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標準化，將規格變化限制在少數型號之內，可實現元件生產的規模經濟，而標準化元件的規模化供給，極大便利了新產品的開發，大量採用標準化元件，可免除眾多設計與製造負擔，讓製造者專注於自己所面對的特有問題，特別是在原型開發和小規模試製階段，這尤為必要。
從產業生態的角度看，標準元件和介面規範的出現，進一步降低了分工合作鏈條上各環節之間的耦合度，使得複雜產品和工藝在其結構的每個層次上都容易被區域性替換。這樣，當任何層次上出現重大創新時，新元素便可突破產品和行業邊界，橫跨整棵技術進化樹而廣泛傳播。
正如我們在工業史中所看到，短短數十年間，蒸汽機在絕大多數交通應用中被內燃機取代。在工廠應用中被電動機取代；水泥取代磚石，液晶屏取代陰極射線管，led取代氖氣燈，鋰電池取代鎳氫電池，所用時間都更短，滲透範圍更加廣泛。這樣的替換若發生在生物界，就相當於在鸚鵡羽毛中植入葉綠體，給松鼠裝上麻雀翅膀，為蜥蜴換上兔子心臟，為馬換上鳥肺。
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業務鏈中，通過合約承包關係，經營一門生意所涉及的各業務環節可以由一條松耦合的合作鏈條組織在一起，餐館可以把洗碗工作外包出去，甚至把整個後廚包給廚師團隊，製造企業可以把物流倉儲外包給專業公司，會計、廣告、法律事務、呼叫中心、保修業務、員工招聘，都可以外包。
這些專業服務的存在，大大方便了新企業的創辦，同時，模組化的松耦合結構也讓各模組可以獨立替換或升級，比如當物流公司引入新的自動化倉儲系統時，他們的全部外包客戶的物流業務就都升級了，而且除了可感知的價格與效率變化之外，升級過程對客戶完全透明，就像加工鏈條上某個中間品製造商的工藝改進對成品製造商透明一樣。
松耦合的另一個好處是：當一個結構（產品、組織、商業模式）被市場淘汰時，其構成元素（材料、元件、工藝、知識、設計元素）不會全部隨之一起消亡；相反，一個生物物種的滅絕則會將數十萬年積累的新元素全部抹去。煤油燈被電燈取代後，煤油工業雖規模縮減，但並未消失，膠捲相機消亡後，鏡頭快門等部件仍得以延續，未來假如報紙不復存在，新聞編輯的技能和職業傳統仍可在新媒體派上用場，這一特點讓文化系統比生物系統更具可積累性，一個元素在喪失其全部用途之前，不會從文化基因庫裡消失。
市場不僅是產品與服務的進化環境，也是企業結構的進化環境。起初，企業在業主的財力限度內直接經受盈虧法則的選擇，盈利者生存、壯大、被模仿，持續虧損者倒閉；然而在有了信託、法人企業、股權、可流通股票等制度設施，進而形成資本市場之後，企業面臨的是一種多階段選擇：創業者就其商業計劃和團隊能力經受初級投資者的選擇，等企業初步成型之後，又以其經營表現和商業前景經受次級投資者的選擇，最後，羽翼豐滿的成熟企業才開始直接受盈虧法則的選擇。
在企業結構的進化上，市場同樣表現出其松耦合特徵；吞併（但不消化掉）其他細胞來獲得新的細胞器這樣的事情（即內共生），生物界可能只發生過幾次或十幾次，經由逆轉錄而從其他物種那裡獲得遺傳編碼片段的事情，也只是偶爾發生，有機體的某個器官分化成獨立物種（出芽生殖是另一碼事，產生的還是同物種個體）則聞所未聞，近乎不可能，但企業間的併購、重組、分拆，卻每天都在發生。
如上所述，市場是由一系列制度元素構成的人工環境，產品和企業在其中經受選擇，經由分化與組合而進化。不過，當市場達到一定的廣度，跨越眾多制度各不相同的國家時，它反過來也會經受企業的選擇，那些能夠為企業創造更適宜的區域性環境的國家，將吸引或孕育更多、更優秀的企業；反之則會趕跑或抑制企業。假如企業的興旺與共同體本身的競爭優勢密切關聯，那麼這一選擇機制便會導致市場制度的持續改進。
但這些條件並不容易滿足。首先，運輸與通訊成本越高，企業對地理位置就越敏感，因而越難為尋找適宜制度而搬遷，假如跨國貿易和可能搬遷的企業都太少，就難以對制度改良構成激勵，這正是古代多數時期的情況；其次，這裡存在一對矛盾，如果國家很大，那就很少有貿易能夠跨越多國，但如果小國林立且征戰不休，遠途貿易就很難得到安全保障，沿途的重重壁壘和關卡將帶來高昂交易成本，足以將多數貿易扼殺於搖籃。
較為理想的是林立小國之間由條約或霸權維持大致的和平秩序，許多古代文明繁榮期——蘇美爾、希臘城邦、先秦華夏、瑪雅、墨西哥高原——都符合這一模式；但這種均勢通常都十分脆弱，條約聯盟很容易被內部紛爭撕裂，或因其中一強崛起而合併，或因外強介入而打破均勢。
中世紀後期歐洲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批自由城市的獨立存在，而這又是因為歐洲在政治上分裂，君主們之所以容許城市自治，是因為若不然，工商業者就會逃走，帶走他們的稅源，當這些自由城市聯合起來一致行動時——比如14—17世紀的漢薩同盟——他們在捍衛自治權和迫使各國降低關稅壁壘、接受親商制度方面就尤為有效。
然而在古代其他地區，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往往伴隨著集權帝國的興起，因為有利於統一市場的條件——交通、通訊、通用語、共同宗教、文化同質性——也都有利於建立帝國，而一旦帝國建成，權力之手便開始向私人領域伸去，對私人企業的壓榨和對工商業的壟斷控制不斷強化，支撐市場的制度則逐漸僵化、腐化和退化。
形成制度競爭的另一個條件同樣困難，企業興衰和遷移若要對制度構成選擇壓力，需要經濟繁榮能夠轉變為國家競爭力。這看似理所當然，實則非常可疑。歷史上，經濟繁榮並不能保證軍事優勢和國家安全，繁榮的定居文明被蠻族征服或摧毀的事情屢屢發生。
長期和平會削弱國民的戰鬥力，為便於統治，國家會刻意壓制民間的武力和尚武傳統，統治者在想出辦法牢牢控制軍隊之前，也不希望軍隊變得過於強大，定居國家實施全面防禦的難度和開銷，都遠遠超出擇機而動的劫掠和突襲；而且經濟繁榮不一定能為國家安全提供穩固的財政基礎，稅源可能被人口壓力擠幹，也可能被官僚系統消耗，或用於滿足個人野心，或耗費在各種鋪張工程上。
這種種原因，使得市場制度總是起伏跌宕、時好時壞，直到憲政法治在一些國家得到穩固，代議制和國債市場健全了財政體系，職業軍人的榮譽感和國家忠誠變得可靠（因為憲政程式清除了私人效忠和軍人干政的土壤），快捷通訊強化了政府對軍隊的控制，重型武器裝備提升了財力對軍事優勢的重要性……直到此時，企業和工商業活動才對制度構成持續的選擇壓力，令其不斷改進並創造出支援市場的新元素。
最初在西歐各國之間展開的制度競爭，隨西方勢力的擴張而蔓延至全球，所到之處群起效仿，到19世紀，終於在大英帝國的主導下建立了全球市場。全球市場所創造的繁榮已有目共睹，但遠非安然無恙，維持它的制度結構和全球秩序並沒有自動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