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社會不是眾多小社會的簡單拼合，它得以出現，必定存在大量跨越傳統邊界（家族的、婚姻的、語言的……）的關係將個體和小群體編織在一起，也必定建立了某些組織結構以實現小社會所無法實現的功能，所以當個人或因成長或因遷移而進入一個大社會時，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和誰建立必要的關係。
安家落戶時，選擇與誰為鄰？出租土地或房屋時，接納或拒絕哪些租客？為兒女安排婚姻時，哪些人家可以納入考慮？做生意時，選擇哪些合作伙伴？需要僱傭幫工時，在哪個範圍內尋找？閒暇時，在哪些圈子裡呼朋喚友，飲酒作樂？面臨威脅或發生爭執時，從哪裡尋找盟友？介入一場對立衝突時，選擇站在誰一邊？
即便在極具流動性的現代都市社會，這些選擇也不是任意或隨機的，或僅僅出於一時一地的利益權衡，或聽憑飄忽不定的個人機遇擺佈；人類有著牢固的心理機制幫助我們對可能的交往物件進行分類和篩選，依據一些特定線索，它們迅速排除某些物件，而偏愛另一些，或者，在做出分類之後，決定以何種方式與之交往。
部落或比部落更簡單社會的人們，通常把遇到的人分為三類：（同屬一個小群體因而相互熟識的）自己人、（同部落的、與本群體存在通婚或聯盟關係的）友鄰、（其他所有）陌生人；友鄰可以交往但須隨時保持警惕，而陌生人則幾乎等同於敵人，不可信任，而且無論如何對待他們都不算過分。
人類對陌生人的排斥、蔑視、恐懼和敵意是根深蒂固的，這從部落或族群的名稱中也可看出；這些名稱，若是源自群體的自我稱呼，其詞義常近似於「真正的人」或「合格的人」，若是源自外人對該群體的稱呼，則用詞多半含有貶低和蔑視的意味，比如漢語文獻中稱呼少數民族時，常用帶犬字旁或蟲字旁的字。
群體間普遍的敵意和恐懼使得早期人類的跨群體交往充滿了危險，所以，當社會走向大型化，人們逐漸擴大交往範圍的過程中，仍始終堅持謹慎保守的原則，採用一種白名單策略：除了已確認安全的，其餘都是危險的、需要避免的；而在初次接觸某個陌生人時，必須有某些線索能帶來起碼的安全感，才值得啟動一次試探性的交往。
其中一條重要線索是語言和口音，相同的口音能夠迅速帶來親切感，這意味著至少部分解除了戒備，並將試探性交往繼續下去；這是因為，從語言相同這一點可以得出許多提升交往意願的推斷：我們能夠表達和理解各自的動機和意圖，從而避免源於誤會的衝突；我們有潛力提出和達成一些有益的合作，比如交換資訊，提議交換物品，討價還價；當分歧和矛盾出現時，我們更可能以談判、讓步、承諾等和平方式平息糾紛。
在早期社會，語言群體規模極小，因而口音相似也意味著雙方可能來自兩個血緣很近的群體，或許一兩代人之前才分開，所以雙方很可能擁有許多共同的親屬和朋友，而共同親友會大幅提升安全感：首先，我相信你不會輕易傷害親友的親友，那會惡化你跟這些親友的關係，甚至遭到他們的報復，至少有損你的名聲；其次，如果你加害於我，由於共同親友的存在，我更容易打聽到你是誰，掌握你的行蹤，以便實施報復；第三，攻擊一個親友的親友很可能讓你損失一次極有價值的合作機會，比如一門好親事。
語言相同者不僅易於交流，也共享著蘊藏於語言之中的大量背景知識，諸如時間單位、季節迴圈、度量體系、動植物分類、器物用途、親屬系統、職業類別、食物、節慶、歷史、傳說、諸神，以及各種有關社會規範的知識：習俗、慣例、儀式、禁忌、表達客氣與禮貌的方式，和以這些為基礎的社交技能……
個體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自然習得了這些知識，假如一位成年人進入一個語言迥異的群體，就不得不從頭開始獲取這些知識，他的人力資本便大幅貶值了，這就是為何新移民常常會在職業等級或社會階梯上跌落幾級，原先的社會精英到了陌生社會只能刷盤子、開計程車，會話交流能力只是原因之一，文化背景知識的缺乏或許是更大的障礙。
即便不是移民，而只是與一個不同語言的群體打交道，與自己母語有關的背景知識也都派不上用場了，這會讓雙方的交易、合作、組織、協調變得很沒有效率，你不得不解釋節氣是什麼東西，舅舅是一種什麼關係，為何我不能和他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每次聽到英里和英寸時都要在腦子裡換算一下……
除語言之外，服飾髮型、食譜構成、奢侈品嗜好、競技專案、娛樂情趣、音樂風格、藝術趣味等各種透露出文化差異的線索，皆可影響與誰交往的決定，明顯的理由似乎可以通俗地歸納為：吃不到一起、玩不到一起的人自然不願意交往，但深層的（也更重要的）理由則是：與趣味和價值觀迥異的人交往，會讓他以往積累的聲望資源歸於無用。
一位漢字書法家，在不識漢字者眼裡就顯不出任何高明之處；一個會講很多笑話的人，離開其文化背景，就沒人能領會他的幽默感；一個花了半輩子工夫學會品鑑各種上等葡萄酒的人，到了一個沒有葡萄酒的地方，其品味就沒了用武之地；一個深諳人情世故處世之道的人，在一個陌生社會可能變得手足無措、窘態百出。
儘管種種趣味和價值觀都根植於人類普遍的本能和慾望，然而當它們越是向高階價值發展，便越來越遠離生物性本能，而越來越多地由文化所塑造，因而益發在不同文化之間分化隔膜，變得難以相互理解和欣賞；很明顯，聲望和地位越高，文化隔膜造成的阻力越大，因為他們在高階價值上積累了更多資本，有著更多既得利益。
那些在此類事情上經歷了數十年體驗，花費了大量精力和金錢，練就了一副好眼力，掌握了一整套褒貶用的形容詞，最終展現出令人欽羨的技能、品味和鑑賞力，以及它們背後的教養和家庭背景，並以此獲得了體面、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建立起了聲望、確立了社會地位的人，一旦進入另一種文化，卻發現所有這些都變得一文不值了。在那裡，贏得聲望和地位所依靠的是另一套東西，新來者不僅需要從社會階梯的底部從頭開始爬，而且發現新標準常常與他已經養成的習慣和偏好相沖突。
限制群體間交往的另一個文化屏障是社會規範上的差異；規範告訴人們哪些行為是不可取的、不正當的、應受譴責或懲罰的；規範可以維持群體的和平與秩序，擴充套件個體間的合作，執行有益於生存繁衍的行動準則，並在群體面臨威脅時提供集體行動能力，這些對群體的生存繁衍擴充套件都十分重要。
由於不同群體經歷了不同的文化進化路徑，因而也發展了不同的規範，比如各民族的食物禁忌就千差萬別；有關性關係，雖然多少都有亂倫禁忌，但哪些關係算亂倫，差異極大；身體相距多遠才不會顯得太親密，普通熟人之間何種身體接觸會被視為冒犯，或被認為具有性意味，遲到多久是可以被接受的，尊卑長幼之序有多森嚴，男女關係深入到何種程度開始承擔責任……
隨著規範日益豐富，無處不在的規制影響著社會生活，辨認、遵循和執行規範的能力成為個人在一個社會成功生活的必備技能（缺乏這一技能被稱為反社會），人類發展出了許多心理機制來提升這一技能；心理學家彼得·華生（peterson）發現，結構完全相同的邏輯問題，若以社會規範的形式呈現，被試的解答速度和正確率就會大幅提升，這揭示了我們探測規範違反行為的敏銳本能。
對某些型別的規範破壞行為，我們會產生近乎本能的嫌惡、憤怒和懲罰衝動；懲罰衝動借用了比它更古老的報復衝動，後者由兩兩關係中的背叛和冒犯行為所激發，激發的中介是憤怒，現在，由於規範認同和共同體意識的存在，破壞規範被視為既是對共同體的冒犯，也是對共同體守法成員個人的冒犯，因而引起類似的憤怒。
直接懲罰之外的另一種規範執行手段是社交排斥和社會孤立，社交排斥就是拒絕與某人交往，假如排斥行動得到社交圈內其他人的響應，結果便是社會孤立；在熟人社會，這意味著剝奪絕大部分社會交往，阿米緒人的閃避（shunning）和羅馬教會的逐出教門（excommunication）便是兩種正式化和嚴格化了的社會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