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是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雖然他們也是社會性的群居動物，但群體對個體行動沒有多少約束力，除了母親對孩子的照顧，它們從不對其他個體承擔義務，合作與服從關係都是高度機會主義的，完全基於即時功利算計，沒有強利他行為，沒有長期夥伴關係，沒有基於正義感的規範執行，只有一對一的報復。
很多群居或成群出沒的動物其實都沒有多少社會性，看似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只不過是簡單自利行為的集合效果，比如魚群、鳥群或牛群的有序運動中，個體只需遵循幾條規則——1.儘量靠近行進中的其他同類（這樣至少從它們那個方向過來的捕食者會優先挑中它們）；2.如果已經有一叢集，儘量往叢集中央靠（被一群替罪羊圍著最安全）；3.和身邊其他個體保持適當距離以免撞上；4.跟隨前方個體的運動方向——蔚為壯觀的群舞便自發產生了，沒有領導與服從，沒有合作，更沒有集體目標，只有自利。
人類卻是貨真價實的社會性動物，而且在社會性的進化道路上已走得很遠，我們有兩性分工、雙親合作撫養孩子、親屬相互照顧孩子、兄弟姐妹親情、多代同堂的家族組織、姻親關係、家長權威、近親間的互助和復仇義務、食物分享習慣、層級化的政治結構、權力等級、政治與道德共同體、職業分工，還有弟弟們留在家裡幫助哥哥的所謂一妻多夫制家庭，以及類似於螞蟻飼養蚜蟲的奴役制度，甚至通過閹割將一些個體變成職蟲的閹奴制度，再多跨出幾步，我們就符合威爾遜為判別真社會性（eusociality）所設定的全部標準了。
幸好，這幾步還沒有跨出。
從基於自利的合作互惠關係到要求個人服從集體決定，為集體而犧牲自我利益的集體主義，經歷了漫長的進化過程。最初的互惠關係只存在於兩兩之間，靈長類學家在貢貝保護區記錄了一次黑猩猩的食物分享事件：雄一號麥克抓到一隻20公斤的髯猴，在接下去的9個小時裡，在場的17只黑猩猩輪番向他乞討，在總共40次乞求中，麥克給出了大小不同的19塊肉，其中較大塊的又成為下一輪乞討和分贈的目標，乞求是否成功完全取決於雙方關係，其間伴隨著不少威脅和爭搶，最終有13只黑猩猩分到了肉。
人類的食物分享方式則完全不同，無論由獵獲者本人還是由群體內權威人物實施，獵獲物的分享都遵循著特定的規範，分享活動被視為一種集體安排而非基於兩兩關係或一時算計。除了食物分享，人類的狩獵、戰爭、遷移、聚宴、節慶、舞蹈、豐產巫術、神靈祭祀，都是有組織的集體事務，幾乎充斥生活的所有方面。
人類的集體性可能源自狩獵大型動物的需要，大型獵物既要求在狩獵時更緊密、更大規模的合作，也讓分享肉食成為更有效率的安排。對於黑猩猩，髯猴已經是非常大的獵物了，但人類走出森林來到草原之後，面對的是比自己體型大許多倍的獵物，往往一頭可提供數百公斤肉食，猛獁象更可一次提供數噸肉食。與同以這些獵物為食的食肉動物相比，人類獵手在生理上幾乎沒有優勢（唯一例外是長跑能力），狩獵能力更多依靠團隊合作，長途追逐、圍捕、設陷圍堵、向絕境驅趕等常用方法，都需要團隊合作。
團隊狩獵需要高度的協調和紀律，並且壓制（無論是自我剋制還是權威壓制）團隊成員的私心，如果像黑猩猩抓捕猴子那樣，奉行「誰得手就歸誰的」的遊戲規則，精心策劃的計謀和圈套便無法實施，雖然一群黑猩猩各自把守一棵樹枝的行動（這無須指揮，因為尚無人把守的樹枝是明顯的逃路）的集合效果有時恰好讓猴子無路可逃，但這種程度的協調對於人類的專業狩獵是遠遠不夠的（狩獵對黑猩猩只是副業）。
不過，假如對協調和紀律的要求僅限於此，人類恐怕不會如我們所見到的具有這麼強的集體性，不會為節奏強烈的進行曲和正步方陣熱血沸騰，不會如痴如醉地在迪斯科舞廳集體蹦跳，在音樂會上熱淚滿面地揮舞熒光棒齊聲歌唱，頂著烈日在足球場掀起陣陣人浪和歡潮，冒著彈雨列隊向敵陣踏步行進……
用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haidt）的話說，人類頭腦裡似乎有一個蜂巢開關（hiveswitch），一旦被開啟，就會立即像蜂巢中的工蜂那樣喪失自我，無私、執著甚至狂熱的服務於集體目標，被同一個外部刺激同時開啟蜂巢開關的一群人，哪怕是陌生人，也會著魔般地突然變得無比友愛團結、步調一致、激情高漲。
看起來，人類心理系統已經獲得了一個十分專門的適應器，讓我們在某些條件下（比如通過大量分泌催產素）強行壓制自利動機，進入一種痴醉、恍惚、忘我的狀態，像蜂巢中的工蜂那樣全身心地服務於集體目標。許多集體娛樂、宗教佈道、軍事化訓練和勵志式營銷正是利用了這個蜂巢開關才取得神奇的效果，有人甚至會藉助藥物來開啟開關。
進化音樂學家約瑟夫·喬丹尼亞（josephjordania）認為，蜂巢開關的起源與早期人類的捕獵方式有關，最初來到草原的人類祖先可能不是直接獵殺動物，而是從其他食肉或食腐動物口中奪食。嚇退野獸的一種常用方法是誇大體型，因為動物在遭遇對手時決定進攻還是逃跑的主要指標便是體型，有些動物的鬃毛、氣囊、鳳冠都是派這用場的，進入戰鬥狀態時豎起或膨脹這些器官會讓身體看起來比實際大很多。
人類的身體裝飾（特別是頭部裝飾）也可起類似作用，有時僅僅將一件斗篷高高挑起便可嚇阻對手。誇大體型的一種奇妙方法，是讓一群人緊密排列，行動協調一致得像單一個體一樣，同時發出響亮而節奏整齊的聲音——許多部落社會的戰舞正是如此，它讓一個狩獵團隊看上去像一個巨大怪物，吼叫著踏步向對手迫近。
這一策略成功實施的關鍵是抑制團隊成員的恐懼，而這正是催產素的效果之一。在哺乳動物中，這種激素被用於激發母愛，促使其哺育幼仔，在人類也被用於觸發對性伴侶的依戀和信賴，或許正是我們祖先獅口奪食的需要，又賦予了它抑制恐懼、舒緩焦慮和阻斷痛覺的功能，並且讓身體能夠被音樂和舞蹈等特定型別的節律性活動所激發而大量分泌這種激素。
有了這樣的生理與心理基礎，人類的集體化組織就變得潛力無窮。從狩獵團隊到戰鬥團隊，從宗族到部落，從年齡組到僧侶團，從修道院到集體農莊，從步兵方陣到騎兵衝鋒隊，從廣場舞到巨型團體操，從節慶狂歡到街頭抗議，這些集體活動和組織，儘管目標和功能各有不同，也不乏現實利益的考慮，但或多或少都藉助了蜂巢開關，後者為解決群體合作中的搭便車難題創造了機會。
集體組織的發展，使得傳統社會的個人生活中充斥著義務。狩獵或戰鬥夥伴召喚時必須加入他們的隊伍；獵手將獵獲物扛回村子時必須按習俗分給眾人；丈夫必須為妻子和孩子們帶去肉食；長輩必須教育和管束晚輩；晚輩必須服從管束；狩獵或放牧路線、轉移牧場或開始播種的時間，必須遵從集體決定；戰友或獵友受傷時必須將他們抬回家，照料他們，他們要是死了，就必須照顧其妻兒……
對神靈的信仰將許多私事變成了集體事務，因為人們相信冒犯神靈所惹來的災禍會降臨到整個群體頭上，而冒犯神靈的事情是那麼多，吃某些食物、和異性同胞說話、不割包皮、不按規定程式處理親人遺體、不在規定日子齋戒、屠宰牲畜的方法不對、擺出某些手勢、說出某些話……
家族組織和親屬制度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義務，必須聽從長輩對自己婚姻的安排，在糾紛和對抗中必須為親屬提供援助，舉辦宴席時必須邀請他們，他們收割或蓋房子缺人手時必須幫忙，成年禮、婚禮、生育、死亡等人生重大節點的儀式必須參加、幫忙操辦或贈送禮物，他們生病或捱餓時必須接濟，他們的孩子不幸淪為孤兒時必須收養，如果是被謀殺的必須為他們復仇，有生意或工作機會時須優先考慮他們，如果你特別富有，或掌握某些專業知識，或身居權位，他們來求助時必須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