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礙人口流動的一個因素，是個人在陌生地方獨立謀生的可能性，假如這麼做的希望很渺茫，那麼人們從一開始就不會冒出「出去闖一闖」這種念頭，除非迫不得已（比如遭遇饑荒和戰亂時），那不會成為被認真考慮的選項。
在現代社會，一個偏僻鄉村的年輕人大可買張車票，背起行囊，揣上一兩個月的生活費，就去往大城市尋找機會；這種事情在古代是無法想象的，姑且不論其他方面的種種不便，要在陌生城市找份工作養活自己，也絕非易事，因為那時候不存在一個獨立於社會關係網路的勞動市場，也沒有眾多不關心僱員來自何方的僱主。
傳統社會的各種經濟模式中，僱傭關係並不重要，工資也不是為勞動支付報酬的主要手段；在家庭農業中，主要勞動力都是家庭成員，農忙季節的勞力不足一般通過親戚友鄰間的互助解決，報酬以宴席和禮物的形式支付，或者根本不支付，而僅僅依靠長期互惠關係得以平衡。
封建莊園經濟則更為封閉，農民世代依附於領主，儘管也有一些自由承租人，但承租關係往往世代相襲，莊園領地內的非農業勞動者，諸如鐵匠、皮匠、屠夫、磨坊工、牧羊人，同樣依附於領主，不能隨便僱傭外人。
城市對外來者相對開放一些，但傳統市鎮手工業大多處於行會的嚴密控制之下，職業機會也嚴格受限於學徒制，新入行者首先要找到一位願意收其為徒的師傅，而師傅們一般只在親戚熟人的子弟中收徒，找到師傅後，還要熬上許多年才能獲得完整的執業資格；行會為保障其壟斷地位，對收徒數量和學徒年限都會施加嚴格控制。
在古代，外來者最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是那些不需要多少技能，也無須昂貴裝置的行當，最典型的是交通運輸業和土木建築業裡的搬運工、挑夫、轎伕等低技能工作，這些職業在近古中國被統稱為苦力，只需一根扁擔幾根繩子，你就可以站在碼頭、集市、街口、橋堍攬活了。
可即便是苦力活也並非人人可入的機會之門，因為對苦力的需求量往往很不穩定，很可能在街邊站上幾天也攬不到一樁活，這就很難成為生活依靠，通常只是附近土地不足的農民利用閒暇時間從事的副業，所以從事者離家不會太遠，只有一些商業中心和繁忙商路，才能提供一些可賴以為生的穩定業務，而這種情況下，苦力業務又會被幫派組織所控制，因而同樣形成行會式的准入門檻。
現在我們不妨設想一位古代年輕人，出於某種原因（比如逃難、尋親、躲避仇家，或負罪逃亡）而孤身來到一座陌生城市，盤纏只夠花一個多月，有哪些機會可以讓他生存下去呢？假如他來到的是像漢口、蘇州這樣的繁華商業城市，他可以通過賄賂某個碼頭的幫派頭目而得到一份較為穩定的搬運工作。
如果這條路走不通，他可以拿根扁擔站在街頭碰碰運氣，但作為外來者，他很可能遭遇本地苦力的驅逐，即便有幸憑藉社交技能而立穩腳跟，這份活也很難帶來穩定收入；沒活幹時或許可以考慮乞討，但乞討業同樣存在行會壟斷，像寺廟和鬧市這樣乞討機會充裕的地段，往往為幫會所盤踞，留給散戶的只有沿街遊乞的機會，收入同樣沒有保障。
假如他願意放棄一些自由，生存機會就會好得多，比如找一家寺院落髮為僧，如果沒有寺院肯收留，或者他不願放棄娶妻生子的機會，還可以找一位牙婆幫他物色個東家好讓他賣身為奴；確實，在沒有成規模的、高流動性的勞動市場的年代，犧牲部分自由，委身於某位東家，與之建立長期依附關係，是缺乏土地資本的窮人更穩當的選擇。
依附關係是以全面服從換取生存套餐的一攬子長期交易：東主可以任意使喚僕傭，同時承諾無論豐歉忙閒都有吃有穿有住，甚至還有機會結婚生子，並將依附關係傳承下去；相比之下，僱傭勞動雖然自由，僱傭機會零散分佈的特點和數量上的不穩定，使得很少人能夠將生計建立在此之上。
自由勞工的最佳機會出現在人口驟減或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增長的時期；14世紀40年代開始的黑死病消滅了英格蘭1/2到2/3的人口，瘟疫在此後一個多世紀中反覆流行，長期抑制人口增長，在此期間，英格蘭工資率大幅提升，建築工的實際工資率150年間提高了130％，農莊僱工更提高了210％。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封建依附關係和莊園經濟結構開始遭受衝擊，勞動者更自信而從容地挑選工作，許多農民被高工資吸引而離開莊園，領主為留住他們不得不提供更寬厚的條件；由於工資提升長期持續，勞動者為新機會所吸引而更換東家的事情也變得更頻繁，整個勞動市場因而也變得更具流動性。
假如勞動力持續短缺，工資持續增長，那麼外出打工者便可打消顧慮，不怕找不到工作，八十年戰爭期間的荷蘭便是如此。從1568年低地七省脫離西班牙到1648年明斯特和約簽訂之間，荷蘭工商業持續繁榮，從農業部門及外國吸引了大批工匠和僱工，非農勞動力年均增長3％，農業勞動力比例降至40％以下，非熟練工名義工資率增長了將近五倍，按生活成本調整後仍增長一倍多，最終創造出了一個大規模高流動性的僱傭勞動市場。
不過，早期僱工市場並未像後來的大型工廠那樣，將大部分青壯年人口拉離傳統社群，從而徹底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這是因為：首先，在大量採用昂貴裝置和複雜工藝流程之前，沒有必要將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其次，大型工廠面臨著眾多棘手的激勵、監督和協調問題，歷代企業家經歷了漫長的探索過程才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在此之前，大型工廠是無效率的。
工業革命之前，規模化手工業的流行模式是分散外包，商人將大訂單拆散後分包給眾多中間商、小作坊或個體工匠，把相應原料賣給或賒給承包者，並承諾以某個價格回購製成品；這種情況下，許多工人仍可住在原先的社群，依靠家庭農業保障基本生計，並且仍然保持著原有的社會關係，明清江南紡織業大多以這種方式組織。
另一種中間形態是包工隊，建築業中尤為流行；包工隊一方面為僱主免除了團隊協調、工人激勵和人員後勤等方面的麻煩，在工業文化尚不成熟的地方，處理這些事情十分棘手，會面臨語言障礙、文化隔閡、信任缺乏等種種問題，而包工頭作為工人的同鄉老大，在這些事情上有著天然的文化和社會關係上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