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初來城市的工人也希望有人能為他們在陌生文化環境中提供一個立足之地，一個能為他們帶來安全感的庇護者；在工業化早期，像城中村和貧民窟這樣的同鄉移民飛地，也在傳統文化和工業文化之間扮演著中介、緩衝和過渡地帶的角色，幫助城市新移民逐漸融入工業文化和城市生活，20世紀初紐約市猶太人和義大利移民社群中的服裝業，起初便是由貧民窟中的眾多家庭小作坊以分包形式組織的。
將眾多工人集中在一起，按固定流程和作息節奏進行規模化連續生產的工廠模式，發端於大型動力設施的引入，最初是水力磨坊，這一原本用來磨面的設施，在新增適當的動力轉換與分配機械後，被用於紡織、造紙、木材切割和金屬加工等多種製造業；早在工業革命之前的18世紀，勞動力日益昂貴的英格蘭便已湧現了數萬個水力磨坊，在欣欣向榮的製造業中代替人力，在人力更為稀缺的北美，水力磨坊發展得更復雜、規模更大。
大型水力磨坊的採用，催生了集中式連續生產，因為：首先，水力資源並非均勻分佈，要利用它就必須將工廠放在水力豐沛的地方，即在選址上，讓工人遷就磨坊，而非像家庭作坊那樣，讓原料遷就工人；其次，水動力設施的建造需要高額投資，只有規模化連續生產才具有成本優勢。
蒸汽機的出現延續並放大了這一趨勢，因為和水力磨坊一樣，基於蒸汽機的動力系統也是中心式的：一間廠房內的所有機械運動都由一部中央引擎推動，動力經由齒輪、皮帶和連桿等傳動裝置傳輸至每個工位，這種中心式系統直到後來小型電動機普及之後，才被分散式系統所取代。
不同的是：首先，蒸汽機對選址要求不高，只要能保障煤的供應即可，因而極大拓展了適用範圍；其次，蒸汽動力也不像風力和水力那樣易受自然條件干擾，因而更能保障連續生產；最後，蒸汽機在提升規模效率方面潛力更大，能量效率和功率隨技術創新而不斷提升，推動著工廠規模越來越大，並將越來越多的產業捲入工廠模式之中。
這一改變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它將大批工人真正拉出了傳統社群，使之脫離家庭農莊、封建莊園、手工作坊，以及各種依附關係和熟人社會，也離開了由這些關係所提供的社會安全網和生計保障，變成高度流動性的、以工資為生的自由受薪群體，即所謂城市無產階級。
不過，正如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所指出，這一模式普及至大部分製造產業，進而將勞動人口的大部分轉變為全日制受薪僱工，還須等待更多技術和組織上的創新；第一個障礙是運費，一種商品運費越高，有效市場半徑就越小，其需求所能支撐的生產規模也越小，近代以前的運費（尤其是內陸運費）極其高昂，因而能夠支撐規模化生產的商品很少。
在古代早期，只有像絲綢香料等奢侈品，貴族用來彰顯身份的炫耀性商品，以及鹽、金屬、武器等重要戰略物資，才能在承擔高昂運費後仍然有利可圖，糧食、木材、纖維等大宗物資只有在水路特別便利的情況下才被長途販運，而製成品則絕大部分在靠近消費市場的地方生產。
到古代後期，隨著內河航道的疏通，盜匪的肅清，運河大量修建，還有地理大發現時代航運技術的改進，許多商品逐漸被新增進長途貿易的清單中。工業革命前夕，英格蘭和北美掀起了開挖運河的熱潮，大幅拓展了這份清單；然而，真正將種類繁多的大批製成品拉進數千萬人口大市場的，是鐵路。
結果，以往市場半徑只有幾十上百公里，只配在手工作坊裡生產的商品，突然變得適合機器化大生產了；隨著鐵路網擴張，新式工廠成群湧現，規模越來越大，傳統手工業一個個被消滅，大量積澱在農業中的非充分就業勞動力被吸入新興工業城市，最終受薪僱工成為人口多數。
鐵路還促發了一場供應鏈革命，在此之前，一種商品從原料到成品的各道環節是由市場交易串起來的，參與其中的每位商人視野中只有一兩個環節，對於規模化製造，這是很危險的，市場中的各種隨機波動隨時可能讓企業中的材料或能源供應中斷，或生產鏈條在某個位置卡住，或分銷渠道因庫存積壓而發生堵塞。
由於早期工廠無法保證供應鏈平穩連續，生產經常發生停頓，所以僱傭的勞動力多數是童工和未婚女工，因為他們不是家庭的主勞力，也較少家務負擔，當生產停頓，幾週數月沒活幹時，也不至於影響全家生計，但這樣一來，僱工來源便在地理上大為受限；同時，頻繁停產也降低了庫存週轉速度和裝置利用率，從而拉低資本收益率。
為解決這一問題，保障連續生產，同時將庫存維持在合理水平，規模化製造商不得不著手控制整條供應鏈，通過併購上下游資源實現垂直一體化，引入專業管理者，用企業內部計劃部分取代市場機制，經過這番組織改造之後，這些企業才得以說服大量成年勞力——特別是已婚男性——放心大膽離開傳統產業，徹底轉變為全日制受薪工人。
二戰期間的勞力極度緊缺（加上愛國熱情）又吸引了大量已婚女性也進入僱傭市場。戰後，洗衣機、吸塵器和快餐業的發展，幫助妻子們擺脫了大部分家務負擔，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美國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大約從33％上升到了60％，將整體勞動參與率從58％拉高到了67％；與此同時，童工則完全退出市場。
一個開放的、非人格化的、容量巨大的僱傭勞動市場極大促進了人口流動，每個健康人都擁有一份天賦的人力資產，對於缺少其他資產的遷居者，這是最好的盤纏，「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句話，再也不是隻有少數精英分子才敢說出口的狂放之辭了——由此也可見，「無產階級」的概念是多麼不得要領，它是對人類天賦的無知蔑視。
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這種天地廣闊任我行的精神達到頂峰，許多人在當地產業不景氣時，就捲起細軟，把家當裝上拖車，甚至拖上整棟木屋，去遙遠的陌生城市尋找新機會。那個年代，每年有1/5的美國人更換住所，2/3以上成年人至少更換過一個居住城市，經常搬家，追逐機會，擇良木而棲，已成了美國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