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生死，你會覺得名利權情都很虛無，尤其是排列第一位的名，
說穿了，無非是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
無論你名聲四海皆知響徹雲天，也無非是一時獵奇，
各種各樣的人揣著各種各樣的心態唾沫四濺過後，你仍然是你。
其實，你一直是你，只是別人在談論你的時候，你忘記了你自己是誰而已。
從2009年10月的一個晚上說起
每逢歲末年初，我總會給自己半天時間，沉浸在書房裡，點燈如豆，任思潮如水，翻卷迴盪。一年總是需要一次面對自我的反省，想想得失。
2010年是我一事無成的一年，卻是最有成就的一年。我打算不像前些年去寫什麼回憶過去展望未來的年度總結，而是把這特別有意義的一年完完整整寫出來。雖然回憶這一年會讓我很痛苦，但我還是決意去做這件有意義的事情。絕少人會在風華正茂的時候得了癌症，更少人會在查出癌症時癌細胞已然轉移到全身軀幹骨，剩下沒有幾個可以在這危重絕症下苟延殘喘，而能苟延殘喘的為數不多的人中難能有這個情致來「我手寫我心」。
所以我自認為我寫的這些文字可能是孤本。
我不知道以哪條主線去敘事，所以可能看起來讓大家感覺文字凌亂、思路迷繞，那麼就原諒我這個讓化療十四次打傻了的腦袋吧。可能我寫出來的東西讓大家看起來不舒服，因為畢竟我不是在描述香花環繞的美好。
我儘量不去寫苦難，因為現在的我，內心深處依然有那麼一點試圖迴避回憶苦痛的懦弱，雖然我可以大聲說我已足夠堅強，但是，那種黑暗的疼痛實在太可怕了，我不敢不能也不想去把它化為文字。
其實我寫這些，只想告訴所有人：再大的苦痛，都會過去。失戀也好，事業失敗也好，婚姻破裂也好，哪怕得絕症也好，神馬（什麼）都是浮雲。我不太喜歡尼采，但是我喜歡他那句——
凡是不能殺死你的，最終都會讓你更強。
事情從2009年10月的一個晚上說起。
那個學期我帶了門二專，晚上課程結束，想起鮮牛奶沒了，就騎腳踏車去大潤發買點東西，順便帶一個忘記叫作鄧斐還是鄧雯的學生回家，她住在大潤發附近。行至一半，從旁邊黑乎乎的小巷子躥出個人，車把一閃我便躲了過去，一瞬間一股突如其來的挫骨傷筋的痛從腰間傳來，我心裡咯噔一下：扭了腰？說實話我是不太相信騎個腳踏車就能輕易扭到腰的，我十二歲就能雙手脫把穿行鬧市，不要說腳踏車，再兇險崎嶇的路騎獨輪車我都扭不了腰，怎麼可能在陰溝裡翻船？
雖說感覺扭了腰，我還是硬撐著去了大潤發，買了牛奶回了家。第二天悲劇來了，我基本上不能起床，腰如同斷了一樣，動一動就是豆大的汗珠往下掉。
那陣兒我正忙得四蹄撒歡兒，寫書稿，寫文章，申請課題，每天都在辦公室泡到晚上十點以後。突然一下子腰痛得不能起床，著實非常耽誤事。於是絲毫不敢倦怠，接二連三跑醫院，接二連三被誤診，接二連三被醫生判成腰肌勞損，接二連三吊鹽水、推拿、針灸、膏藥輪番上陣。誰也不承想，我這種十四年病歷卡寫不了兩行字、風華正茂的人得的是癌症骨轉移。醫生們不去治還好，腰肌勞損對症下的藥，活血通筋，道道都是催命符，兩個星期治下來，癌細胞全身骨轉移，ct裡，烏骨雞啥樣我就啥樣，我成了烏骨人。
沒人知道烏骨人是什麼滋味，稍微動一動，感覺就像鏽錐鈍刀在磨筋銼骨頭一樣地往死裡痛；也沒有人知道，兩個星期內突然從活蹦亂跳抱著孩子跳皮筋，變成了不能起床、不能翻身、不能吃飯、不能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是什麼滋味，那感覺可能叫作絕望。
去做理療，誰想到醫生一時技癢，非說我脊椎有節骨頭脫臼，給我痛壓了一下。我一時間覺得脊椎斷了一樣地痛，冒雨趕到六院，結果被兩個科室的醫生踢皮球，坐在輪椅上跟走路蹣跚踉蹌的老爸來來回回折騰了整整一下午，都說回家貼點萬通筋骨貼就好了。我給醫生拍了桌子，逼他給我開核磁共振檢查單。檢查單開出來，竟然要排隊排到三個星期以後。
倘若我真的排隊等三個星期，那麼現在我的新墳已生綠草了。
我有個留學時結下的死黨喬喬在挪威使館上班，按照我廚子老爹的廚房術語形容，我倆關係好得像掰不開的爛姜。（廚子最討厭爛姜，因為姜塊爛了就死活黏在一起，很難分開。）那日我非常鬱悶地被抬回家，剛好我的爛姜給我打電話，我自然一番激動。聽完我的滿腔憤怒後，喬喬不動聲色掛了電話，五分鐘後回電告訴我，後天去做檢查，到了找肖醫生！
我的核磁共振花了前一位病人三倍的時間。光頭被叫到醫生操作室，可能因為朋友關照，那位醫生非常負責地把我們留下，特意請相關值班醫生下來看影像，一陣竊竊私語後，兩位醫生非常嚴肅地告訴光頭：她整個脊椎骨呈現瀰漫性訊號，考慮血液病，或者實體瘤轉移，請進一步隨訪查實。
當日時間太晚，沒來得及在六院血檢。第二天，因為當時我已經不能隨意移動，考慮到路程問題，光頭帶我去了長海醫院血檢。門診血檢要兩個星期以後才能有結果，而我後來才知道，實際上只需十六個小時，我就可以知道能夠確診的指標。
我們疏忽大意了，因為我們家都覺得這無非是個腰肌勞損，大不了扭了骨頭什麼的，誰都不認為我會有什麼血液病或者什麼實體瘤轉移。而且其間去過兩次醫院，醫生居然說，脊椎瀰漫性訊號有時候是機器問題，不要太緊張之類。所以，血檢隨便它去了，誰也沒有想到要找人將血檢結果快點拿到手。
我等了兩個星期，差點把命耗進去，等到光頭拿了結果、打算帶我去醫院的時候，救護車到來，他都已經不知道怎麼下手把我弄到擔架上去，因為我已經不能動也不能碰，動一動，就能疼得人事不省。
最後，四個男人扯住床單，繃得像一張紙，把我平移到擔架上，周身裹滿防震充氣墊抬上了救護車。
「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我這裡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樣，動不動就要在關鍵處略去幾百個字，因為被抬出國泰路宿舍後的三天是我不能回憶、不敢回憶的慘痛地獄體驗，用「生不如死」形容絕不過分。
我先是被抬到六院。因為我家人依然賊心不死地以為我是骨傷。光頭的一個朋友，我從未見過面的叫作小宋的兄弟，鼎力相助，幫我們通關係找醫生，他的丈母孃和老婆陪同推著急救床的我們跑了整整一天。然而，我們能找到的醫生看了我的血檢報告都非常為難，因為單單從血檢報告上看，我不是他們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經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動，更不消說去做鉬靶、ct、x光等一系列專案，所以不能盲目地不計科室收進去住院。
然而不住院，看趨勢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楊阿姨皺著眉頭，看著已經痛得人事不省的我，想來想去說，要不就去約個pet-ct吧。雖然要折騰那麼一下，但不管什麼問題都能一竿子捅出來了，不必一個接一個地檢查折騰。
眼見天黑了，因為我當時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緩行不能疾走，稍有個顛簸就痛暈，經不起救護車上下的折騰，我只好打電話給梁老師，請他幫忙打通關節，讓我隨便去哪裡，能在醫院住一夜就行。梁老師是研究社會保障的政要紅人，和醫院應該比較相熟，儘管六院屬於交大附屬系統，梁老師依然不負眾望，把我塞進一間重症病房。在那裡，我度過了今生最為痛苦的一夜。後來我才知道，以我那時的情況，不用任何止痛藥，沒有幾個人能撐得下來。
pet-ct要提前很久預約，據說沒個幾星期是排不到隊的。同事小蘇開始出手相救，電話打給他，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乾脆的：「行！我想辦法！」第二天早上，像運送木乃伊一樣，我被運到了華山醫院，做了貴族體檢pet-ct。光頭在窗子裡看到看片醫生開始一邊銜著盒飯一邊幫我看片寫報告，後來可能我的病情太過危重，他銜在嘴裡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後索性放棄吃飯趕寫報告，嘴上的油都沒有來得及擦就奔出辦公室，面色凝重地把報告塞到光頭手裡，很鄭重地說：「趕緊搶時間找醫生！」
光頭看完那個厚得像一本書一樣的報告，臉色有點發青。我用僅能活動的右臂接過來看，那個眼暈，我的一副骷髏骨架圖都是黑的，旁邊亂七八糟的各類骨頭名稱肩胛骨、脊椎、肋骨、恥骨都標明高發病灶，看了半天才看懂最後一行結論：懷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實體瘤轉移。
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當時怎麼就不像電視劇電影裡演的那樣，知道自己得了絕症後天旋地轉兩眼發黑。
搞笑的是，這時，手裡的電話響了。我最好的死黨之一俞靖從挪威回國途經香港，問我需要不需要買東西給我。我暗自苦笑卻也口氣輕鬆地告訴她，我可能得了骨髓瘤。電話那邊不明就裡的傻孩子嘻嘻哈哈說：「啊，那我應該是第一個知道你得病慰問的人啦！」
她不知道我掛掉電話後，痛得暈死過去。這句話不是形容詞，是真實狀態，是拍著臉頰叫不醒的那種。
光頭的手機聯絡人中無甚電話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際範圍，就是雷打不變那麼幾號做一樣實驗的人。我的手機聯絡人裡，學醫的竟然除了在英國進修讀博士的海東，就是一個懷孕待產還沒有博士畢業的亞雲。「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句話我從來不當回事，有google（谷歌）呢。但如果遇到我這樣的情況，人到用時找不到，那真是磕頭都沒有地方拜神，才真應了下半句「事非經過不知難」。
光頭一言不發，我沒有力氣講話，我可憐的爹媽不知這pet-ct的結果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們搞不懂為啥看不到哪裡生了腫瘤，怎麼瘤看不到在哪裡還會那麼痛。光頭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應該選什麼醫院就診，他認為應該去瑞金醫院，因為骨髓瘤應該屬於血液科，而瑞金在這方面挺有名。
想無可想，沒熟人在醫院裡，光頭開始打電話給彭老師。
如果說應對我得病的過程中我們有所失誤，那麼最早的失誤之一就是光頭給彭老師的這通電話，光頭說：「彭老師，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們決定去瑞金醫院，您有沒有認識的醫生啊？」
瑞金醫院是交大附屬醫院，打電話給一個復旦搞人文的院長，現在想來，好比個窮小子給歐巴馬打電話：「我想去俄羅斯發財，您有沒有可用的資源？」
事不宜遲，無論能不能聯絡到醫生，我們都要搶時間衝過去救命了。光頭叫救護車抬著我去瑞金醫院。我抱著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給老邱打了個電話。
老邱是挪威留學時高我兩屆的師兄，我們在奧斯陸並無時間交集，但因著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國後在一起吃過幾次飯，我隱約記得他是做醫藥行業的。我記得在電話那邊的老邱聽到我得病的訊息後，表示了莫大的驚訝，同時很謹慎地說他不認識直接的關係，試一試想想辦法。
就是這個「想想辦法」，救了我一條人命。
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診。那時我已經出現因周身神經被癌細胞侵蝕痛無可忍而產生的週期性痙攣，任何外界刺激，比如急救車的震動、抽血的針尖碰到皮膚都會產生強而有力的抽搐，沒有外界刺激也會不明就裡地抽搐。這反應不受主觀控制，以至於護士沒有辦法幫我抽血，也不知道應怎麼對症處理，只給我在雜亂擁擠的廳堂裡騰挪了一個逼仄的位置，任我自生自滅。
記得社會學有個「六度分離理論」，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斯坦利·米爾格倫提出來的。他認為世界上任何兩個陌生人所間隔的人都不會超過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六個人我就能認識世界上我想認識的任何人。我開始用這個理論講課一樣安慰皺眉沉默的父母。
就在爸媽還沒聽懂的時候，光頭和我打出去的電話開始陸續有了回應。瑞金血液科第一把交椅是一個姓沈的教授，我在急診室講「六度分離理論」安慰父母的時候，他在乘飛機。據他說一下飛機他的手機差點被打爆，然而沈教授大汗淋漓直接從機場趕回醫院，看完我的病歷後長嘆一聲：「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那個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我留在急診室過夜。
「如果不疼，這小日子過得還是很爽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瑞金醫院的急診住院部待過。我雖然在那個地方躺了三天，但是從來沒有站起來觀其全貌。躺著看，那是一個廳，估計三十平方米的樣子，一面牆是自動玻璃移門，最大限度地塞滿了急救床、氧氣瓶、滴液架。床與床之間間隔很小，偶有家屬走動，冬衣衣角就會連帶掀翻沒有來得及倒掉的泡麵碗、便盆什麼的。一旦有人進出，自動門會開得很大，冬天特有的陰霾與潮溼之風就會撲面而來，身上蓋著老爸特意趕回去取的羽絨被，身下因為當時方便移動，墊鋪了毛毯，仍然感覺特別冷特別冷，尤其在凌晨兩三點有急救病人進來的時候。
救護人員從救護車擔架往急救床上搬我時，放的位置可能有點偏差，我的腳後跟剛好架在急救床床腳的鋼邊上。沒有人想過我不能動的概念是一動不能動，也就是說，我壓根兒沒有能力把腳跟從那個冰涼的鋼邊上移開。我告訴我媽我的腳跟很硌很冷，但是她乾著急不敢下手抬我，急得左右轉悠，實在沒有辦法，把羽絨衣脫下來，抱著墊著我的腳，直到老爸幫我買了一雙巨大的棉拖鞋。很久之後，當我能站立了，我才看清了那雙鞋子的左右腳分別繡著「不離不棄」的字樣。
置身於一堆生命體徵衰弱的病殘人群裡，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病苦纏身已然是事實，也就認了，劇痛難耐，不能耐也得耐也就罷了，偶有寒風刺骨也就忍了，但怕就怕在整個空間有種莫名的氣場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低沉陰暗，加之身邊病友的哀呼慘叫不絕於耳，似乎亦加重了原有的病情苦痛。
夜裡三四點的時候，身邊新進來一個病友，躺著被抬進來，但是精氣神很好，嘟嘟囔囔嗔怪朋友們太小題大做。這個三四十歲在早點鋪打工的河南漢子，起來開工莫名其妙尿了點血，洗手開工和麵不知怎的暈倒了，工友就七手八腳把他綁到了救護車上。他醒來怕花錢，試圖出院，開始和護士討價還價。我和媽疲憊不堪被吵醒。哪知道不到六點，他那在浦東做工的老婆趕到床邊，人已經叫不應了，不是睡著，是再也醒不來了。
說實話，當初的我在心理承受力方面還是個嫩娃子。夜裡，身邊的病人接二連三死去，加上突然響起來的慟哭讓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的病比他們重，還是比他們輕，或者說，我不知道我距離死亡有多遠。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知道該怎麼辦。雖然我可以明顯感覺到老師朋友都開始從四面八方聚攏來，形成一張以光頭馬首是瞻的無形的網，試圖盡全力救助正從懸崖往死亡谷底墜落的我。有時候，電話那邊只有一句擲地有聲的「你說！你要找誰？我幫你聯絡」，可是，光頭和我卻全無方向。我們，不知道找誰才能救命。
躺在那樣的病床上，等著，乾等著病痛蠶食肉體與意志，是非常可怕的。走投無路也許就是這個意思。
老邱的出現，在光頭看來，簡直是萬眾矚目之中，身披金甲聖衣、腳踏七彩雲而來的。老邱是我住進急診室的第一個晚上到的，問了問情況，約好第二天清早陪光頭找他的醫生朋友。
此後的事情我不得而知。很多當年對我有救命之恩的醫生，我至今都沒有見過。我只是知道有個叫作糜建芳的醫生，看到我的病歷，沉思片刻，開始幫腦子已經混沌得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光頭梳理頭緒，應該如何一步步確定我的病症，應該去找什麼醫生做什麼事情：猶如《西遊記》裡唐僧師徒過通天河，有神仙那麼一指，無盡的滔天汪洋自左右分開，現出一條光明大道。雖說，這條道依然需要我們一步步自己走，但是好歹是有路了。
我更知道有個叫作金曉龍的病理科主任。光頭幾乎是貿然拜訪，踢了人家的辦公室門，火燒屁股般地闖進去問哪個是金曉龍醫生。金醫生一頭霧水地被按著頭看了病歷後，沉吟片刻問：「病人現在用什麼止痛？」
光頭說：「沒有止痛。」
金醫生倒吸一口涼氣，定定看著光頭慢慢地說出一句話：「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到她這個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光頭對我的崇拜之情剎那間猶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因為，我基本上，除了移動震動的外界因素，從來不叫痛。
金醫生可能悲憫我這個年輕媽媽，幾句話講解了他的想法，基於我非常特殊的病情，救火一樣摸了電話，開始聯絡他認識的最好的醫生給我做骨髓穿刺、ct引導病灶穿刺。
骨髓穿刺需要病人至少有五分鐘不能亂動，而我會時不時抽搐。這點很致命，也因為這個，我在六院付費交錢後被推進手術室又被推了出來，醫生不敢做，醫生怕操作期間我的無名抽搐會導致取骨髓的時候出醫療事故，一旦如此就意味著我要癱瘓一生。
是否要骨髓穿刺，對我來說這個決定非常艱難。我用了很漫長的一分鐘的時間，最終選擇了骨髓穿刺。不知道為什麼，冥冥中，我相信我肯定可以控制自己，哪怕這些反應就像膝跳反射一樣不會被人主觀控制。
因為不能移動，我只是被從那個簡易病房的病床堆裡推出來，推進咫尺之遙的icu，靠著那個磨砂玻璃門開始骨髓穿刺。除了醫生的手術包和一次性手套之外，四下環境沒有什麼滅菌消毒之類的說法，到處奔走的家屬和病人可能撞到醫生。我當時最擔心的，不是衛生情況，而是在醫生的道具斧錘進入我骨髓深處的時候，那個磨砂門突然被開啟。
一個非常可靠且溫柔的男醫生耐心等了我四十分鐘。這四十分鐘裡，我只是做了一個正常人不消一秒鐘就能做到的動作：側身，調整體位，找一個我能做到的姿勢，方便醫生做手術。我能做到的體位可能距離醫生的希望很遠，那位醫生是跪在地上幫我取骨髓的。
具體如何操作，我雖經歷了但依然不明就裡，我只記得抱著救護床欄杆保持側身，然後聽醫生「嘣嘣嘣」，似乎在拿一把錘子把錐子一樣的東西敲進我的骨頭，其間開玩笑說：「你的骨頭好硬啊。」
光頭扶著我的腿防止我抽搐，所以目睹全過程。我自始至終沒任何動作、聲響、表情，甚至手術完成後還開玩笑地謝謝那位下跪的醫生，因而獲得了光頭由衷的佩服和崇拜。
骨髓穿刺，不如我此前想象的可怕。可怕的是ct引導病灶穿刺。依然是骨穿，但是因為上了ct，我痛入生命的深邃，幾近喪命。原諒我，我至今不能面對這段回憶。
似乎是做好ct下引導穿刺的那個夜裡，我有些撐不起了，無助而無邊的疼痛裡，我似乎看到屬於我的那盞生命的油燈，一點點暗淡，一點點泯滅。凌晨兩三點的樣子，身邊有個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他的生命。驚天動地的家屬悲慟聲中，我叫來閉目養神但一直睡不著的媽媽。我說，如果我去了，在上海火化，然後把我的骨灰帶回山東，在那片我曾經試圖搞能源林的曲阜山坡地裡隨便找個地方埋了，至少那裡有蟲鳴鳥叫、清溪綠樹，不要讓我留在上海這種水泥森林裡做孤魂野鬼。
媽媽無言點頭。我囑咐她，土豆每年生日的時候，帶他去看看我，順便也去過過村野田園的生活。我讓他們一定照顧好自己，只有照顧好自己，才能在關鍵時刻替我照顧土豆。說這個的時候我有些控制不住，我在拷問自己，究竟放不下的是土豆還是自己的父母。我知道土豆會有很多人愛，光頭會照顧好他，而媽媽和爸爸是我最不放心的，但是不懂為什麼，我卻最不捨得那個剛剛學會叫媽媽的胖滾滾的娃娃。那一刻突然想到了《紅樓夢》裡的《好了歌》，想到那兩句「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我甚至想，哪怕就讓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動，每日像個癱瘓病人，汙衣垢面趴在國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罵萬人踐踏，只要能看著我爸媽牽著土豆的手蹦蹦跳跳去幼兒園上學，我也是願意的。
光頭頂著明晃晃的腦袋在天亮的時候帶來一個好訊息，他七彎八拐終於找到了j醫生，不等我的檢查結果出來，當機立斷直接搶在元旦休息前把我推去了二十樓。因為那天是12月31日。沒有人知道，如果我在急診室不用任何藥物，等到元旦假期結束會是什麼結果。
二十樓是院中院，名叫瑞安，是瑞金和香港的合資醫院，醫療環境與急診室天壤之別。在我病情如此危重而且沒有任何檢查結果的時候，任何一個科室的醫生縱然再可憐我，也是不敢貿然收我入院，剛愎下藥。瑞安是最好的過渡選擇。去瑞安似乎不需要特殊關係。只是，我們從來都不關心這種資訊。
有時候，一句話就是一條命。
進了瑞安的第一件事是猛嗑止痛藥，先幾粒，掐著表觀察反應，不管用，然後一把把地吃，效果也不是特別明顯。後來決定用強痛定止痛針，結果悲劇的是，我當時太痛了，以至於神經性抽搐，打針會有自我保護一樣的反應，臀部肌肉太過勁猛，針很難扎進去。好不容易扎進去了，護士吃奶的力氣都用光了，就是推不動針管。再後來，用了止痛貼，四張。我瞟見護士手裡那個包裝上寫著：四十歲以上非癌症患者停用。後來，等我可以下地活動，可以整理東西，有機會能讀說明書了，才知道這個東西貼多了或者貼的位置不對，會影響心肺功能，有生命危險。
無論怎麼說，我可以止痛了。我躺在那張美國進口的電腦升降病床上，聽著電腦裡的《春江花月夜》，那是光頭找來的抗癌音樂。父母側立在左右，我閉著眼睛非常享受沒有疼痛的時光，信口說：「如果不疼，這小日子過得還是很爽的。」
沒想到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老媽先是撲哧一笑，然後流淚了。後來，這句話成了我生病期間的著名語錄。
做個有膽氣、讓醫生佩服的病人
j主任是我的主治醫生，我非常想用戴著金絲眼鏡的幹棗來形容他那慈祥而多皺的面龐。他具有癌症科室醫生所必需的耐心、樂觀和慈愛，藝高膽大，該出手時絕對出狠手下猛藥，病情一旦控制住卻又非常謹慎，能不用放化療就不用，畢竟，放化療沒有一樣不是劇毒，沒有一樣是傷你有商量的。
話說抬我入了二十樓，j主任神情嚴肅地把光頭揪出去，門是虛掩的，我依稀可以聽到j主任狠狠剋起驚魂未定的光頭：「你是她愛人？」「你是做什麼的？」「你還是個老師？應該有文化的吧？」「病人病成這個樣子，你才送進來，你之前幹什麼去了？」「我接了好多電話，都是你的朋友讓我照顧你們。可我看，你早幹什麼去了？再晚兩天，你直接送太平間吧！」
我聽到那番話，好一個幸災樂禍啊……雖然，禍在我身上。但是有人站在我這邊訓我老公，指責他關心我不夠，莫不暢快。
不過，過了幾日，我就暢快不起來了，我發現j主任和光頭兩人語言對接有問題。j主任作為醫生，用的是大眾交流語，癌症這種病和其他病症不同，多的是人財兩空的事情發生，很多用藥是要同家屬商量討論定方案的。而光頭，第一次和醫生打交道，當頭來就是性命攸關的探討，很容易出偏差。加之j主任可能對這個「置老婆重病於不顧」的麻木書呆子心裡很有看法，因此交流障礙罄竹難書。
比方j主任問他：「你們經濟實力怎麼樣？」
光頭就會直愣愣地說：「您只管治病，別管經濟能力！」
j主任習慣性地託託金絲鏡，看著這個窮得連頭髮都長不出來、只能用家樂福特價九塊九的帽子遮住頭皮的人，說：「如果我們用赫賽汀的話，一支兩萬五，每二十一天用一次，常規是動過手術的人用一年，像你愛人這樣可能一直要用下去，不能不考慮現實。」
「大不了我一輩子不買房子了，她的命好歹比一套房子值錢吧，我總要給我兒子一個交代。」光頭眨眨小眼睛。
我雖然對為救我命窮其所有的光頭深表敬意，但是這種說話方式明顯過於衝動硬氣，缺乏必要的溝通技巧。哪怕你想表達的是這個意思，但是對白口氣也要柔軟理性，否則醫生只能感覺你勇氣可嘉，或者覺得你不但沒有頭髮，還沒有腦子。
果不其然，光頭在醫生那裡沒有博得好感，光頭和j主任談過兩三次就自甘敗陣：「怎麼辦啊？他不喜歡我……」
光頭第一次開始因為不能討好別人而感覺沮喪：讓醫生喜歡自己，注重點自己，多花點心思，哪怕是多看一眼，是每個病人和家屬多麼灼熱的奢望。
學會和醫生交流，是病人和家屬的第一課，也是第一關。更多時候，這種交流技巧對病人很重要很重要，塞紅包簡單粗暴，需要彪悍的為人性情，於病人家屬、於醫生都有著莫大的風險。塞紅包，病人家屬的經濟壓力大，然而不塞紅包，病人家屬的心理壓力大，若是被拒了紅包，那個不安難受忐忑難以言表。相比較而言，言語交流就輕鬆很多。雖然這點是我弱項，更不懂如何讓別人在短時間內喜歡不卑不亢的自己。但是，我是病人，病人直接交流遠比家屬來得坦蕩柔弱。大凡醫道中人，多有慈悲心，看到垂死弱病之人難免心生悲憫，即便被病人磕碰冒犯也不太在意。所以我的經驗是，如果可以做到讓病人直接和醫生交流，那麼最好直接對話。
不過，據我瞭解，很多癌症病人自己並不知情，像我這種厚臉皮可以直面生死、和醫生討論自己活兩年還是活一年半的病人很少。
真誠鼓勵和我一樣身有疾痛的同志們，既然我們已經被迫在人生鋼絲上懸走，那麼不如自己睜大眼睛自己攥緊那根平衡杆，做個有膽氣、讓醫生佩服的病人，讓他對你另眼相看。
j主任醫術高明，為人和善，唯一的缺點就是太著名。著名的醫生有不計其數的病人，不計其數的病人會讓醫生分外繁忙，分外繁忙會讓醫生忘了你是誰。在頭兩個月的治療裡，我一直被j主任叫作孫娟李娟王娟劉娟林娟，叫我于娟的機率比百家姓任意組合的機率高不到哪裡去。起初我還試圖去糾正他，後來想通了，無論他叫我什麼，我都微笑。我不怕他把我的病情病症搞錯，因為我學會了每次見面都能以最短最精確的語言，描述一遍我得了什麼病，用了什麼藥，現在什麼反應。
在我抽完血的數個小時後，j主任彷彿踩著風火輪，行走如風地來了：「王娟啊，你的情況不是很好，我們決定給你用藥了，先把高鈣血癥對付過去，我們懷疑你至少得了骨溶解症。」丟了這句話，j主任就不見了，我知道他要搶時間去拯救其他病人。我一頭霧水，光頭把臉貼到電腦上，一手拿滑鼠，一手拿檢驗單，查什麼是高鈣血癥，什麼是骨溶解症。
他查到了結果，但是當時沒有告訴我，之後我才知道，高鈣血癥是指血清離子鈣濃度的異常升高，可發生高鈣血癥危象，如嚴重脫水、高熱、心律紊亂、意識不清等，患者會死於心搏驟停、壞死性胰臟炎和腎衰竭等。我當時已經接近高位指標了，所以有無力、頭痛、失眠、食慾減退、噁心、煩渴等症狀。
骨溶解症則更為可怕，骨溶解症又稱為戈勒姆綜合徵、大塊骨質溶解症，是一種罕見的綜合徵，迄今文獻報道病例也就近200例。因為j主任發現我整個軀幹骨發生了多發性骨溶解，尤其是在鎖骨、肩胛骨、肱骨、脊椎骨等地方。骨溶解症嚴重的病人可能會脊柱橫斷導致截癱，累及大血管引起大出血。
光頭沒有瞞住我，因為這一天一撥撥的大中小醫生都小步跑來告訴我，不能亂動，一點也不能動，和藹的女醫生告訴我不要起床，不要猛轉身，不要彎腰。我唯唯諾諾點頭答應，心底暗笑：「我倒是得能起床轉身啊，你知道我多痛嗎？」
奇怪的是，那一支價值三千多塊、豆奶大小的注射液打進我的身體後，我的血鈣居然就正常了。不正常的是，那夜，我發燒打擺子41.4攝氏度。之前換病號衣我不能起身穿衣服伸袖子，衣服是前後反穿，後背敞著沒有係扣子。高燒那夜我腦袋燒糊塗了，不認識光頭了，夜裡三點看到這個鬍子拉碴的猥瑣光頭男，又發現自己衣不蔽體，於是雙手抱胸一陣狂叫：「你是誰？我不認識你！走開！我要叫人啦！信不信你靠近我，我咬死你！」
此事成為我在光頭手裡一輩子的笑柄。
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我曾經以為，我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我的家庭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爸媽沒有多少文化，勤勞質樸做個本分人是他們的終極幸福。老公出身蒲柳，和我一個版本，也是苦學改變命運的教書匠。對於這種近乎平庸的平凡我已習以為常，三餐一宿，衣食無憂，想房想錢想課題，我和光頭一如小說裡所有的夫妻那樣平淡愛世俗，老爸老媽一如電視劇裡所有的老人一樣操心愛嘮叨。如此骨肉血脈貼膚相親的人們，我再熟悉不過的人們，卻讓我大跌了眼鏡：我從來沒有想到，碌碌庸庸的家人們深藏在無盡歲月裡的，居然是如此強大的內心。
我在諸多止痛藥片和止痛貼的幫助下，止住了來自周身時刻骨折般的疼痛，躺在床上望眼欲穿地等著ct引導穿刺的結果。光頭頂著顆明晃晃的光頭在醫院各個樓層上躥下跳。終於，傍晚時分，他拎著個紅色的pet-ct袋子低著頭悶聲不響進了病房門。
我問：「結果出來了？」
光頭悶悶地：「嗯。」
「什麼結果？」
「乳腺癌。」
「啊哈哈哈……」整個病房響起了爸爸、媽媽和我一家三口如釋重負的朗聲大笑。那種久違的如釋重負就像某年某月熟悉的考試發榜，雖然分數很差，但是要慶幸是六十分，不是不及格呀。愚蠢而醫盲的我和爸媽都高興極了。太好了，乳腺癌，不是肺癌，不是骨癌，而是乳腺癌，我不能沒肺，不能沒骨頭，但是我可以沒有乳房。乳腺癌，如果我註定是癌症患者，那麼，讓我勇敢地接受我是乳腺癌患者這一現實吧！
光頭推推眼鏡沒有說話，臉色陰沉得可以滴出水：也許只有他知道，乳腺癌也是可以死人的，而我那時那刻，距離死亡，也許就是那麼一線之隔。
「不要輕敵，乳腺癌也是癌症。」光頭不忍多說，卻不能不說，「情況比我們大家想的要好些，但是乳腺癌轉移了，也不能掉以輕心。不過，肯定沒事，你能扛過去的！」
「哈哈哈哈哈！」反正就是高興啊，我們一家三口仨白痴哪裡管光頭杞人憂天，開始興高采烈去討論骨癌危險啊，肺癌危險啊，好在我結婚生子了，乳房沒用啦。護士進來送體溫計，以為我家中了彩票，怎麼會那麼手舞足蹈、欣喜雀躍。問清原委，原來是剛剛知道我得了乳腺癌。護士沒說話，保持著職業微笑。
現在回想，無知是多麼可怕，無知又是多麼可笑。
不久之後，我發現一張帶有光頭特有的如同女人般秀氣的筆跡的便箋條，非常明顯是光頭一邊打電話一邊無意寫下的，上面散散落落寫著：五年，生存期20%，不容樂觀，最兇險，her-2+的字樣。此外還有一個人的名字，被鉛筆描得很粗：沈坤偉。
我無言地愣了很久，那個時候，我不懂her-2+的意思，不懂所謂兇險的意思，我甚至簡單地認為，100個人裡我只有考top20，才能活過五年。現在想來，能有20%的機率活過五年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啊，而當年，我無比沮喪。
我把那張字條無聲地遞給媽媽，媽媽飛速地看了一眼，微笑著說：「咱不怕，咱都不信邪。你肯定沒事的。」老爹也探過頭來看了一眼，一貫婦唱夫隨的他也提提嗓子自己給自己壯膽說：「對，不信！我也不信！」
我沒有告訴光頭字條的事情，他當時正在廢寢忘食地以準備高考、準備考研的精神投身到一堆有關癌症的書裡。盡信書不如無書，他一腔熱血、一片苦心、一番刻苦的鑽研實踐，差點讓我命喪黃泉，這是後話。
家人的不信邪，大概因為無知。父母認識兩個乳腺癌朋友：一個和我媽媽年紀相仿，存活二十多年，硬朗得打得過我爸爸；另一個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還取了一樣的名字，早我兩年得病，如今已經去上班了。所以，理所當然，在他們眼裡，乳腺癌如同崴了腳脖子，躺幾天就好。他們不知道，乳腺癌也是會死人的。
然而此後一年多，當我的病友一個個轟然倒下，父母、公婆和光頭的種種反應讓我油然生敬：他們真的無所畏懼，從來不擔心我是下一個，從來不擔心我會有一天撒手走掉。他們只是每天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滿心歡喜地憧憬和期待著我重新站起來的情形。老爹每日四點半起床，熬中藥、熬靈芝、熬五紅湯、熬楓鬥水、熬綠豆水，然後瓶瓶罐罐裝好擠第一班公交車、擠第一班地鐵送到醫院或我租的房子。光頭嚴格遵守土豆教給他的《弟子規》，「親有疾，藥先嚐，晝夜侍，不離床」，除非特別脫不開身，一般都是他守著，喝水餵飯端屎端尿，我睡多少夜醫院，他睡多少夜躺椅。病友都笑我高檔，拿個博士副教授當丫鬟使喚，聽他一邊扶著便盆一邊給自己帶的博士碩士佈置實驗，一幫老太太連番感嘆，嘖嘖連聲。我媽不知道算不算最辛苦，卻是最最心苦。她不能守著我，哪怕再擔心再揪心再痛心，依然要在山東，做她那攤事和我在山東未竟的能源林公益。她是我親媽，所以她知道我那一刻最需要的是家庭「生活在繼續」的有條不紊，以及社會心願的未竟之事有人繼承，不是多一個人伺候屎尿。我理解所有的所有，雖然我們母女沒有比心有靈犀更多一點語言去交流。媽媽說：「我明天回山東。」我說：「好，你走吧。」
我知道她在為我做什麼，猶如她知道我懂她為我做的一切。
家人的安之若素、處之泰然其實堪比良藥仙丹，那種難以言表的強大內心也許不是每個家庭都有的：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雖然這個無聲的舞臺上只有我在孤軍奮戰，但是我有無窮的力量和信心。
有關「是否做手術切掉乳房」的討論
確診之後，處處為病人著想的j主任風風火火衝過來，把我從二十樓的瑞安搬到了二十二樓。這不是兩層樓的區別，這是全部按照香港標準自費和納入社保三甲醫院的區別。粗算算，我在二十樓一個星期燒了四萬多不到五萬的樣子，最重要的是，對我的處理只是止痛、打擇泰降低血鈣。說實話，瑞安醫院是我生命的轉折點，我非常感激瑞安溫暖、安靜的病房，溫柔輕語的漂亮護士，哪怕只給我安慰從來沒有太多建議的醫生們。這段等待確診的時間是我生命中最為脆弱和無助的時間，是瑞安給了我足夠適應過渡的空間和時間。國內其實非常缺少有如此理念和硬體的腫瘤中心，哪怕不做別的，只是給腫瘤病人內心的撫慰和單一的止痛。
這家醫院半年後因為販賣藥監局未批准的腫瘤藥物而被迫關閉，捲入無盡的官司糾紛，對此我深感惋惜。
我的病床被推上二十二樓。兩張床興師動眾地並排在走廊，我吃足了止痛藥，貼滿了止痛貼，所有人看著我用了半個小時一點點一點點挪動著換床。想當年年紀之輕、病情之重轟動了整個樓層，也算得一時間的新聞人物。在阿姨們的嘖嘖惋惜聲裡，我微笑著說：「阿姨，你們別看耍猴了。」不知道當年圍觀看猴的病友還有多少活在人間，又有多少已經駕鶴西去。
往事不堪重記省。
二十二樓，是個乳腺診治中心。全部是乳房問題女，一個個年齡各異、被割了乳房的少奶奶拎著引流管散步是二十二樓的一大景觀。媽媽喜滋滋跑進來說：「這裡好多好多乳腺癌啊，都活得好好的，就是割掉二兩肉嘛，咱不怕……」
同病房有個四十七歲的大姐，聽了媽媽的話，又看看病床上的我，連連搖頭：「嘖嘖，那麼年輕，動這種手術，她老公同意嗎？」
「為什麼不同意？」我沒心沒肺地問。
「我老公就不同意我切除，所以我做了保乳。喏，三年半復發了，唉。」阿姨恨恨怨怨。
其實良久之後，我才知道，保乳與不保乳，與復發和不復髮根本沒有相關性。但是那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懂，壓根兒沒有能力去安慰和平復阿姨的心。
ok，我是不是要做所謂的切除手術呢？光頭當時在奔忙我的轉院手術，我的內心開始翻騰，開始思考如何去和他商量這個原本我認為不是問題的問題。
我是一個性別意識特別模糊的人。我的世界裡，只有好人和壞人、好玩的人和不好玩的人、強人和凡人等諸如此類依照人的品質性情的分類方式，男人或者女人的分類法，只有在公共場合去wc才想到。當然也有例外，在歐洲和師妹們旅遊的時候，女用洗手間排起長龍而男用衛生間空無一人的時候，我會理直氣壯一腳踹了門去男衛生間，倒不是特別內急，而是認為自己的時間不該用在等別人撒尿上。
雖然就客體肉身來說，我是個雖不標緻但是非常標準的女子，然而意識形態上我卻一直非常茫然於男人和女人在社會、心理方面的定義。研究生期間選過性別與社會之流的專業課，仍絲毫不能幫到愚鈍且死活開不了竅的我。不諳風韻，不解風情，哪怕偶爾意外成為別人眼裡的風景。
做女人是需要天賦的。我很佩服那些把自己作為女人的資源用到極致，哪怕沒有實體資本卻可以營造女人魅力的女人。我怕是這一生踩了風火輪，也難以望其項背。所以，竊以為，女人沒有乳房沒有什麼大不了，我沒有乳房更沒有什麼大不了。人生的意義如果僅僅停留在胸前四兩肉，那麼豈不是太不好玩了？
但是我不能不問問光頭的想法，因為我曾記得婚後不久他坦言對我的一見鍾情，印象深刻的尤其是他提到，曾透過男式t恤和揹帶褲目測到我至少75b，並且試圖用數學公式去推斷上凸弧形。
事實上他錯了，我穿75b的罩杯有點小。我在選擇罩杯的時候總是要糾結一番，75c有點大，75b有點小，想來不喜歡罩杯有點空，於是會去買b。反正也沒有不舒服，只是會撲出來點而已。也許所有女生下意識裡都喜歡盆滿缽滿，連我這個沒有性別意識的偽女子在內：女人的bra猶如男人的錢包，男人誰也不會嫌錢包厚。但是男人的錢包撲出來頂多丟點鈔票，而女人若是選小點的bra讓乳房撲出來，卻很有可能因為氣血不暢而瘀滯成了乳腺癌、纖維瘤。
我小心翼翼問光頭：「如果我需要動手術，割掉乳房，你同意嗎？」
光頭當時在把便盆放回床架，他抬起明晃晃的光頭，非常驚異地問：「為啥不同意？割掉割掉割掉！！」那口氣，就像發現菜籃子裡有個爛了一半的發黴西紅柿，趕緊扔，唯恐扔得不快。
「嘿！嘿！嘿！你能不能裝出一點丈夫對妻子身體的留戀？畢竟我還是個75b+好不好？弧線你算過啊，難得的。」
「有啥用？兒子都喂好了呀。」
光頭有時候經常會讓我陷入無語狀態。他和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腦裡除了化學方程式就是化學方程式，有時候我很難找到自己的試劑去和他發生反應。但他和我在現實裡卻是一對和諧夫妻，這點讓我至今都覺得不可思議。
一旦我陷入無語狀態，光頭就會格外重視，以他的化學頭腦，很難猜想沉默的我的想法。於是我的沉默經常會引發一場長談，或經典精彩，或陳庸無趣。不過自得病起，我們共同經歷了是否割掉乳房、是否捨棄卵巢、是否需要賣掉房子的討論，每次都會讓我對這顆充滿化學分子式的光腦袋油然生敬，並由此去思考「男人到底是什麼」之類的哲理問題：我實在太不懂，太看不懂男人了。
光頭和我有關「是否做手術切掉乳房」的討論，詳細描述了一個二十二歲男孩成長為三十七歲男人，對於異性漫長的心理成長過程，因而讓我有機會了解一個二十二歲男孩對待75b+的猥瑣想法，以及三十七歲男人對女人的本質要求。他說他已經不再是二十二歲了，不再是看到女孩的「s」曲線就會血脈僨張的年紀，如果一個男人到了三十七歲還去計較女人胸部到底幾兩肉，無疑只是下半身思考的男人。他說他只在乎我活著，讓孩子有媽，讓他有老婆，哪怕只有聊天講心事的功能。至少，他知道心放在哪裡，每天就會很安心地睡去，夜裡摳鼻子，也會在黑暗裡被背對背的我發覺並笑罵的感覺很好。
也許，夫妻就那麼簡單。
也許男人有很多分類，嗜肉的食草的天性使然，只有種類不同，沒有好壞之分。前者喜性愛，後者愛思想。光頭是後者。或許我十七歲那年的決定是正確的，我不能徹底信任我的75b+是否可以跟隨我一生，但是我能保證我的性情思想永遠屬於我。
「我儘量起床看看吧」
正當我們調整心態、躊躇滿志準備好了一切，問j主任我什麼時候做手術的時候，j主任有點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你？你做什麼手術啊？那麼年輕，割掉多可惜，留著吧，我們直接給你化療吧。」j主任很忙，丟下這句話便步履生風地走開了，他的時間是病人的生命。我使了個眼神，光頭連忙追出去問個究竟，然後無功而返。或者他問到了什麼，只是當時沒有告訴我。
總之，我是個錯過手術機會、癌細胞瀰漫整個軀幹骨的晚期病人。乳房上那點子癌細胞去不去掉根本可以忽略不計。舍掉乳房都成了奢望，我當時真恨不得可以把自己很是喜歡和驕傲但現在卻給我帶來無盡病痛和絕望的乳房一把抓下來餵狗。算了，不餵狗，免得小狗得乳腺癌。
然而決定了化療之後，我又遇到了重大挑戰：我的乳腺癌，是通過ct引導下的骨髓穿刺骨的轉移灶確診的，95%應該就是乳腺癌。然而我乳房上的腫瘤太小太小，不如一粒花生米大，摸上去似有似無。金曉龍主任提醒我們最好是有原發灶的穿刺才能100%確定，否則萬一上了化療，原發灶消失，而以後又復發，會造成不能確診到底是不是乳腺癌的情況。雖然機率很低，但是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就一個字——死。
然而，我那個原發病灶太小太小，即便穿刺，也有可能逮不住它。二十二樓負責放化療的l醫生是一個非常慈祥溫柔的阿姨。可能是可憐我的年輕和病重，她對我很是優待，她揪來了光頭字條上的沈坤偉。著名的沈坤偉一進病房，痛得齜牙咧嘴的我就樂了。他是個準光頭，中間溜冰場四周鐵絲網的那種，非要用地方支援中央的策略，用有限的頭髮遮蓋無限光亮的光頭。
人若是病了，若是失去健康了，會主動丟棄很多東西。那個曬了bra沒收好的羞澀的我，袒胸露乳，任所有的乳腺癌醫生摸來摸去按來按去。沈坤偉摸了半天說：「難度挺大，不過很可能穿刺穿得出來。」
我很勇敢地說：「我去穿刺。」這件事，我很勇敢，因為，當時我全身劇痛無比，根本不能移動分毫，去穿刺意味著我要再一次經歷ct引導下穿刺的苦痛。事實是，上天總會獎勵勇敢的人。第一次化療之後，我的原發灶真的如期消失。八次化療之後，準確地說，我是在打第六次化療的時候，我又真的復發了。若沒有這一次的拼死穿刺，我真的死定了。
定了做穿刺手術之後，衝進來兩個男醫生，幫我安排穿刺。其中一個五大三粗滿臉橫肉，聲音也甕聲甕氣。我從心裡很怕很怕他。醫生交代幾句，便出門去。只聽鄰床的病人家屬說：「啊哈，是屠夫王建幫你做手術啊！你走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