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有效執行社交排斥，我們的另一種古老心理機制——對腐爛屍體和排洩物的嫌惡感——也被借用了過來；食物禁忌最初可能直接源自對汙穢物的恐懼，但後來被納入禁忌的所謂「不潔物」，則顯然是一種文化建構，然而建構並非虛構，從小在某種禁忌習俗中長大的人，真的會對禁忌物產生生理上的反應，這種反應甚至在他已經（文化上或宗教上）改宗之後仍然存在。
對亂倫和其他不倫性行為的嫌惡也常伴有生理反應，儘管性行為和排洩器官確乎存在一些聯絡，但這種關聯依然是牽強和高度隱喻性的；通過隱喻，對各種規範破壞行為的感知都被引向對汙穢物的聯想：偷來的財產是「髒」物，受賄得來的是「髒」錢，背叛和陷害是「骯髒」的勾當，貪官「汙」吏過的是「腐敗糜爛」的生活，背信者贏得了「汙」名，必須「洗刷」才能恢復「清白」，毀人清譽者潑的是「髒」水，罵人用的是「髒」字。
對背離本群體規範之行為的嫌惡，加深了文化隔閡：他們竟然吃狗肉！他們竟然會把老婆的侄女一起娶過來！他們對逃跑和投降毫無羞恥感！他們竟然打老婆！他們面對撒謊指控時竟然不提出決鬥！他們竟然用左手拿吃的！他們竟然會把我們如此珍視的誓言當作笑話！他們竟然膜拜一條蛇！他們還算是人嗎？！
以上三個方面的文化隔閡——背景知識的不同導致經驗報廢，品味價值各異其趣導致聲望報廢，社會規範差異導致相互嫌惡——阻礙著社會交往和人口流動，使得眾多小社會難以聯結成大社會；然而同時，大社會的諸多優勢和機會——戰爭中的人力優勢，各種需要規模經濟支撐的產品和服務，加深分工與合作的機會，更豐富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也在激勵著人們努力克服這些障礙，不斷推動社會的大型化。
這兩股力量拮抗的結果是，一些群體在迅速擴張的同時設法維持了相當程度的文化同質性，從而建立起容納眾多小社會的大型共同體，而與此同時，它們與其他群體之間的文化邊界變得更為清晰分明，難以跨越；為強化共同體認同，人們甚至刻意誇大和製造外部文化差異，同時人為抹平內部差異，將原本連續漸變的文化光譜改造成一塊塊純色板塊。
有幾種機制可以創造文化同質性。首先是部落組織，正如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通過組建父系家族，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家長聯盟和族長會議等高層組織，然後經由姻親網路和戰爭聯盟將若干宗族聯結起來，便產生了數千人規模的部落。
頻繁通婚，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經常性的禮物交換，定期集會以處理公共資源分配，戰爭中的協調行動，共同的糾紛解決機制，延緩了群體間的文化分異。因為沒有共享背景知識，資源分享和戰爭合作便難以進行；沒有相互相容的婚姻和親屬制度，通婚便難以維持；若食物禁忌相互衝突，聚宴和集會也難以舉辦；沒有共同趣味，禮物的價值便得不到讚賞；沒有共同規範，糾紛便難以解決。
為強化部落認同和忠誠感，獨特的文身、髮式、服飾、整容術（皮膚切割、耳鼻穿孔、顱骨塑形、門牙拔除，等等）被用作部落身份符號，共同的音樂、舞蹈、儀式、圖騰被用來展示部落的團結合一，嚴酷的成人禮被用來灌輸價值觀和強化集體精神；虛構共同祖先，編造共同家譜、歷史和起源傳說，將部落裝扮為一個虛擬大家庭。
之所以需要這一整套符號和裝飾，是因為在數千人的社會中，你不再能像在小社會中那樣，僅憑熟識關係即可分辨親疏敵友，團結與忠誠也不再能靠血緣親情和個人友誼來喚起，必須藉助一套精心設計的象徵性符號和儀式性集體活動（比如舞蹈），才能啟用原本由真實場景所啟用的情感，比如用紅色油彩來啟用原本由鮮血所啟用的戰鬥激情。
同質性的第二個來源是族群大擴張，一些族群在某個歷史階段或因技術、組織或制度上的創新而獲得壓倒性優勢，或因突破地理屏障而進入空曠地帶，突然急速增殖擴張，短時間內將其文化散佈到廣闊區域；歷史上，印歐人、突厥人、西非班圖人、波利尼西亞人、因紐特人、澳洲的帕馬—恩永甘（pama–nyungan）人，都曾經歷過這樣的爆炸性擴張，在語言學地圖上留下了一個個惹眼的泛布區（spreadzones）。
第三個來源是同化，即一些群體接受其他群體的文化；儘管在少數案例中，征服者將自己的文化強加給被征服者，但多數情況下，同化是主動學習和效仿的結果，因為人類有著效仿優勢文化的本能傾向，因而主動模仿很容易奏效，而強行改造則常常是徒勞的。
人類被進化設計成了極佳的學習模仿者，而且他們很會判斷應該跟誰學，技能表現、以往成就、社會地位、積累的財富、追隨者數量、眾人欽羨的目光、口碑，都是據以判斷的線索，所有這些線索綜合成為聲望（prestige）；個體對高聲望者的效仿，在宏觀上將導致群體被優勢文化所同化。
這一過程會以幾種不同方式發生。有時，當一個部落在生存繁衍上表現出明顯優勢，特別是戰爭優勢時，相鄰部落可能會放棄自己的傳統，系統性的採納優勢部落的文化，比如生活在格陵蘭島西北部的北極因紐特人在19世紀60年代接觸了來自巴芬島的其他因紐特部落後，迅速採納了後者的各種文化元素。
有時，一個部落聯盟中各部落地位不對稱，處於支配地位的部落，其文化便為其他部落所效仿；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更復雜的社會：平民效仿貴族，低階貴族效仿高階貴族，同時，隨著部分貴族的地位跌落（因為貴族後代數量多於平民，而貴族階層容量有限，所以這種跌落是不可避免的，比如長子繼承製下的幼子們），上層文化逐級向下滲透，這樣，只要貴族階層保持文化同質，整個社會的文化也就會有相當高的同質性，由於貴族階層規模較小，且高度內婚，這一點不難實現。
這樣的同化和滲透還可在更大範圍內發生，當若干國家的王室和高層貴族通過聯姻、質押、遊學、出使、貿易等途徑頻繁往來，構成一個貴族交往圈。此時，其中最繁榮發達的那個文化便成為效仿物件，效仿者繼而又將他們學到的東西在本國向下滲透，法國在18世紀的歐洲便取得了這一地位，俄國是其中著名的效仿者之一。
文字的出現推進了大型文化共同體的建立，因為書面語的惰性使它比口語更能抗拒文化固有的分異傾向，宗教經文和歷史典籍可跨越數千年積累儲存共同知識，無論羅馬教會的教士們還是中國計程車大夫階層，對大共同體的認同都遠強於不識字的平民；書面傳統在提升文化聲望上的作用遠遠超出軍事實力，歷史上，向來都是有文字社會同化無文字社會，從未有過相反的情況。
然後是國家，國家維持的內部和平為群體間交流融合創造了條件，其司法系統在大範圍內推行的共同規範，官方宗教、官修歷史、官辦教育，以及官僚系統所提供的晉身之途，首先在精英階層創造共同文化，繼而向下滲透到全社會；國家權力的排他性也使得文化邊界變得更為截然分明；這一程式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崛起中達到高峰，此後又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幾大舊帝國的瓦解而將浪潮推向全球。
文化共同體為個人創造了一個可以自如穿梭往來於其中的舒適空間，儘管其中仍有危險、隔膜和不確定性，但它們至少是可理解、可預期，因而值得去探索、嘗試和克服的，而不再像我們進入「蠻荒之境」遭遇「非我族類」時那樣產生本能的、反射式的恐懼，然後（假如對方足夠弱小）像見到蟑螂時那樣連連跺腳急欲踩死而後快，或者（假如對方足夠強大）像見到虎豹時那樣抱頭鼠竄。
正是這樣的安全感，讓社會流動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