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間的戰爭是毀滅性的，也是沒有必要的（unnecessary）。八年來，它在整個中國橫行肆虐，所造成的死亡、破壞和損失達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不但有傳統意義上的死亡和物質毀害的損失，而且還有共性上的損失，中國人自己之間的人文關係中的損失，為了求生而苦苦掙扎壓垮了國家對於同情、互助和同胞情誼的承載能力。
這場戰爭中形成高潮的主要戰鬥發生在1937～1945年，但也可以說是始於1895年，那時正在復興的日本，難以滿足地、毫無束縛地追求著國際威望——這意味著模仿歐洲列強參與爭奪殖民地之戰——幾個世紀以來原本屬於中國的臺灣全島已被日本霸佔。但是，日本的主要目標是橫跨日本海，佔領朝鮮和滿洲地區（即中國東北）這片廣袤的陸地，並以此為墊腳石然後奪取更大的戰利品，那就是整個中國。中國通常是東北亞地區的主導國家，此時已變得羸弱不堪，政治上混亂無序，再無能力捍衛其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在朝鮮和較偏遠的東北省份——如滿洲地區——的利益，滿洲地區還成了日本和另一強國——俄羅斯帝國——之間的競爭舞臺。
1905年，日本宣佈自己已經成為爭奪殖民地競賽的主要參與者，當時它酣暢淋漓地在一場有著濃厚殖民戰爭色彩的博弈中大勝俄國：兩個鬥士在完全屬於第三國——中國——的國土上搏鬥，而中國自己卻不是鬥士。日俄戰爭標誌著一個亞洲強國第一次在一場重大沖突中打敗了一個歐洲強國。日本軍隊挫敗並智勝了俄國，不僅在陸地上，也許更重要的是在海上。在決定性的、爭奪最大的東北城市奉天（現在被稱為瀋陽）的陸戰中，俄國損失了9萬人的兵力。在於朝鮮和日本之間的對馬海峽發生的決定性海軍對峙中，海軍上將東鄉平八郎指揮日本艦隊打得俄國艦隊全軍覆沒，而大部分俄國艦隻都是從1.8萬英里外的波羅的海母港趕來的。只有3艘俄國艦船逃脫了厄運。俄國失去了其艦隊中所有8艘戰列艦及5000名官兵，相較之下日本則只損失了3艘魚雷快艇和116名官兵。雖然俄國同意朝鮮成為日本勢力範圍的一部分，可日本卻在1910年佔領了整個朝鮮。日本贏得了此前屬於俄國的薩哈林島的南半部，並接管了俄國在南滿地區曾擁有的特殊殖民權益，包括旅順港的租約和南滿鐵路的控制權。從那時候起，俄國收復這些損失的雄心從未變過，而這一點，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對中國和美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作為勝利的果實，日本在亞洲成了無可爭議的大國和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力量，並準備著實現其大膽且具有種族色彩的目標，即在全亞洲取代歐洲白人殖民主義者，建立一個由日本主導的龐大的新區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朝著這個目標穩步邁進，當時，作為與勝利一方結盟而得到的回報，它被賦予權利接收在中國山東省境內的原先德國的財產，包括因德國所建的同名啤酒廠而在西方聞名的海濱城市青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將這些資產返還中國，是因這個世界共同開始為其侵犯中國的主權而感到有些懊悔，當時的日本，比它後來的變化更溫和也更包容，覺得有必要做出和解的姿態。
但隨後日本的溫和派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激進分子一心想實現日本的泛亞洲命運，對此，他們認為，需要與西方文明進行末日天啟般的最後攤牌。要稱霸亞洲，他們首先要主宰中國，他們鄙視中國的軟弱、腐敗和低劣。同時，要主宰中國，他們需要保持對滿洲地區的控制權，並將其建成為擴張的基礎。
1931～1932年，在裕仁天皇的支援下，軍國主義分子完全控制了日本。名為「櫻花會」和「血盟團」之類的民族主義團體在日本國內實施了一系列暗殺。受害者之一是最後一任試圖遏制軍隊在亞洲大陸的野心的首相，由此徹底打掉了溫和派的殘存勢力。1931年，在後來被稱為「九一八事變」的事件中，作為日本民族主義武裝中堅的關東軍，派出部分人員炸燬了奉天附近南滿鐵路的幾段鐵軌，並將破壞罪名嫁禍於中國人，然後利用這一事件來攫取構成滿洲地區的所有中國東北省份的控制權。幾個月後，他們說服了已經被推翻的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出任新成立的所謂獨立國家「滿洲國」的傀儡領袖。早在1932年，一群憤怒的中國人在上海痛毆了五個日本僧人，或者如某些報道所稱，日本軍官收買了一些中國暴徒去毆打這些教士。作為回應，日本派兵進入華埠（大多數日本公民居住的公共租界在上海一直是軍事禁區）。幾支中國部隊在德國教官的建議下，有效地組織了抵抗，日本便派出大批陸海軍部隊入侵上海，並且出動了炮艦和雙翼飛機轟炸人口稠密的中國居民區，這是歷史上有案可稽的第一次對城市中心實施的無差別轟炸，由此很快引發了更多對亞洲和歐洲城市的轟炸。日本人征服全中國的長期、殘忍、暴行累累的努力由此拉開了帷幕。
這些侵略引起了國際聯盟徒勞的抗議。儘管「滿洲國」的建立被認為是非法的，但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舉措來懲罰日本的侵略。雖然蔣介石政府做出了派遣軍隊抵禦日軍1932年入侵上海的不成功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它默許了日本對東北地區的侵佔。當時恰值國民革命期間，一個現代化的、強大的、獨立自主的、擺脫外國對其主權侵犯的「新中國」正處在努力打造的過程之中，蔣作為這場革命的領導者，深知中國在軍事上仍然軟弱，無力挫敗日本的野心。當時的口號是「攘外必先安內」，其直到蔣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後才被迫放棄。
但是，日本不斷製造著「事件」，並且每製造一個事件，其都被作為進一步侵佔的一個藉口。1937年7月7日，一箇中國巡邏士兵槍殺了一個在古老的大理石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的日本兵。這座橋名為馬可·波羅橋（即盧溝橋），如此命名是因為據說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十四世紀時曾經到過這座橋。以此為由，日本正式著手征服全中國。針對這一新的「事件」，它派出了以滿洲為基地、全副武裝的四個師的軍隊穿過長城，旨在奪取黃河以北中國的四個省，包括古老的帝國首都北京。隨著這支軍隊的調動，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爆發了。在接下來的八年裡，戰爭時斷時續地進行著，激烈的交戰不斷打破短暫的平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蔓延到西歐，德國侵佔了比利時、荷蘭和法國時，日本對中國的攻擊已達四年之久。在那四年裡，中國完全是孤身奮戰，既無盟友也無支援，僅僅從蘇聯和美國得到一些資金和物資援助。其中較為重要的是陳納德的美國志願航空隊，它使用中國內陸的一些機場讓日本為其入侵中國北部與沿海省份付出了一些代價。
就像兩年前被墨索里尼入侵後的衣索比亞那樣，中國在1937年向全世界呼籲以尋求幫助，但沒有任何回應，既沒有來自國際聯盟——該組織成立的宗旨就是使國際侵略成為非法而日本就是其中一個成員國——的聲援，也沒有來自美國的援助。美國人在感情上非常重視中國。自十八世紀後期以來，美國商人一直在從事兩國間的貿易，一百年來其傳教士也一直在把他們熱忱地認為是基督教文明的福祉帶給中國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很喜歡向訪客講述自己的德拉諾祖先與中國的淵源。在他家族的祖籍所在地海德公園附近故居的音樂室裡，擺滿了總統的祖先在十八、十九世紀收集的中國瓷器和漆器古玩。但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到二十年，美國已經沒有興致再去幹預國外衝突了，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在中日戰爭前四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美國繼續給日本提供重要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油，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人是欺侮和掠奪中國的合作者。1931年，在九一八事變後，《赫斯特報》上登出的標題簡明扼要地表達了美國的態度，對中國的眷顧之情已經因中國的戰略重要性的降低而被放棄。「我們同情。但與我們無關。」在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以後，即使是對中國的同情增強了，對日軍暴行的瞭解更直接了，報刊上也可能繼續刊載同樣的標題。
只是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了對珍珠港的偷襲之後，美國才被直接捲入戰爭。截至當時，中國在軍事和民事兩方面遭受的損失是驚人的，然而它所表現出的抵抗決心應該讓大部分歐洲國家感到羞恥。譬如，對比中國，法國在1940年面對德國入侵僅六個星期就投降了；然後，還成立了一個低三下四、通敵賣國的政府，直到1944年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法國一直處於逆來順受的亡國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荷蘭、比利時、丹麥、挪威、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克羅埃西亞、希臘和歐洲其他被佔領國家很快就結束了。所有這些國家都領教了德軍佔領的嚴酷手腕，包括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些西方國家也都經歷過以游擊隊形式來反抗佔領，以及德國部隊一旦遭到襲擊就實施的野蠻報復。當然，英國從未投降也從來沒有被侵佔過。但在歐洲大陸國家中，只有蘇聯經歷了在自己的領土上超過幾個月的全面戰爭。蘇聯總計有近五年處於戰爭狀態，美國為近四年。而中國的戰爭，不包括日本在1931年開始對東北地區的侵佔，總共持續了八年。
史迪威的離去和魏德邁的到來是在1944年秋天。此時此刻，中國已經精疲力竭，其軍隊元氣大傷，其人民意志消沉、迷失方向、失去希望，其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其政府還是由蔣介石領導，但因無力防止侵略者掠奪而喪失了信用。數百萬軍民死於戰禍，千百萬百姓流離失所，淪為赤貧，在絕望中掙扎。無數的城市化成了燃著餘燼的廢墟，絕大部分鄉村經濟被破壞殆盡。研究戰爭的學者估計這場戰爭造成的財產損失約為100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整個國家的工業能力只有戰爭開始時的四分之一。
中國如此巨大，因此某些地區並沒有受到戰爭的不利影響，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戰火燃及，最為明顯的是東北地區和臺灣，而這兩者都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還在經濟上得益於日本對物資的貪得無厭的需求。其他地區，特別是被稱為大後方的廣袤的內陸省份，包括四川、山西、貴州、甘肅和雲南，基本上未被日軍佔領，或者沒有直接接觸戰爭。即使那些更靠近中部也被日軍實際侵犯的地區，如湖南、河南等省，在1937年日本最初的侵略和1944年春日軍發起殘忍的「一號」作戰行動之間，也很少發生實際交戰。在中國許多未被佔領的地區，中國人一如既往地充滿智慧、精力充沛地努力去生活，因為哪怕是身處絕境，人們也總得奮力而為。甚至是在集中營和淪陷區，人類的創造力也絕不會停頓下來。「如果沒有外界壓力所帶來的恐怖和四處逃亡，一個省級城市似乎能夠在和平的自治中艱難前行，就像在長達幾個世紀的以往的帝國統治期間一樣。」美國旅行者格雷厄姆·佩克（grahampeck）如此寫道。在美國參戰之前的1940～1941年，他已走訪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
難民創造了新的社群。一個新富企業家階層湧現了。被稱為「游擊商人」的他們，行囊裡塞滿了絲襪或自來水筆，乘坐小船或馬車從日本人控制的城市前往未被佔領的城鎮。在廣東和廣西兩省的旅途中，佩克發現許多「新興的小鎮，擠滿了新的餐館和酒店，賭博、酗酒發出的嘈雜聲通宵達旦」，這些地方原先只是寧靜的漁村，小船在村邊繞過。按理說走私是非法的，然而經當地軍事指揮官和海關官員徵稅後仍可放行。幾個月後，1941年在河南省，佩克遇到了一位前任官員，失去了工作，轉而成為一名游擊商人。他報道說，河南最繁忙的走私港口界首鎮，有著比重慶還好的中餐或西餐館。重慶東北方向600英里外的黃河岸邊省會城市洛陽，「庇護著十多萬人口，熱熱鬧鬧地守著中國城市生活的套路，一片繁榮景象」，彷彿根本沒有發生戰爭，與苦不堪言、人滿為患、瓦礫遍地的重慶形成鮮明的對照。實際上，50英里開外就有日本軍隊駐紮。
這種表面繁榮狀況的存在，絕非因為中國政府的作為，它隨時可能會戛然而止。就在佩克到達後兩個星期，日軍對洛陽的常規轟炸就開始了——偵察機在早晨飛來偵察，轟炸機則在夜間投彈轟炸——突然間恐慌伴隨著日軍入侵的謠傳席捲全城。日軍飛機往往貼近黃河飛來，順著黃河朝北飛向洛陽，剎那間，一分鐘前還在和平地從事日常交易的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在街道上相互碰撞，倉皇逃避，爭先恐後地跳下陡峭的臺階躲進防空洞裡。佩克後來寫道：「每次長時間空襲後，清理隊伍就會扛著很多用草蓆裹著的屍體從大街上經過。」商業凋零，四處停電，學校關閉，房地產價格直落，蔬菜價格飛漲。「這座城市很快就呈現出一派破舊、凌亂的景象，如同我在之前秋天的重慶所見到的那樣，街道上電線纏繞，瓦礫成堆，海報和窗戶紙撕裂成碎條掛在空中。」「大街上……從黎明到黃昏都冷冷清清，空空蕩蕩。」
1941年5月16日，日方出動110架飛機轟炸洛陽，扔下了700多枚炸彈。這天下午，
往西去的道路擠滿了人，或徒步，或坐著架子車、黃包車、獨輪車和汽車，緩緩地逃離洛陽。道路兩側樹木上方，人流經過時揚起的灰塵如條條長蛇連綿不斷，從煙火籠罩的城鎮一路延續到遠方群山的邊緣。路邊田野上，人們的喊叫聲、哭號聲和咒罵聲融匯成一道低沉的、顫抖的、連續的聲響，就像一頭遭到致命攻擊的野獸，在鮮血直噴時發出哀號。
轟炸結束後，正常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洛陽，許多難民也是如此，中國人的適應能力得到部分恢復。但城市附近和河對岸群山中的戰鬥所留下的憤怒和不信任將長期留存，難以忘懷。人們仇恨日本人，他們對國民黨保護他們的能力也喪失了信心。政府的批評者被逮捕並被投入監獄。報紙均需送審，因此國民政府在抵抗上的軟弱無能不為大眾所知，然而儘管無人親眼看見，但還是被人懷疑。國民政府指責共產黨人，說他們的軍隊未能攻擊日軍的後方，按照統一戰線中的條款這是他們必須做到的。共產黨人拒絕了這項指控，但聯合陣線這個從來就不牢固的聯盟，現在變得越來越不團結了。正如佩克所描述的那樣，在洛陽城外艱苦跋涉的難民中，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徵用了大多數轎車和一半的馬車，車上「擠滿了省城龐大的文武官僚群體的家眷、傢俱和檔案」。這樣就更加促成了「籠罩在公路上方的倉促、野蠻、只求自保的氛圍，這種烏煙瘴氣如同灰塵一般令人窒息」。食品和交通的價格漲了四倍；那些花得起錢的人連盆栽棕櫚樹都裝上馬車運走，而窮人們則只能肩扛手提自己的必需品，這隻能激起怨氣和反感。有些人乾脆在路上大打出手。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參戰之前，當時外部世界中幾乎沒有人會關注此事。儘管他們毫不知情，可中國人卻面臨著又一場將延續四年的戰爭。
中國人的生活被扭曲變形了，無論是大是小，集體或個人。國民黨軍隊遭受的慘重傷亡嚴重削弱和耗損了國民政府，而這個政府還得去面對在日本佔領期間規模和實力都大幅增長的共產黨對手。
除了死亡和經濟損失之外，許多城市遭到破壞，民眾大批遷移，國家的精英，如專業人士、行政管理人員、公民領袖、商人和金融家，大量衰減。由於國家的貧困和落後，在中國遼闊地域上分佈稀少的許多拔尖人才，也失去了他們的金錢，還有他們的信心。行政機關成了一個爛攤子，知識階層雖然沒有被摧毀，但大都不在其位，其領軍人物，如當時的政府一般，處於內部流放狀態。為了生存，爭鬥十分激烈，從而產生了一種人人只為自己的相互仇視、不信任和憤世嫉俗的氛圍。傳統的中國，雖然貧窮，但培養了某種儒家和佛教的社會良知，尤其是通過一些被稱為「同鄉會」的慈善組織，即來自相同省市現居住在其他省份或城市的人會伸出援助之手，給來自同一地區的新人提供幫助。中國人有一種說法，叫作「人情味」，意思是人類感情上的情愫，憑藉一種美德的滋潤可以減緩生活中的摩擦。但戰爭帶來的痛苦和絕望抹殺了大部分人類情感，留下的則是人與人之間的尖銳矛盾。
孔子認為，完美的道德包含五個特點：莊重、寬厚、誠實、勤敏和慈惠。所有這些寶貴的美德都因國家陷於長期戰爭而萎縮，因此，政府的苛捐雜稅、對弱者的無情盤剝、食物盜竊、土匪、海盜、強姦和高利貸緊隨日本鐵蹄的蹂躪，接踵而至。比起中國人自己，或至少那些在作品中描述戰爭的中國人，這個現象更為在華外國人所關注。佩克這樣寫道：「生存的困難，以及潛在的恐慌，在所有交易中激起了貪婪和狗咬狗的個人主義，只剩下家庭這個最後倖存的單位，還儲存著相互間的仁義和責任。」即使在最好的時代，擁擠不堪、貧窮落後的中國，也比大多數國家遭受更多苦難。在戰爭期間，苦難更是呈幾何級數加劇。「公益精神、寬宏大量，甚至是忠誠老實都成了大多數人難以承受得起的東西了，」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費正清寫道，「強者不僅踐踏弱者，他們彼此之間還爾虞我詐。」
儘管國民黨做出了各式各樣的宣傳，如鼓勵大家唱愛國歌曲，在未被佔領的城市裡貼海報，致力於塑造英勇抵抗的形象，不斷宣稱一切都是按照蔣介石的計劃進行等，但政府首先要為未能把日本人趕出中國負責，並要為隨之而來的混亂無序、迷失方向、殘酷虐待、流離失所、慘無人道負責。「你能見到之前連做夢都想象不到的痛苦，眼神迷茫、情緒消沉、憤懣不平、仇恨絕望，而這一切都集中在一些世界上最美麗的人體內。」這是一名美國情報官員在1945年時對即將去重慶赴任的美國外交官約翰·梅爾比的告誡。雖然該官員說的是印度，但他補充說：「對中國來說這也是一個完美的介紹。」
在入侵華北的同時，日本軍隊長驅直入，直指長江流域，並在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年內，就攻佔了北起天津，南到廣州和香港的中國所有沿海大城市，以及作為重要港口的上海，然後是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還有長江邊的工業中心漢口。不僅中國的領土受到了日本閃電戰的衝擊，而且它那受過德國人訓練的最好的幾個師也遭受了極大傷亡，國民黨軍隊的元氣從此再沒有得到完全恢復。
這是一場毫不留情的戰爭，正如歷史學家約翰·道爾（johndower）所稱的那樣。在1937年於上海延續了三個月的那場戰鬥期間，國民黨軍隊奮起抗擊，使日軍遇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抵抗，儘管遭到來自港口日本軍艦炮火的轟擊，國軍仍然逐門逐戶地拼死戰鬥。由一張刊載在世界各地報紙上的照片所引起的憤怒反響，是整個亞洲戰爭之前或之後任何其他資訊都無法比擬的。照片顯示日軍襲擊後一個嬰兒直直地坐在幾根鐵軌上，他的皮膚不是被燒焦就是被灰燼覆蓋著。一座橫跨軌道的步行橋就在他身後。裂口參差不齊的金屬碎片遍佈地面，像是有人將整副巨大、半撕開的撲克牌拋撒一地。孩子的嘴是張開的，腦袋看起來比身體大。他的身子奇怪地直立著，兩臂垂在身體兩側，像一尊小小的、破損的佛像，這畫面非常極致地表現出弱小生命無助地處於世界末日的殘骸之中，這是無辜受難者的化身，控訴著侵略者的暴行，展現著中國人的犧牲。
但是，大屠殺仍在繼續著，而世界卻在袖手旁觀。直到1941年年底日本襲擊珍珠港後，美國及其盟友才被捲入衝突之中，並站到了中國一邊。
中國有些地方不只是被破壞，而是被全部摧毀，徹底消失了，人口急劇減少，幾乎像古迦太基廢墟那樣處於湮沒的狀態。湖南省省會長沙市就是這樣一個地方。1938年時，長沙市人口為50萬，巨大的城門和圍繞全城的城牆證明著它的年齡和重要性。該城坐落在長江的一條主要支流湘江之畔，湘水流經湖南中部的平原和連綿起伏的丘陵，形成一片豐饒的農業地域，長沙起到了商業中心的作用。城中一條條狹窄的小巷蜿蜒穿行在灰瓦斜頂的兩層磚房之間。寬闊些的商業要道兩邊排列著由圓柱支撐著的店鋪拱廊，馬路上人力車、毛驢、牛拉大車熙熙攘攘，小販們吆喝著他們的麻辣小吃的美味。「世間的一切都在街頭進行著，」一個外國傳教士醫生的妻子寫道，「給油紙傘上油的、彈棉花的、澆蠟燭的、雕刻棺材的……嬰兒在街上餵養，孩子在街上抽陀螺玩，老頭靠著牆根曬太陽打瞌睡。」
長沙因其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的漢代古墓，許多學校和佛教寺廟，以及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暴力遭遇而享有盛名。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起義時，長沙被圍困數月之久，當時一個妄稱自己是耶穌弟弟的且頗有魅力和遠見的人幾乎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在更近些的1930年，長沙也是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之間暴力衝突的現場。同中國很多中心地帶的城市一樣，長沙既有其迷人的一面也有其可怕的一面，你能見到留著稀疏鬍鬚的老者在清晨託著鳥籠遛鳥，也能在冬天看見凍死在街頭的乞丐。在1937年日本發動上海戰役以及1938年攻佔南京之後，有3所中國的主要大學已經遷到長沙，所以市內人口激增至50萬。
長沙還有幾百名外籍人士，包括一個來自納粹德國的猶太難民利伯索爾先生，他研究並測量了長沙市的古蹟，還翻譯了不少古書。有二十幾個充滿理想主義的美國人主持著耶魯大學的中國專案，旗下的中學、醫院和醫學院佔地面積20英畝，位置就在城市的北門外。這是一個安靜、特殊的校園，其中的小教堂、宿舍和行政大樓四周環繞著菊園、竹棚，以及香樟樹林，喜鵲在其中築窩搭巢。更多的是外國客商，傳教士與他們並不合群。外商佔了湘江中的一個狹長小島，在島上他們享受著那個時代外國商人與世隔絕的精彩生活，他們的俱樂部（僅供白人使用）和他們的生活「充斥著西方怪癖、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縱情聲色、為所欲為」。
對外國人而言，長沙是外國租界和治外法權的那幾十年裡中國所提供的薩默塞特·毛姆筆下田園生活的範例。宴請客人至少有十道佳餚，均出自中國最負盛名的特色菜系；遊覽可乘坐轎子去距離不太遠的山中佛教寺廟，或者去著名的漢墓群；在俱樂部裡可飲雞尾酒、玩斯諾克和聊緋聞八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國民黨人還在中國享受著政治上為所欲為的幾年好日子，中國的貧窮、混亂和對美好生活的願望給西方人提供了異國風光的貧民窟、文物鑑賞和感官娛樂，這是一種揮霍著從與中國的貿易中獲取的鉅額利潤、自我放縱、享受僕人成群日日豪宴的奢侈生活方式。即便是傳教士也能享有家庭中每兩個成員就有一箇中國僕人服務的生活，外國商人則享有一對一的服務。這一切都是那麼便宜。「在中國，」一位傳教士承認道，「我們每個月花55美元就能像貴族和國王般地生活。」可是，這樣的好日子即將到頭了。
中日戰爭的爆發打破了平靜。1937年的感恩節那天，日軍許許多多轟炸中的第一次發生了。當天下午三點左右，轟炸機飛來了，防空警報緊隨其後鳴響了，而不是在這之前。幾分鐘之內，長沙市就佈滿了彈坑和廢墟。兩家擠滿來自上海和南京的難民的小旅館被炸彈直接命中，導致上百人死亡。燒焦了的碎屍殘骸橫七豎八地躺在街頭。一名女子蜷伏在被炸死的丈夫的屍體旁邊，一邊慟哭，一邊焚燒著紙錢，供他來世使用。靠近他腳邊的泥土裡插著三炷香。
隨後，在1938年的秋季，南邊的沿海城市廣州和北邊的工業重鎮漢口，這兩個由中國主要的南北鐵路線與長沙相連線的城市，相繼淪陷。大批難民和傷員湧入長沙，為接納他們，長沙城竭盡全力。當時還是美國駐華武官的約瑟夫·史迪威，在傑克·貝爾登的陪同下來到長沙，這樣他就可以面見住在醫院裡的傷兵，努力找出究竟有哪些國民黨部隊實際上在與日軍作戰。接待他們的是美國醫生菲爾·格林，他當時管理著湘雅醫院（yale-in-chinahospital）。
10月下旬，當日軍向長江上游進攻的訊息傳到城內時，一切變得很清晰，這回該輪到長沙了。不久，即10月26日上午，「醫院後面的兵工廠爆炸了」，格林寫道，「就這麼一聲巨響，整個地方都不見了」。爆炸導致30人喪生，70人受傷。「把他們挖掘出來所花的時間和善後處理所花時間一樣多。」令迫在眉睫的災難情緒更加強烈的是，國民政府已下令，如果日軍成功攻下長沙城的話，城裡應寸草不留。在上海、廣州、南京、漢口和其他被攻陷的城市裡，日軍掠奪糧庫和貨倉、偷盜牲畜和值錢物品、屠殺平民、強姦婦女和女孩，以及將老年男人和被俘的中國士兵用於刺刀訓練。國民黨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他們將尋求一種戰略，適合羸弱卻疆土廣大的國家與遠離家鄉的強大敵軍打一場敵強我弱的戰爭。他們將退回到內陸，並在淪陷區遵循焦土政策以不給敵人留下任何資源，然後當敵人戰線拉得過長、兵力分散時實施反擊。
11月9日，蔣介石親臨長沙主持一次軍事會議，他非常欽佩地談到與拿破崙交戰時莫斯科如何被付之一炬，並表示，長沙應遵循這個神聖的自我犧牲的榜樣。但是，蔣介石的講話和隨後能見到的實際準備引起了恐慌。人們開始逃離，其中包括那些應該留下的人，即當地政府中的官員。格林寫道：「隨著許多省級官員爭先恐後倉皇出逃，恐慌也迅速蔓延。」長沙變成了「一個被遺棄的，顯然在劫難逃的城市」，街道空空蕩蕩，只剩下站崗計程車兵，攜帶著上了刺刀的步槍。11月12日晚上，省政府主席張治中主持晚宴宴請湘雅醫院的全體醫務工作人員，在吃完辛辣美味的本地佳餚，當然也用精美的瓷杯幹完了許多杯溫熱的米酒之後，他下令第二天之前他們必須全部離開長沙城。
但為時已晚。午夜剛過，格林寫道，停泊在湘江中的英國炮艦「沙鷗」號（sssandpiper）上的醫生髮現靠近江邊的地方燃起兩處大火。半小時內，他又看到了三處大火。但似乎沒有人試圖把火撲滅。凌晨兩點，他意識到，城市南端也燃起了許多大火。人們拼命想逃脫。江邊火光沖天。「怡和公司（英國船運公司）就像是在開篝火晚會；德孚洋行（德國公司）很快成了一團火球；市中心更是烈焰熊熊。」天亮之前，格林看見從憲兵司令部出來計程車兵攜帶用油浸泡過的棉布條打破各家各戶的房門縱火焚燒，還沒等開啟窗戶然後就跑掉了。把這座在西元前二世紀漢朝初期時就已經是很古老的城市付之一炬，這些士兵有怎樣的感受，未見諸任何報道。他們僅是執行命令，天亮後，火焰與初升的太陽一起把整片天空都燒得紅一道黑一道的，接著，就如格林所敘述的那樣：「大火噴發，軍火庫隆隆的爆炸聲中夾雜著一聲聲單響。」
長沙大火整整燒了三天。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上可看到那些二層小樓被大火吞噬，穿著絲綢短外套的男人們無可奈何地站在房子外面。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當時正住在長沙，當火焰開始在他所住的公寓裡舔舐時，他僥倖逃脫。城中的文化和商業中心被夷為平地，留下的僅是一堆瓦礫和灰燼。
這場大火是戰爭迷霧的後果。當地官員，包括保安處長和警備司令，聽到傳言說日本人已到了城門外以及長沙城的防禦工事即將崩潰時就驚慌失措，於是點燃了這場燒燬整個長沙城的大火。事實是，日軍的攻勢已經暫時停止，長沙並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但當這一切都搞清楚後，整個長沙城已付之一炬。不久之後，蔣介石飛到長沙試圖補救。他會見了外國人，並對所造成的混亂和破壞表示抱歉。顯然是試圖為她的丈夫開脫責任，宋美齡致函長沙市民說城市被故意焚燬「是不符合蔣委員長的命令的」。三個地方官員，包括警備司令和保安處長在內，被追究大火所造成的損害的責任，並付出最終的代價：處決。儘管大多數居民已經在起火之前離開了，派去清理的隊伍報告說他們將2萬具屍骸搬運至城牆外並埋在那裡。其中包括受傷計程車兵，他們幾乎全部都死於醫院的病床上，因為一直都沒有人想到過要提前疏散他們。超過2.1萬棟建築物被完全摧毀，這個數字佔長沙所有建築物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1萬多幢住宅、55所學校、13家醫院。全市的佛教寺廟和道觀、餐館、酒店、政府機關、糧食倉庫，以及倉庫裡面的糧食，都被燒燬殆盡。那些磚石結構的房屋內有著足夠的助燃物：傢俱、樓梯、木樑、木門、窗框和紙糊窗。當木製房頂龍骨被燒燬後，所支撐的沉重瓦片墜落下來，就像許許多多的落石，把底下的一切都砸平了。
「我站在八角亭前，這裡原先是繁榮昌盛的絲綢商店聚集地，長沙城內商業區的中心，」一個美國傳教士後來寫道，「現在我朝任何方向都能幾乎毫無阻擋地看到一英里開外……大火過後好幾星期，在一些大倉庫原先矗立的地方，大米仍在燜燒。」長沙「已被夷為平地，滿目瘡痍，完全處於脆弱不堪的狀態」。一個站在古城南門的人可以看到北門那一邊雅禮大學的小教堂和宿舍的輪廓。兩道城門之間沒有剩下任何東西能擋住視線。格林寫信給他的妻子說：「醫院病房裡人滿為患……城市的大部分已蕩然無存。」仍然停泊在附近湘江水面上的「沙鷗」號的一名軍官說：「長沙，以及城外的各種產業點，現在已經完全被夷為平地。」
如果這場大火被證實是漫長戰爭中長沙所遭受的唯一一次災難，這本來就已經夠悲慘了，但事實是日本陸軍和空軍的侵犯還給它造成了許多其他傷口。由於位居主要鐵路線上，加上又是湖南省農業財富的主要集散地，長沙註定是這場戰爭全程的一個戰場，也是中國抵抗意志的一個象徵。日軍發動了四次主要攻擊，其中三次被薛嶽指揮的中國軍隊所擊退。薛嶽是最優秀的國民黨將領之一，曾就讀於廣州的黃埔軍校，當時蔣介石在那裡當校長。日軍分別在1939年、1941年、1942年和1944年企圖奪取長沙。在1942年的戰鬥中，薛嶽故意示弱，引誘日軍大批部隊進入口袋，然後從四面八方展開攻擊，同時還派出機動部隊騷擾日軍身後的補給線。隨後日軍的撤退又因一連串不得不進行的橫渡江河行動而減緩，途中大量官兵被來自高地上的中國軍隊的火力所射殺。這是日本在抗日戰爭中遭受的少數明確無誤的失敗中的一次，也是付出沉重代價的一次。官方報道有5.2萬名日本兵死於此役，儘管這很可能也是中國新聞部門所公佈的許多誇大其詞的報道之一，但日軍的損失肯定是相當大的。
但是，當日本人在1944年又一次發動進攻時，作為有如英國領土一般大的省會城市長沙，卻幾乎未做任何抵抗就淪陷了，並在1945年成為這八年戰爭所造成的破壞的代表。人口劇減，居民或遭屠戮或被迫流亡，其經濟、機構和生活方式如同其房屋、商店和寺廟一樣只剩下一片廢墟。這是有關中國的一個關鍵事實，此時衝突的各方——國民黨、共產黨、日本、蘇聯和美國——都面臨著，即使是不知不覺的，戰爭的最後階段和戰後的第一階段。在中國的大片國土上，社會結構和政府結構幾乎都不復存在。
幾乎不可能在戰爭進入最後幾個月的時候來計算中國所遭受的全部破壞。歷史學家的估計是有2000萬～3000萬中國人在戰爭中死亡，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儘管在超過4億的人口中這個數量在比例上並沒有超過發生在蘇聯、波蘭等國的人口損失，或者，僅就人口損失這一點而言，也比不上日本遭受美國轟炸的結果。但是，加在中國所遭受的破壞之上的，不僅僅只有戰爭的時長，還有衝突伊始國家所處的貧窮和脆弱的狀態。在局外人眼裡，中國人的受苦受難似乎一直是預料之中的，幾乎是正常的。一百年來，中國一直是一個戰爭、饑荒和壓迫連年不斷，而且深重的國家。這片土地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如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表述的那樣，「被汙穢、殘暴以及對苦難和草菅人命的冷漠所抵消」。令人驚愕的死亡人數在中國歷史上似乎很尋常，這是十分可悲的，這給自古以來中國人所承受的折磨新增了濃重的一筆，其他此類折磨包括饑荒、官員腐敗、濫用職權、強迫賣淫、迷信、納妾、殺害女嬰、纏足、鴉片癮、行乞、童工、軍閥割據、匪禍、苛捐雜稅、失地、人口過剩、文盲、家庭暴力、隨地大小便，以及殺嬰和天文級的嬰兒死亡率等。「我感覺成為中國人純粹就是厄運纏身，」1940年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徒步旅行後，美國記者瑪莎·蓋爾霍恩（marthagellhorn）如此寫道，
降臨在一個人身上的運氣，再也沒有比出生和生活在那裡更差的了，除非靠某種黃金般的機會，你碰巧出生在擁有權力、金錢、特權的家庭（即便如此，也世事難料），而這種可能性僅是千萬分之一。我同情他們，在他們身上我看不到可容忍的未來，我渴望儘快逃離，從我所陷入的這一切：長年累月的苦難、汙穢、絕望和我自己的幽閉恐懼症，就在這個巨大的國家裡。
骨瘦如柴、滿身是汗的人力車伕用力拉著他們輪子很大、設計精巧的車子給富人提供交通服務。近乎赤裸的苦力揹負纖繩沿運河和江河拖拽著駁船逆流而上，肩上套著挽具，身子繃得像拉緊的弓，幾乎與地面持平，這些景象構成了生動又可怕的畫面，恰是中國日常生活中毫不鬆懈的緊張的一個象徵。與此相似的還有其他那麼一些通常的形象，例如，皮膚粗糙的婦女赤腳在泥地裡播種和除草，渾身大汗的農民或在田野裡的溝渠邊踩著腳踏水車，或用扁擔顫悠悠地挑著磚塊或稻草，或跟在拉著原始犁鏵的水牛背後一步一步地辛勞耕作。蠅跡斑斑的醫院，瘦得皮包骨的瘸腿乞丐，成千上萬的土磚房屋構成的村莊，一位訪客如此描述道，這些房屋「煙熏火燎，灰牆黑瓦；村民們都一成不變地穿著染成靛藍色的土布衣服……在瘦弱的雞、豬、狗以及嬰兒的混亂哭鬧聲中忙碌著自己的營生」。
如同中國的禁慾主義那樣令人印象深刻的，無疑就是數以千萬計的人每天只是為了生存所經受的鬥爭的殘酷程度。白修德在他的經典著作《中國的驚雷》中寫道，這個國家半數的人還沒到30歲就死了。白修德沒有給出如此驚人的統計資料的來源，這很可能是誇大其詞，但也不會太過分。1949年共產黨人奪取政權時，中國人的預期壽命為40.1年。「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災年還是豐年，屍體在空曠的公路或者城市街道上隨處可見，」白修德寫道，「在上海，早晨到工廠門口去收集毫無生氣的童工屍體，已是例行之事了。」英國社會學家託尼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對中國的鄉村生活做了一項調查，他的一個比喻很出名。他把典型的中國農民比作一個站在齊脖子深的水中的男人，因此，「即使一圈漣漪也足以淹死他」。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水面漣漪頻繁形成。託尼當面問一個農民：「是什麼驅使你遠離家鄉定居在此？」農民回答說：「土匪、士兵和饑荒。」託尼寫道：
在中國的大片土地上，鄉村人口苦難深重，人身和財產得不到保障。他們要向一個個稱王稱霸的地痞流氓納稅進貢，好不容易把他們全都打發了，卻還要向政府繳納苛捐雜稅……他們被貪官汙吏敲詐勒索。他們被刺刀頂著去收割莊稼，然後被迫無償轉交給當地駐軍，儘管沒有這些糧食他們會被餓死。他們被迫無視法律去種植鴉片，因為除了吸食鴉片的鴉片館之外，軍閥們可以從鴉片上榨取比大米或小麥更重的稅收，並由此賺錢。他們還被附近的職業土匪敲詐勒索；如果抗拒，那麼一年後，當土匪們採取一致行動時，就會把他們的村莊夷為平地。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學者費正清住在鄉下，他還記得在村莊裡迎接他的是些「瘦骨嶙峋的狗的叫聲和滿身蒼蠅的兒童的盯人目光」。因營養不良而患頭皮疾病和皮膚疾病是見怪不怪的。農民們在「只有幾棵樹和少量水」的「一塊塊塵土飛揚的農地」裡種植莊稼。灌溉都是由手工完成的，「一桶一桶地去澆水，非常辛苦」。
如果中世紀般的貧窮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是一種常態的話，就不難想象七年半的戰爭對中國成千上萬的貧困鄉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不僅有軍隊掠奪造成的傷痛，還有敵對派系搜尋食物和給養、強拉壯丁、因絕望而佔山為匪、身強力壯的男人消失殆盡。只要有輕微的擾動就足以陷中國農民於滅頂之災，而戰爭是絕不輕微的。正如當時一位學者所記下的：「鄉村苦難的程度完全超出了想象。」
最悲慘的災難終於在1941年至1943年之間來臨了，這或許頗為反常，因為那是戰鬥相對平靜的時期，當時華北爆發了一場二十世紀最嚴重的饑荒。這場災難是由1942年的旱災和1943年的蝗災造成的，並因戰爭的混亂、交通網路的破壞，以及日軍徵用商船而加劇。饑荒的結果是300萬人死於飢餓，另有300萬人淪為難民。在1943年春天途經河南的白修德，描述了極其恐怖、令人作嘔的場面——孩子們在吮吸他們死去的母親的乳房，婦女寧願殺死自己的孩子也不願去聽他們的哭啼，人們剝下樹皮熬出一種湯來果腹，為了生存甚至還人吃人。「路上有很多屍體，」他後來寫道，「一個女孩不超過17歲，苗條、漂亮，躺在潮溼的地上，她的嘴唇因死亡而變藍，她的眼睛睜開著，雨水落在上面。」這場饑荒給省城鄭州帶來致命一擊，這座城市的大部分早先已經被日軍飛機炸成一片瓦礫。「我們站在主要大街的一頭，順著空無一人的街道望去——整條街空無一物，什麼都看不到。偶爾有人穿著隨風飄動的破衣爛衫從門道里踉蹌走出來。那些注意到我們的人把我們圍了起來，攤開雙手向我們哀求，口中喊著‘可憐可憐吧’，直到我們的耳朵灌滿了這種聲音。」
河南發生的饑荒是如此巨大而可怕，以至於幾乎無人去關注發生在土地肥沃的廣東省的類似饑荒，儘管據說有150萬人死於其中。廣東是沿海省份，毗鄰被英國人佔領的香港，當時的廣東只發生過一些斷斷續續的戰鬥，尤其是在日本奪取了廣州並收緊了對中國的封鎖之後。1940年，廣州淪陷兩年之後，格雷厄姆·佩克乘坐一條走私船從香港經西江河口迷宮般的河道溜進廣東。他所見到的第一個真實的小鎮是淡水口（tamshuiko），這裡雖然還沒有被日軍入侵，然而卻已經是「一座城市墓地」，絕大部分的居民，不論貧富，都在廣州淪陷後的恐慌中逃離家園。「野草和灌木在不大的且有著白色騎樓的街道上瘋長……從那些沒有用磚砌死的門窗裡能看到黑黢黢的被燒過的房間或者是露天炫目的日光。」佩克記得在公共建築物側面塗的抗日壁畫和口號，這些都是早些時候抵抗精神的跡象，但現在，「在大多數的街道上，除了野狗和野貓，以及一些奇怪的馴服了的大老鼠外，唯一的生物是一些衣衫襤褸的路邊攤販，用托盤裝著一些髒兮兮的商品」，他們「穿著粗糙的避雨蓑衣，像一群躲在廢墟之中的毛髮雜亂的野獸」，在大聲兜售著。
1938年，作為阻止日軍推進華北而做出孤注一擲的努力，蔣介石下令將黃河決堤，黃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的悲哀」並不是平白無故的。決堤只是推遲了日軍的進攻，然而卻造成了淹沒廣闊華北平原的大洪水，好幾個省份整縣整縣地被浸泡在兩三英尺深的水中。洪水造成大面積的糧食作物顆粒無收，使得最糟糕的時候每天都有超過1萬名忍飢挨餓的人聚集在各大城市尋求救濟。最終，80萬人直接死於水災或活活餓死。1945年時，500萬難民仍然滯留在他們逃難的地方。
學者戴安娜·拉里在她有關中國戰時苦難的記載中，把這些行為歸因於「上峰誇大其詞的愛國主義和下屬的無能」的結合。隨著任何戰爭的發展，特別是那些漫長的戰爭，約束都會鬆弛，肆意破壞都會增加。二戰就是全面戰爭時代的標誌，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城市都遭到密集轟炸，平民被大規模屠殺。然而，中日戰爭中死亡和流離失所的人的絕對數字殘酷地表明：當災難必然降臨之時，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戰爭雙方至高無上的意願就是去接受降臨在無名的、可替代的廣大民眾身上的嚴峻不幸。在毛澤東執政之後，他常常讚揚兩千年前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儘管其建造長城這項重大成就不僅耗費了無數人的生命，而且也未能阻止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對中原王朝的入侵。中日戰爭的兩方，都存在接受甚至鼓勵大規模死亡的意願，表露出一種對民族誌氣的狂熱且盲目的依戀，這是一種普遍共享的感覺，認為死亡和窮困總是比戰敗更可取。一些研究戰爭的學者認為這種甘心犧牲自我的狂熱應歸因於在日本軍事院校的經歷。在這些軍事院校中，許多未來的中國軍官和他們的日本同行在上一個朝代的最後幾天裡曾同窗學習過，並且一起在那裡被灌輸過寧死不降或不當戰俘的行為的榮耀。在任何情況下，令人吃驚的是沒有戰俘的存在。瑪莎·蓋爾霍恩將此歸因於中國人對侵略者的兇殘所懷的仇恨。「一名中國士兵，」她寫道，「如果活捉任何一個日本戰俘都能得到1000法幣的獎賞。儘管這筆錢數額不小，但士兵們只要抓住日本兵就立即射殺，作為直接的個人報復，為那些住在和他們自己的家園一樣的村莊裡的人所受到的苦難而復仇。」
戰爭爆發幾周後，《紐約時報》在上海就這場至今已經涉及成千上萬軍隊的戰鬥卻完全沒有俘獲任何敵方士兵而採訪了日本陸軍和海軍發言人。軍方發言人也爽快地承認道，「‘幾乎沒有抓住一箇中國戰俘’，而當被告知中方宣稱捕獲一名日本士兵時，他咧嘴大笑」。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導致除了蔣介石之外還有許多統治者為了國家目的而犧牲大量人命，或者把大量死亡的數字看作國家經歷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因素。太平天國起義導致了2000萬人喪生，這是十九世紀迄今世界上代價最高的戰爭，儘管美國的南北戰爭在這一點上也有一比。後來，在共產黨接管政權後，毛澤東曾說過對中國進行核攻擊所造成的損失會比針對其他國家的類似攻擊少很多。1959～1962年的饑荒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這是其經濟政策的直接後果。在他不斷髮起的政治純潔化運動中，成千上萬的中國知識分子、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技術人員受到衝擊。中國總是有足夠多的人可以重新開始，另起爐灶。
蔣介石身上也有類似的東西存在，正如黃河決堤氾濫成災所表明的那樣。基於軍隊太弱難以實施有效抵抗之理由而對日本讓步多年後，蔣介石把全民抗戰作為一項偉大的民族宗旨，再多的犧牲、再多的苦難也在所不惜。在爭奪上海的戰鬥中，日本飛機對城市的華埠狂轟濫炸，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為可以免遭攻擊，其人口從150萬上升至400萬。「成百上千的無家可歸者阻塞了街道，還有成千上萬的人睡在辦公室走廊、儲藏室、寺廟、會館、遊樂場和倉庫裡，」歷史學家魏斐德寫道，「到這年年底，從街頭或廢墟中已清理了101000具屍體。」閘北區，全市最大的中國人居住區，就像另一位歷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成了「滿目瘡痍的震中地區」。一位抵達上海北面的小城吳淞的法國記者寫道：「整個城鎮和周圍村莊已被可怕的轟炸摧毀燒盡，夷為平地。」西北70英里外的無錫，人口由30萬跌至10萬。一位名叫熊谷靖（kumagaiyasushi）的負責所謂平定南滿鐵路的日本軍官，察看了上海西部的嘉定縣城。他後來寫道：
這是一片多麼淒涼可怕的情景呀，房屋倒塌了，屋頂瓦片散落在道路旁，噼啪作響的電線扯落在地，使得走路也難以邁開步子。這裡那裡到處都是從飛機上扔下的炸彈炸出的坑。奇怪的是，只有矗立在市中心的高聳的佛塔毫髮無損地倖存了下來。幾乎一個人影都看不到。偶爾，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從一個坍塌的茅屋裡爬出來，然後又爬回去。城牆內三分之一的房子已不幸被摧毀。我們感覺自己身處一座死亡之城，在這個神秘無聲的世界中，唯一的聲響是我們自己的腳步聲。
為了抵擋日軍進攻上海，蔣介石下令全師挺身而戰（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將被全部消滅）而不是撤出部隊，以便讓他們能夠儲存下來再次投入戰鬥。由此造成的損失是毀滅性的，不可恢復的。對中國軍隊傷亡人數的估計最低是18.7萬，最高是30萬，受到重創的主要是蔣介石手下受過德式訓練並配備德式武器的最好的幾個師，這無疑是一場災難，其後果將直接影響中國在此後的戰爭中的軍事效率。在西方人眼裡，這種犧牲從軍事觀點來看是毫無意義的，即使，如白修德所說的那樣，「在政治意義上，這是一次戰爭的偉大的示範」，以其行動證明了「中國人民面對毫無獲勝希望的戰爭所能表現的吃苦耐勞和英雄主義」。
在戰爭期間，激烈的戰鬥發生在兩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1937年和1938年，緊隨著盧溝橋事變而展開，日本對中國實施了雙管齊下的全面攻擊。其中一個矛頭指向的是奪取黃河以北的省份，將它們與滿洲地區合併形成由日本控制的華北，其地域面積將大於整個西歐。第二個矛頭所向是富饒的長江流域。這兩種攻擊都包括對平民聚集區毫不留情的燃燒彈轟炸，從沿海城市上海到西南地區的桂林。一路上搶劫、大規模屠殺，以及強姦已成日軍的慣例，因為日軍奉行的政策就是旨在恐嚇老百姓以使之屈服並迫使政府投降。隨後就發生了著名的「南京大屠殺」，30萬中國平民慘遭殺害，無數的婦女和女孩被強姦，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南京大屠殺的後果是，該城約80%的人口消失了，或者是因為死亡或者是因為逃亡。在還留在遭受過屠殺的城市裡的中國人中，78%的人沒有收入來源，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沒有財產，甚至沒有被褥。
對南京的蹂躪絕非發生在中國的唯一暴行，從長沙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國的許多城市和村莊都只剩下一片廢墟，再無人煙。徐州是上海北面江蘇省的一個鐵路樞紐，在其西南30英里開外一座小山坡上有個村子名叫閆窩。1938年5月20日，日本侵略軍衝進村裡，僅在一個小時內，就殺害了200人。「然後，他們把包括本地村民和難民在內共計670個男人趕到了村外一棟房子的院子裡，」一個歷史學家寫道，「院子周圍的房屋都被從外面點著火；試圖逃離火焰的男人都被包圍這棟房子計程車兵射殺。670個人中除5人之外全都被殺。」在北面鐵路樞紐臺兒莊那延續數週的戰鬥中，2萬人口銳減到只剩7人，1個85歲的男人和6個女人，《北華捷報》如此報道。
當然，大多數的地方沒有遭受那種總體上的摧毀，但許多地方都經歷了一種持續性的，幾乎是例行的破壞。1941年1月的一個夜晚，蓋爾霍恩坐飛機抵達昆明，這一天的白天，昆明遭到了27架日本轟炸機的狂轟濫炸。有一條街上幾乎所有房子都被炸燬了，整條街
擠滿了中國人：穿著黑色或褪色的藍色棉布衣服的男人，纏了小腳的幾個女人步履蹣跚，黑衣黑褲的農婦頭髮編了辮子垂在背後，孩子們夾在人流之中……一些管道被擊中了，汙水遍地，從破裂水管中流出的水使得行人要在街上蹚水而過。那些破爛的房子突然間裂了開來，長時間儲存的汙垢和異味全都釋放了出來。幾乎沒有可呼吸的空氣，那些現在還側向倚靠在不穩定的橫樑或者靠一堵堅實的牆支撐著而未倒的房子，隨時都可能像雪崩似的傾倒在擁擠的街道上……在所有沿街的一面，靠著燭光和煤油燈光，人們在不停挖掘著，努力恢復他們自己那被炸燬的家園，他們用釘子把斷裂的木板拼接起來，有的像是房頂，有的像是牆壁，搭成了能住人的棚子。只有在晚上才能乾點活。第二天日本人又會來轟炸。
當白天空襲警報響起時，蓋爾霍恩寫道，人們只能逃離，因為城裡沒有防空洞，建築物裡也沒有藏身處。「他們跑到山上去看日本轟炸機如何在他們的空城上空扔炸彈。」
***
中國人並沒有按照日本指揮官的預期很快就投降，這時，日本發現自己已經深陷泥潭，這種泥潭後來美國在朝鮮和越南也很熟悉，那就是困在一場既不能斷然獲勝但似乎又不可能抽身而退的戰爭之中。到1938年年底，在一年半的大規模戰爭之後，日本放棄了速戰速決的想法，或者更確切地說，完全放棄了贏得一場純軍事勝利的希望。日本人不再尋求消滅國民黨，而是試圖扶植一個傀儡來擺脫中國政府。他們發現了一個前國民黨左翼領袖，名叫汪精衛（從那時起，這個名字在中國就變得惡名昭著、人人唾棄），此人對日本人十分馴順服從，因此被扶植為南京傀儡政府（又叫汪偽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的領導人。
與此同時，蔣介石將國民政府向內地遷移，越過長江上的三峽天塹，搬到重慶，這裡原先只是一個沉睡、落後且到處是懸崖峭壁的山城。隨之而來的是很長一段時間的僵持，但這個僵持階段是非常血腥殘酷的。一位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已經確定，在1942年12月之前的一年半時間裡，每月傷亡人數接近5萬，這比上海戰役和1937年武漢淪陷期間發生的傷亡人數僅少1萬。據國民黨統計，在這期間共發生了9次大戰和496次小規模戰鬥，還有2萬多次小型衝突。
1940年是一個特別不好的年份。1939年冬天，國民黨曾試圖組織一次大反攻，以多達80個師的兵力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一系列的攻擊。與此同時，共產黨擴大了其控制地區，並且招募了新的部隊，這兩者都損耗了國民黨的力量。但是，令蔣介石非常痛苦並失望的是，他的軍隊表現不佳，軍隊指揮官經常拒絕服從進攻的命令，反而沉溺於一種叛逆性的臨時妥協，與敵人更多的是做交易而不是交戰。
從1940年冬季攻勢的失敗到1945年年初收復滇緬公路，國民黨再未嘗試發動另一次大規模攻勢。相反，它恢復了蔣介石所青睞的「縱深防禦」，希望敵人在過度擴張的過程中會消耗自己，直至最終反攻成為可能。同時，在1940年，沿中國沿海向越南推進的日軍奪取了廣西，牽制了更多的中國軍隊並造成無數死傷。當然，其間既有政治挫折，也有軍事敗績。在此之前，當蘇聯與軸心國德國簽署了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條約後，日本得以從滿洲地區和內蒙古把軍隊解脫出來集中對付中國軍隊。1940年7月，屈從於日本的要求，英國停止通過香港或緬甸給中國供應物資。法國當時則處於賣國通敵的維希政權統治之下，允許了日本對河內的軍事行動。河內至雲南的鐵路橋樑被炸燬。即使在日軍實際佔領緬甸之前，對中國的封鎖也幾乎完成了。
在美國參戰之前整整一年，整個局勢，換句話說，完全是災難性的。到1940年時，日本在中國共有1000架一流飛機，相較之下，中國只有大約150架二流飛機，而且當日本佔領了杭州和南昌之後，中國空軍主要的飛行學校和飛機工廠也相繼失去了。中國所有防衛重慶的飛機在國民黨遷都重慶之後幾個月內被消滅殆盡，處於中亞大門的所有城市，包括成都、西安、長沙甚至蘭州在內，均頻繁遭到空襲。1940年5～9月，在所謂的僵持階段，日本對中國的人口密集中心出動了5000架次飛機投擲了2.7萬枚炸彈，這還是在陳納德的飛虎隊往往有效的騷擾之下進行的。最終，日軍奪取了長江港口城市宜昌，這是通往四川的門戶，也是繼續向西的鐵路樞紐。由此日本人得到了一個基地，既可用於轟炸攻勢，又可控制湖北省的水稻產區。
儘管日軍的絕對數量在被佔領的中國土地上看起來很高，但實際上分攤在如此廣闊的領土上就很單薄了。日本的政策是控制戰略要點，特別是中國的鐵路線，並通過引誘中國本土人士與他們合作來成立地方行政當局。這樣做使他們很容易受到敵對方的滲透、抵抗和游擊騷擾，在華中和華南地區，對手主要是國民黨控制下的武裝力量，名氣更大的對手在華北，屬於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事武裝。戰爭結束多年之後，日本老兵作證說，從1942年起，為了應付這種困難局面，日本在中國執行了後來被稱為「三光」——殺光、燒光、搶光——的政策，這意味著針對庇護游擊隊的村莊和針對任何涉嫌反對日本統治的個人的野蠻報復。日本學者估計，這一政策導致的結果是有270萬中國人喪生。最為裕仁天皇認可的美國傳記作者赫伯特·比克斯得出這樣的結論：「三光」政策所導致實施的殘忍暴行「比陸軍的化學戰和生物戰或者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所具破壞性要大得多，持續時間也長得多」。
生活被戰爭以多種方式變形，扭曲成奇怪的、面目全非的形狀，就像被佔領後的歐洲的人們一樣，中國人也以他們自己眾多的、不同的方式去應對。有些人投敵成了漢奸，或者有能力利用局勢來謀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還有些人成了烈士。成千上萬來自城市地區的青年人被吸引到共產黨在延安的總部，認為那裡是真正的愛國活動的中心。數以百萬計的人逃離了家園，並且多年來一直還是難民。中央政府撤離了類似上海那樣的大城市，留下了權力真空，聽任秘密社團、犯罪團伙和走私商人來填補。「他們肆無忌憚、為非作歹、無惡不作，」一位上海居民寫信給市政府的看守人員稱，「結果是善良的人消失得無影無蹤，土匪則大量湧現，謀殺和強姦每天不斷。」
「在抗戰過程中，」一個名叫陳存仁（chencunren）的上海醫生在回憶錄中寫道，「那些受苦的人遭受的苦難越來越多；那些富裕的人發財的方式千奇百怪、令人費解。」通敵賣國者、愛國人士和只求能生存下去的絕大多數人之間相互作用，創造了無數無奈、盤剝和復仇的辛酸故事。在被日本於1941年從英國手中奪取了控制權的香港，有個姓謝的矮矮胖胖的中國警察，曾沒收了一個被關在拘留營的英國人的房子，他後來結交了一個名叫中島的日本憲兵，兩人狼狽為奸。他們偽造罪名，肆意逮捕香港的中國人，然後要求他們的家人支付贖金。自然，這個姓謝的在香港成了一個令人恐懼的人。在某次事件中，一位名叫多米尼克·阿爾維斯（dominicalves）的葡中混血男子，被抓進了在九龍一所由姓謝的看管的私人監獄中，這可能是因為多米尼克曾經在一樁房地產交易中擊敗過姓謝的。但是，這個故事有著一個相當圓滿的結局。多米尼克那有著中葡血統的妻子米利亞姆，去找在九龍的日本當局投訴，控告謝和中島兩人。她得到了一個日本殖民官員的支援，這位官員對日本那冠冕堂皇的宣傳持很認真的態度，相信日本入侵併佔據大部分亞洲地區是為了從西方帝國主義手中解放這塊大陸，給亞洲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米利亞姆的努力既帶來了獎勵也受到了懲罰。她為私闖九龍憲兵隊的魯莽而被鞭笞八下，但她的丈夫被釋放，那個姓謝的也銷聲匿跡了。
這些原本是在某些地區發生的早期惡性爭鬥的場景，自從日本於1938年扶植傀儡政權以來就已經屢見不鮮了，這是一種漢奸的頹廢與極端貧困和絕望共存的現象。歷史學家魏斐德描述了「電影小明星、歌劇女歌唱家、社會名流和交際花常常光顧」位於上海法租界巨潑來斯路的一棟豪宅，他們的汽車經常被人看到停在外面的車道上。擁有這塊地產的是一個叫潘三省（pansanxing）的人，他還壟斷了長江上從上海到漢口（在上海西邊約200英里）的客輪運輸。他擁有中餐、日餐和西餐館，以及上海最出色的妓女，「隨時可供日本軍官狎玩，那些軍官飲用了兩三杯昂貴的洋酒之後，醉意醺醺，期待著在鋪著榻榻米的客房裡吸毒縱慾……他們可以免費在那裡待到天亮」。這種「漢奸的奢侈生活」包括了一種利用商品短缺和失意絕望的創造性的創業精神。陳醫生敘述了有關抗生素的黑市，一劑用量的花費之高可以買下一棟別墅，黑市由地下團伙所操縱，它們派走私船去印度支那蒐集抗生素。在上海最知名的醫生中有一位名叫丁惠康的肺結核病專科醫生，他發明了一個巧妙且可營利的方法來克服診斷所需x光片的短缺。丁醫生只用一臺儀器，不需膠片。患者在儀器前面站一分鐘，技師直接檢查人體透視影像。技師會在病人的掌心用紅色的圓圈標示病人的肺部輪廓，指明他認為自己所看到的結核點。然後，丁醫生用一根又長又粗的針把空氣注入被感染的部位。他也給那些能夠買得起抗生素的富有病人使用抗生素。丁醫生把他在戰爭期間賺取的錢財用來購買罕見的中國古董以及吸引女性，特別是女演員。
然而，在日本佔領下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是和舒適無緣的。到1945年時，由於多年的戰爭而造成了物資嚴重短缺，日本在城市和鄉村同時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例如，在上海，大多數家庭的用電量到了每天僅限於用十五瓦燈泡照亮幾分鐘的地步。特別要說的是，所有的反日情緒都要遭到審查。珍珠港事件後的第二天，日本就接管了在上海已經建立達一個世紀之久的中國政府不能行使主權的外國租界，並立即下令銷燬所有的報紙、雜誌和涉及當代歷史的書籍。大街小巷都燃起了熊熊的焚書火光。日本人還命令家家戶戶上交收音機，並要求18～30歲的所有男人加入當地街道治安維持會，參加八小時輪班的保甲監控。反抗者被關在警察總部裡遭受嚴刑拷打，包括往鼻子裡灌水、拔指甲，以及所謂的芝麻卷，即把受害者塞進一個綁得緊緊的麻袋裡踢來踢去。
因其在太平洋的損失以及要為預期的對本土列島的入侵做好準備，日本變得越來越心煩意亂，日軍被用船運出上海，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滿洲地區的偽滿漢奸軍隊。這些軍隊被稱為「皮帽士兵」，因為他們穿著適合自己寒冷的北方家鄉的衣服。儘管發生了這一切，日本人卻仍然不斷地宣告自己一直在打勝仗；有時候日本人用巨型宣傳氣球拖著綵帶飄浮在上海的跑馬場上空來公佈這些勝利，其中一些無疑確實發生在軍事前線。而偽滿軍隊，如果與被他們換走日本軍隊有所區別的話，那就是比日軍更糟。根據魏斐德的記載，他們「進入上海時，一路姦淫掠奪」。他們要求日本人為他們建立「慰安所」，這是戰時為日本兵建立的賣淫場所的委婉說法，日本人回答說妓女短缺，偽滿士兵就挨家挨戶搜捕「倖存的老年婦女以滿足他們的肉體之歡」。
對中國婦女的暴行慘無人道，數不勝數。就像日本人在朝鮮及東南亞地區所幹的那樣，他們在中國也到處開辦「慰安所」——在全國各地正式經營的共有280家——從而每40名士兵可共用1名「慰安婦」。在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強姦隨時隨地都會發生：鄉村女孩常常被肆意搶走，供日本官員和較低階別士官發洩性慾，給受害者造成的後果是疾病和永久的恥辱。一個親眼看見日軍襲擊浙江省永嘉地區楓林村的證人多年後回憶道：「他們強姦了許多婦女，其中有一個生完孩子才滿三天。」另一名也在浙江的女性證人名叫傅楊（fuyang），當日本人來到她的村莊時，她還是個孩子。「日本人強姦‘花姑娘’，無論她們是6歲還是60歲，」幾十年後她告訴採訪者，「我媽媽每天都會用黑色汙垢塗滿我的臉，讓我穿男孩子的衣服，留男孩子的短髮，生怕日本人會搶走我。我們的鄰居，王太太，雖然已經滿60歲了，但她也沒能逃脫。日本人搶走了她，後來把她燒死了。」
對於成百上千萬不是日本侵略的直接受害者或沒有受到戰爭暴力實際影響的中國人而言，戰爭仍然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艱辛，並伴隨著深層次的心理創傷。在整個戰爭期間，中國軍隊一直遭受缺乏兵源的困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傷亡太大，而這樣又給未被日軍佔領地區的全部村莊造成了持續的痛苦，以至於許多農民認為生活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日子過得比在國民政府控制下更好。1944年11月，在抵達中國後不久，魏德邁給馬歇爾解釋了為什麼一個有著4.25億人口的國家卻招募不到足夠數量的新兵。在被日本控制的土地上無法招募新兵，並且日本控制了中國東部地區的主要人口中心。除此之外，農業上還需要許多能幹之人，否則這個國家將會捱餓，工業上也是如此，需要工人生產國家在戰爭中需要的物資。而且，魏德邁說：「營養不良、不講衛生、公共衛生條件差以及令人遺憾的醫療服務，都導致了體能上能夠服兵役的男性數量的減少。」
「徵兵對於中國農民而言，危害性不亞於饑荒或水災，而且更頻繁——每年兩次——並造成更多的受害者，」魏德邁在觀察了美國的中國盟友幾個月後這樣寫道，「拿饑荒、水災和旱災與徵兵相比，就像拿水痘和瘟疫進行比較一樣。」隸屬於美國大使館的中國問題專家愛德華·賴斯在報告從山東到安徽等中國中部地帶各省的情況時，這樣說道，「除了最貧窮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能逃避兵役。被徵士兵受到虐待，很少或根本得不到訓練。軍官們熱衷於做買賣和走私毒品，而他們計程車兵則依靠人民生活。散兵敲詐勒索過往客商和當地富裕人家」，其結果是激起了人們的「敵意和對立」。
包括白修德在內的其他觀察家也報告說，國民黨軍隊的徵兵無異於一種綁架，新兵實際上是被用繩索捆綁在一起，在槍口的逼迫下離開自己的家園，然而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卻生活在成群低聲細語的僕從和價值連城的古畫之中。
這些被徵召的新兵大多數都被強行從妻子和孩子身邊帶走，結果是他們的妻兒老小喪失了經濟上的支柱。中國不是美國，不會把上前線的部隊將士的工資支付給他們家中的妻子。對無數中國婦女而言，一旦她們的丈夫遠離家園或因陣亡而陰陽相隔，她們就會陷入貧困之中，這樣的事例不勝列舉。這場戰爭也造成大批人口流離失所。1921年出生於武漢的劉群英對美國學者說，她的家在1938年1月被日軍炸燬後，她和弟弟、母親都淪為難民。日本人的目標是到達中國西南部的四川省，而國民黨政府幾個月後也避難遷移到了那裡。
「潮水般的人群帶著他們的財物擁擠在道路上，使得前進非常緩慢和混亂，」她說道，「我們不得不和人群一起留在主要道路上，因為土匪往往會襲擊走散的難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白天，我們隨著人山人海慢慢移動，餓了就吃我們隨身帶的幹饅頭。到了晚上，我們只是把我們唯一的一床被子鋪在地上，我和母親輪流睡上幾個小時。」
劉群英和她母親及弟弟是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遷徙的一部分，數百萬人被迫逃離被日軍侵佔、轟炸和掠奪的城市與鄉村。他們向西跋涉，試圖到未被佔領的省份去尋找住所和工作。在戰爭期間，包括長沙、桂林和徐州在內的許多城市，基本上是全城人口都逃光了。大量來自上海、廣州、南京、漢口等被佔領和被踐踏城市的人口加入了沿著道路和河堤向西逃難的混亂人群之中。
當時的目擊者對這種顛沛流離所付出的辛勞而倍覺驚歎，戰爭初期的情景也是如此。沿著長江兩岸的懸崖峭壁之上可以看到7000名苦力拉著7000輛人力車，全都滿載著井蓋、下水道格柵和散熱器，這都是在日軍於1937年10月攻佔漢口之前盡力從漢口搶運出來的。一個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在目擊了徐州以南的逃亡隊伍之後寫道：「綿延不斷的牛車隊伍形成了一條長長的帶子。整個北方的人口都出動了。婦女和兒童都擠在大車上，周圍捆綁著籃子、麻袋、雞、羊等。許多人都流著淚水，孩子們在啼哭。男人們抽打著牛。誰也無法停止，只能繼續走。在這一切的中間是不計其數計程車兵……個個臉色陰沉。呼吸到的只有塵土。」
報道了四個月徐州之戰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寫道，「牛、馬、驢」全都在「沿路逃亡」。
一些年輕男人揹著行李和他們的家產，另一些人背上馱著老人。有些人懷裡抱著孩子，有些人扛著被子，還有的人扶著自己的老母親或生病的妻子。苦難的悲情在相互之間蔓延——纏著小腳的老婦，躺在大車上滿臉皺紋的家族長輩——都在逃離毀滅。
在這大遷徙的途中，劉群英和她母親遇上了逃離自己安徽家鄉的一對兄弟，他倆幫助她們走完了到湖北恩施的整個路程，據說劉群英的中學已經搬遷到了那裡。為報答兄弟倆中哥哥的幫助，劉群英只能順從他的性要求，她的母親無奈但也預設了。到達恩施後，她們發現其實學校根本就沒有在那裡重建。靠近四川的這個小城，擠滿了難民，物價很高。「我感到傷心和絕望。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只能隨波逐流，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恐懼之中……出於安全考慮，我們不得不和那兩兄弟住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意味著我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去滿足那個哥哥的性需要，為了我的母親和弟弟去忍受生存的痛苦。」離開恩施，這群人又輾轉去了重慶。重慶當時是、現在也是坐落在陡峭山坡上的山城，俯瞰著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處。重慶本身就是一個痛苦和抵抗的神奇故事的發生地。正如我們所知，為了遠離日本侵略的鋒芒，國民政府到1938年年底就完全遷到了重慶。許多大學也搬遷到了重慶郊外。在日本侵略軍到達之前就被拆除的工廠，也被一部分一部分地搬到了四川和雲南，並在那裡得到重建。這意味著政府官員、教師、技術人員、工廠經理和其他人員大量湧入並聚集在這個落後的供給不足的城市，如同那些更加絕望的難民一樣。儘管官員們有薪水可領，可是他們的生活條件也很艱難。
社會攝影師塞西爾·比頓（cecilbeaton）在1944年得到英國新聞部的授意而訪問了中國，他提到了這個「竹子、爛泥和蒼蠅」的世界，這個到處充滿廁所惡臭的中國。官員和教授都住在漏水的老鼠出沒的房間裡，重慶炎熱、潮溼的夏季令人窒息，潮溼、陰冷的冬天又使人寒冷難耐。比頓拜訪了一位來自復旦大學的教授，他從上海遷居到重慶。比頓說道：
他靠著劣質大米生存，在一間類似監獄囚室的房間裡睡覺和工作，沒有人照料他。除了用兩本詞典撐著一塊木板作為一張床，還用一個箱子隔了幾層來存放從先前生活中搶救出來的書卷之外，他沒有任何傢俱。按照「節油」運動的要求，油燈必須在夜間儘早熄滅。
因為沒有供水管道，所以生活用水必須向苦力購買，他們從河裡取水後用扁擔挑著販賣。物價很高，特別是臨近戰爭結束時。比頓寫道：
生活得像農民那樣的，都是些法國文學或歐洲哲學的偉大的專家和學者；那些一直擔任科學雜誌編輯，或一直是知識界和思想界核心的人士，都被困頓滯留在這裡，連買香菸的錢也沒有。有些人因爛腳而無法行走，還有些人因缺乏營養和缺少洗浴而引發疾病。然而，他們卻仍然保持著令人驚歎的歡樂，充滿著活力。
他們的生活還時常伴隨著空襲警報，並且在一段長達數月的時間裡，每天都要跑去躲在重慶陡峭的山坡中開挖出來的防空洞裡。1944年年底抵達重慶後的第二個晚上，魏德邁將軍通宵未眠，一直聽著對這個城市的空襲，他說，這提醒他「中國的確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到1941年年底，根據租借法案承諾提供給中國的價值1.45億美元的物資中，只有2600萬美元的物資已經運到，還有大量物資在緬甸等待經滇緬公路運往中國。在幾乎三年後，魏德邁還提到在重慶的那天晚上，炸彈不時地落在城裡山坡上挖出的防空洞的入口附近，躲在洞裡避難的平民差點被活埋。即便如此，在這戰爭開始後的第六年，蔣介石把重慶作為戰時臨時首都以來的第五年，重慶仍然沒有高射炮或現代警報裝置，「日本鬼子因此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轟炸，特別是在夜幕降臨前」。魏德邁的結論是「必須對此採取措施」，但結果還是什麼措施都沒有。
比較而言，比頓所見到的那些背井離鄉的官員和教師的生活幾乎還可以說是奢侈的，而像劉群英那樣的人或其他無數以茅棚為居卻還被警察拆毀，因為沒錢而得不到醫治，以及淪落到沿街乞討度日的流民的生活就更加悽慘了。他們中許多人在重慶兩江交匯處狹窄的平地上迅速湧現的巨大棚戶區裡找到了家，如果這也算是家的話。「在貧民窟與人類共存的有家養的狗和野狗，貓和老鼠，以及其他蟲子，」曾經住在河堤邊的一個居民回憶道，「包括跳蚤和蟑螂。在夏季，潮溼的河岸是蚊蟲滋生地……我們一年到頭都苦不堪言。」
在向西行進的旅途中，劉群英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和母親以及弟弟，還有那途中相遇的兄弟倆，往往走一天路，然後她的母親和旅伴就會去設法幹幾天活，以便獲得食物再繼續接下來的行程。她們花了一年時間才到達重慶。劉群英生下了一個孩子，一出生就身體虛弱。在日機一次轟炸時，劉群英跑往樹叢躲避但摔了一跤，孩子便死了。
「我們在野外挖一個洞，把他埋葬了，然後繼續我們的旅程，」許多年後她說道，「我的心都碎了。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被埋在哪裡。」
當他們這群人到達重慶後，劉群英嫁給了那個哥哥，不料他竟然是個酒鬼，還喜歡玩女人。他經常光顧妓院。他會把女人帶回家，並要求妻子為他們做飯。最終，她的丈夫永遠離開了，劉群英在重慶戰時救助局下屬的一所小學找到了一份教學工作。她母親和她還接了些洗滌和清潔工作。學校的校長還親自幫襯她一部分工資。之後她又有了一個孩子，是個女孩，患了肺炎，但沒錢買藥，最後「在我的懷裡死去」。
1944年4月，由於未能迫使中國投降，而且面臨著美國將使用中國領土進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日本結束了僵持階段，發動了「一號」作戰攻勢，試圖奪取河南、湖南和廣西等地。這是八年抗戰期間的第二個曠日持久且戰鬥激烈的階段，因為日本試圖實現兩個目標。其一是開闢一條陸上通道，直達日本在1940年就奪取了的印度支那，以便藉助鐵路線將部隊和物資從越南海防港直接運往中國東北，然後用船運到日本本土。其二是要摧毀美國第14航空隊用於轟炸中國被佔領土上和太平洋上日本目標的眾多機場。正是在這次戰役中，長沙淪陷了。
「一號」作戰計劃在西方從來沒有獲得太多關注，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它與戰爭中其他重要交戰同時發生，包括盟軍登陸諾曼底。儘管如此，由於這場戰役跨越了1944年整個下半年，所以成為日本在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進攻，總共投入了17個師團的50萬官兵，其中有的是從東北調遣而來，有的則直接來自日本本土。在中國一方也有著同等數量計程車兵，但一如既往，其中多數士兵營養不良且裝備不足，作戰時通常互相不配合，時不時有人逃跑，有的部隊只顧保留實力，見死不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