方便的通訊讓個人能夠超越空間限制而擴充套件社會關係網，發展出基於階層、職業、旨趣和共同利益的跨地域文化；中國士大夫藉助書信吟詠唱和清議時政，歐洲沙龍更有當眾朗誦未出席者來信的習俗，啟蒙時代的科學家高度依賴書信交換思想，利益集團通過書信來協調遊說活動。
突破空間限制也意味著個人更有機會建立多維度的社會關係，在家庭、鄰里、職業、娛樂、宗教和政治等方面，可以發展各自獨立甚至相互隔離的社交圈，不同方面的關係不再像過去的小社會那樣全部糾纏在一起，無從選擇也難以逃離，退出其中一個也不必影響其他；而從整體上看，正是無數個這樣相互交錯的圈子，將億萬個體編織成了一個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