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兩點，又順理成章地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全體人類，無論源自哪個種族或民族，有著何種文化背景，身處何種社會，都擁有同樣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樣的天賦權利，認可並樂意遵守同樣的基本規則，讚賞同樣的普世價值；所以，只要給他們機會（這通常意味著只需解除殖民者或專制暴君的壓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來維護這些權利與規則。
這進而意味著，保護自然權利與普世規則的憲政與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們在一些國家首先建立，並不是因為那裡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處，只不過各民族在走向人類終極命運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後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國家大可聽任其人口之種族與文化構成被任意替換，而不必擔心現有制度會因此而被侵蝕垮塌。
這一切聽上去很美好，卻是完全錯誤的；孤立地看，人人都愛權利與自由，列出一份權利清單去問他們喜不喜歡，或許會聽到異口同聲一片亞克西，但一個人熱愛自己的權利，並不等於他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在人類相互殺戮了幾十萬年之後，說他們突然變得如此善良，以至出於本性（而非制度約束）就願意尊重他人權利了，這斷難讓人相信。
權利並非由天而降，而是從人類個體與群體之間競爭與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現，並由一整套制度確立和保障（這一過程並未完結，新型權利仍在不斷創生），其中由國家權力所支援的司法系統起了關鍵作用，但國家同時也是侵犯個人權利的最危險組織；如何建立一個足夠強大，有能力抵禦外敵，維持和平，執行法律，同時又將其隨時可能伸進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並確保其巨大權力不落入獨夫或幫派之手？
國家起源之後的數千年中，這問題始終未被解決，直到憲政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蘭得以建立；近代以來，欽羨或震驚於英美的成就，各國群起效仿，但在英語國家之外，複製成功者只是少數，有些仿製品在現實中達到了近似的效果，但並未證明能夠自我維持，因為它們始終寄生於先由英國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中，一旦這一秩序瓦解，其憲政能否延續，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維持憲政之所以困難，一是因為達成權力制衡結構本身就是小機率事件，二是因為制衡結構必須長期存在才能成為各方的可靠預期，才能制度化為憲政，才能培養出溫和保守、善於妥協的政治傳統，以及珍視並積極捍衛這些傳統的輿論氛圍和公民美德——特別是在社會精英中間。
重要的是，這些作為憲政與法治之土壤的美德，與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覺上相互衝突；劫富濟貧的佐羅，支援窮人賴賬的法官，繞過司法程式懲治貪官的明君，在幾乎所有文明中都廣受讚譽，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務破壞其自治權，動用強權廢除鄙俗陋習，不顧議事程式雷厲風行地推進受民眾歡迎的改革，也同樣備受稱頌。
同情弱者、溫和謙讓、誠實守信、友愛互助、痛恨貪腐，這些能直接帶來可欲結果的一階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讚賞的，因而不難成為普世價值；然而推動和維護憲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階美德。它們首先為良好的制度創造條件，然後由這些制度產生可欲結果，這一間接迂迴的關係不容易憑常識得到理解或為直覺所接受，只有長期沉浸於孕育它們的特定文化傳統之中，才能加以讚賞和珍視，並內化為信仰和價值觀。
就算能幫窮人擺脫困苦，也不能支援他賴賬；就演算法官做出了被眾人視為不公的裁決，也要支援司法獨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無能，也要支援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著錯誤荒唐庸俗乏味的無稽之談，也要支援言論與出版自由；就算災民身處水深火熱之中，未經州長請求也不能把軍隊開進災區；就算你相信強迫製藥廠低價賣藥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對政府剝奪私人財產權；就算你認為阿米緒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援宗教自由，也要反對政府將監護權從父母手中奪走……
正因為需要這些遠非普世的特殊美德，憲政體制並不是文化中性的，世人對憲政這棵果樹結出的果實大流口水，卻常常對果樹之根和它深植於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無知甚或嗤之以鼻，這樣你就很難相信，他們僅僅依靠自己也同樣能把果樹種活養好。
過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讓許多人產生了世界大同即將到來的感覺。可不是嘛，跨越數萬公里的遠洋運輸成本甚至已低於數十公里的陸地運送，高速網際網路完全消除了通訊的距離差異，來自千百個民族的數十億人，有史以來首次真切體會到共同生活在一個高度流動性的全球社會中的感覺，呼吸著同一片自由空氣，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繁榮，誰會不喜歡？誰又肯放棄這樣的美好？
也許不會放棄，但可能會丟失，與澳洲大陸隔絕之後的塔斯馬尼亞人，逐漸丟失了幾乎所有工具製作技能，那顯然不是他們想要放棄的，他們只是不具備保有這些文化元素的條件，甚至有意識、有組織、真心誠意地努力維護也未必成功；高舉《人權宣言》的法國革命政府很快變成了一部恐怖專政機器，雅各賓黨人對自由與權利的熱情、真誠，其個人品格的廉正無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羅伯斯庇爾在年輕時還為堅守反對死刑原則而辭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職務，可是在掌握權力之後，實現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發展成對反對者的血腥屠殺，短短一年內將四萬多人送上了斷頭臺。
只有憲政國家才會將力量用於支援市場秩序，而非僅用於掠奪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無視或遺忘這一基礎的存在，因為掠奪征服是看得見的，對市場秩序的基礎性支援則不容易看見，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見，或許只有當這一支援被撤回時，人們才會在一片驚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靜靜躺在大洋深處的海底光纜，只有當它斷掉時才會引起世人注意。
註解：
除非特別說明，本書的「流動性」一詞皆指人口在地理空間上的流動性，即人口流動性，而不是指社會流動性，即個人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在個體生命週期內的變動可能性，或社會地位的代際非相關性。
準確地說，是描繪了若干等優曲線組成的等優地圖在當前邊際上的剖切線。
鮑德溫效應（baldwineffect）是指，生物為適應所在環境而後天習得的一種特性，若其所適應的環境條件足夠穩定，因而該特性的優勢足夠持久，那麼自然選擇便傾向於使得該物種先天的（完全或部分）擁有該特性；不過，我在本書中以稍稍寬泛的方式使用這個概念，把「先天的」擴充套件為「先天的或個體發育成長早期便習得的」。
更準確地說，是將這一規則掛接在既已發育的一般道德感上。
也可以說，此時他們已為遵循規範本身賦予了價值，因而改變了成本收益公式。
和所有文化進化一樣，設計者和實踐者不必意識到這些原理。
城堡原則（castledoctrine）是適用於家宅的無須退讓原則，後來也延伸適用於車輛，而最充分的無須退讓原則適用於任何自衛者合法身處的地方，包括公共場所。
馬丁·瓊斯在《宴饗的故事》第二章裡詳細介紹了這次肉食分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