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2日，八名美國外交官、軍人和特工在戰時首都重慶登上美國空軍c-47貨機飛往共產黨人總部所在地延安。這條航線幾乎是朝正北方向，飛越600英里，該地所處地帶在政治和地理上把中國一分為二。飛機飛越四川省的亞熱帶綠色山脈和梯田，在中國古都西安略作停留，然後繼續飛行，跨越黃河。從空中看黃河就像是一條寬廣的波狀長帶，不是黃色，更似泥土的褐色。黃河以南是國民政府的領土；以東是日本佔領下的傀儡國（指汪偽國民政府），其正式名稱一如國民政府控制的中國，也為「中華民國」。正北約200英里就是延安，當時有個美國遊客將延安描述為「飽受侵蝕的一大塊高原」，在將近十年前，經歷九死一生的長征的共產黨人就是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隨著飛機接近目的地，作為延安著名標誌性建築的一座明代白色九層寶塔，隱隱呈現在附近一個寸草不生的褐色山丘上。還可以看到有一大群人等候在下面的曠野上，其中有人打著手勢告訴飛行員在哪裡著陸。飛機降落在一些峭壁前面，「延安精英們住的一排排緊挨著的窯洞，就是在這些崖壁裡挖出來的，可以躲避敵人的轟炸」。
當c-47降落在草地跑道上之時，幾乎發生一場災難。飛機的一個輪子陷進一座舊墳，導致飛機下降時向左側傾斜。仍在轉動的螺旋槳撞到地面，從軸上脫離了出來，飛切進飛機前部的機身，幾乎傷及飛行員。乘客和旁觀者在經歷了一番迷茫之後，周恩來，這位中國共產黨溫文爾雅的對外代表，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去，與代表團團長包瑞德上校緊緊握手。和善的包瑞德上校是前任武官，身材高大、粗壯，過去十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中國，中文講得很地道。
美國小組中約有六人是為戰略情報局工作的，該局是中央情報局在二戰時的前身，急於獲得有關共產主義運動的情報，也希望從共產黨那裡獲取有關日本佔領軍及其中國傀儡政府軍隊的情報。在這些特工中有前《華爾街日報》記者雷蒙德·克羅姆利，他曾被派駐日本，是一個日本軍事問題專家。還有查爾斯·斯特爾，他是一個擅長游擊戰的突擊隊老兵，參加過在緬甸的戰鬥行動，他將選擇在華北的日本目標。另一個成員，布魯克·多蘭，曾參加費城自然科學院發起的收集鳥類的探險活動，廣泛遊歷過中國大部分省份，包括西藏，被認為非常熟悉共產黨控制的地區。
級別最高的非軍事人員是36歲的謝偉思（johnstewartservice），同他的朋友、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約翰·帕頓·戴維斯（johnpatondavies）一樣，都出生於中國，父母也是傳教士。謝偉思思維敏捷、口齒伶俐、富有經驗、相貌堂堂，是個地道的美國人，和吉米·斯圖爾特頗為相似，屬於一個極其聰明勇敢又會講中文的年輕外交官員群體，他們的命運與中國和美國詭譎的國內政治有著密切關係。
等候的人群翹首以待貴客多時，所以歡迎的熱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共產黨人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與美國建立自己的關係。周恩來於1943年就曾建議美國派代表團到延安，戴維斯也曾正式將此事提交美國國務院。「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如此不祥地在地平線上顯現，美國政府迫切需要有關他們的第一手情報並同他們接觸。」戴維斯後來如此寫道。
而且，除了美國人和共產黨在重慶的代表——周恩來和他的助手——有過親切交流之外，美國政府對這麼一個到1944年年初已經控制了有著近1億人口的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幾乎沒有直接認知，這是千真萬確的。共產黨是真的在抗日嗎，就像他們所聲稱的那樣？難道他們就像國民黨堅稱的那樣，是屈從莫斯科一心要統治世界的理論家嗎？抑或像史迪威認為的那樣，他們只是些民族主義者，其社會和政治綱領並未超出某種良性的土地改革？
解答這些問題的資訊都是間接的，來源模糊的。駐重慶美國大使館一名外交官撰寫的一份檔案表述了他對有關共產主義運動的印象，彷彿它是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其所標明的來源為「一位身處共產黨控制地區的法國國民」，一位「最近旅行經過那片地區的比利時歐亞混血人」，以及「一位飛機墜毀在中國游擊隊控制地區的美國飛行員」。1944年2月，白宮正式要求蔣介石政府允許派遣美國軍事觀察員去共產黨總部。蔣介石的回覆是他將為這項計劃「提供方便」，但實際上固執地拒絕了。
蔣介石的抵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的要求實際上相當於對共產黨人以及他們所建立的國中之國的非正式承認。然而，國民黨阻止美國與共產黨的接觸，以及就此針對共產黨的全部宣傳，可能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好處，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高斯將其稱為充滿了「明顯的謊言」，「幾乎毫無可信之處」，還「有點荒唐滑稽」。國民黨的宣傳的確如此，儘管其中並非一無是處。在何應欽參謀總長4月時給史迪威的參謀長赫恩少將的有關中共的官方描述中這樣寫道：中共的目的是「儘可能延長中國的抗戰……希望在遠東製造普遍的混亂狀態（以便）奪取中國的政權，作為邁向世界革命的一塊踏腳石」。至於共產黨軍隊，何說，「他們只是一群無組織、無紀律和未受過訓練的烏合之眾」，他們在與日本人合作，而不是與他們作戰。此外，據何應欽所言，共產黨人在他們控制的地區非常不受歡迎，因為他們的政策是「恐嚇人們就範」，但因為「在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央政府的對抗中，總是存在著武裝叛亂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在該地區保持一定數量的軍隊」。美國人估計大約有40萬的政府軍保持著對共產黨人所在地區的封鎖，導致這些軍隊不能被用於抗日作戰。
何應欽的公文與其說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倒不如說是一幅諷刺畫。共產黨人對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造成的長期威脅確實比日本人更大，而且由莫斯科策劃的「世界革命」是他們的終極目標，儘管這一目標比何應欽的看法更為遙遠、更偏理論。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公共關係活動來防止對共產黨的任何有利的看法，不讓其獲得美國決策圈的關注，這對國民黨的生存而言被視為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它推行的政策直接體現了這一目標。在重慶的西方記者不得不忍受嚴厲的審查制度，但無論是審查制度還是頻繁召開的新聞釋出會，都未能真正提升國民政府的公信力，美國大使高斯認為這類釋出會的內容多半都是些「喋喋不休的說教」。對國民黨來說不幸的是，外國記者和外交使團乾脆就不相信由行政院新聞局提出的報告，其中對中國所打勝仗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而日本人的傷亡數字卻大得令人吃驚，精確得令人生疑。任何細節都未曾忽略。有一段時間，國民政府當局甚至禁止使用西方新聞報道里的「通貨膨脹」這個詞——而此時重慶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承受著物價快速上漲的痛苦。
毋庸置疑，這種情況下，在重慶是得不到任何可證實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人的寫照的。的確，在重慶的西方記者甚至都被禁止在他們的發稿中提到共產黨，除非，就像《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哈里森·福爾曼後來指出的那樣，「去引用委員長和其他高階政府官員說的話，指責共產黨‘霸佔國家領土’，‘攻擊國民政府軍隊’，或‘阻礙戰爭的程式’」。外國記者提出想採訪共產黨地區的要求是完全不受歡迎的，隨著對審查制度不滿的增加，提出要求的人也變得越來越多。蔣介石本人的擔心也溢於言表，唯恐任何美國觀察團的「年輕幼稚」的成員會「相信中共的宣傳」，並把他們的輕信轉達給「華盛頓的高階官員」。
一方面意識到操縱輿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在外國人中維持一定程度的信譽，蔣介石真是左右為難。此外，到1944年春，國民政府在河南正遭受日軍「一號」作戰攻勢的重創，同時在陝西又面臨被攻擊的威脅，使得它比以往更加依賴美國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與擔心相反，蔣介石也懷有一定的希望，如果西方記者和軍事觀察員參觀了共產黨的延安總部，他們可能會開始瞭解共產黨的「獨裁」和「欺騙性」的本質。這年4月，蔣介石回覆了以《時代》雜誌的布魯克斯·阿特金森為主席的外國記者協會提交的正式請求，說政府會允許他們訪問延安——前提是共產黨要「確保在共產黨人佔領地區行動和調查的充分自由」。
幾個月後，由少數美國和英國記者組成的新聞代表團奔赴延安，陪同的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官員——用如今的記者辭令來說就是「看護」。不久之後，蔣介石對組成正式軍事觀察團的要求做出了讓步，很快，被稱為「迪克西使團」的軍事觀察團就誕生了，之所以取這個代號是因為它將立足於反叛者的領域。
觀察團到達延安的當天，就與共產黨軍隊的總司令朱德共進午餐，周恩來也在場，他立刻就顯示出他個人的外交技能。「上尉，」他對受損的c-47飛行員傑克·e.錢皮翁（jackpion）說道，「我們認為你的飛機是個英雄。幸運的是，另一位英雄，你自己，沒有受傷。毛主席要我轉告你，你沒有受傷令他感到寬慰。」毛澤東本人也協助確立友善的基調，為《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稱觀察團的到來是「自抗戰開始以來最激動人心的事件」。
很快，謝偉思和包瑞德就同四年後即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者的人們一起吃午飯和晚飯，一起喝茶，並喜歡上了他們。這些人在報告中把共產黨領導人描述為直爽、謙遜，充滿鷹級童子軍的活力，尤其熱忱、平易近人、無戒心、坦率——後面這些品質不言而喻地和蔣介石形成對比，他專橫地隱居在重慶郊外擺滿古玩的山頂住宅，被史迪威稱為「花生米的貝希特斯加登」。多年以後，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高階官員住進了毗鄰北京紫禁城的園林府邸，高高的圍牆和護城河環繞四周。但在延安，他們給美國訪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們的簡樸生活，所住的窯洞裝的是木頭門和紙糊窗戶，傢俱僅有粗糙的桌椅，以及一個搪瓷臉盆架。這不是貝希特斯加登；這更像是福吉谷。
延安的窯洞都是在黃土崖壁的同一高度上挖掘出來，再由幾何狀的陡峭曲折的小路相連線，這種景象本身就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每個窯洞都有一個拱形入口，門前窄窄的一塊平地作為一個小小的菜園子，也許還是雞窩或豬圈，或娃娃玩耍的地方。其給人的印象是規模宏大的某種沙漠營地，就像駐紮在西奈的以色列人，或是在中東的羅馬軍團。窯洞裡沒有室內管道。廁所的位置距離窯洞很遠。窯洞裡的照明靠的是昏暗的煤油燈，取暖靠的是炭火盆，這會散發出大量危險的一氧化碳；觀察團中的一個成員，梅爾文·a.卡斯伯格，是來自聖路易斯的醫生，他告誡同事們烤火取暖時一定要讓窯洞的門開著。共產黨領導人都穿著棉服棉褲，沒有任何軍銜裝飾，他們說自己渴望與美國建立友誼，他們非常堅持這一點，他們也欽佩美國的民主性質。對於幾個月前隨記者團到過延安的福爾曼來說，整個景象是「邊區人民韌性和決心的一個宏偉象徵」。
到達延安僅僅六天，謝偉思就向美國國務院彙報了他的第一印象，這是「極其有利的印象」，與福爾曼的印象非常相似。他說，進入像延安這樣的地區，每個人都要「有清醒的意識，絕不能頭腦發熱」，要充分認識到，那裡的情況不可能與之前的訪問者所描述的一樣好。然而，他繼續說道：「我們全體團員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正在見面的也是不同的人民。」
如他所說，在令謝偉思以及觀察團其他成員印象深刻的畫面中，有一些東西不在構成要素之內——「無論在言語還是行動上，都沒有炫耀和走形式」，沒有「衛隊、憲兵和重慶官場的譁眾取寵」，也沒有「乞丐和絕望的貧困」，而在中國其他地方，這兩類都是不可避免的。「人們說起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普遍帶著敬意（對毛澤東更是懷有一種崇拜之心），但這些人都很平易近人，對他們完全不必諂媚奉承。」謝偉思在報告中如此說道。就抗戰而言，「士氣非常高……沒有失敗主義，而是信心百倍。沒有厭戰情緒」。與此同時，「到處都在強調民主和與普通百姓的親密關係」。他發現自己與另一個已經在那裡的西方記者的觀點完全相同：「我們已經到了陝北的山區來尋找中國最現代化的地方。」最重要的，也許是謝偉思反覆思考著的可能性，即國民黨終將失敗，而共產黨終將成功。「人們情不自禁地會越來越感覺到（共產主義運動）是強大和成功的，而且在它身後有著強大的動力，並把自己與人民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因此它是不會輕易地被消滅的。」在這一點上他是完全正確的，這個觀點後來也被美國國務院的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所贊同。
到達延安一個月後，謝偉思獲邀與毛澤東會面，時間整整延續了8個小時。在此期間，這位共產黨的主席向這個低階別美國外交官，來自重慶使館的區區二秘，請求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毛澤東說，他希望美國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而且在戰爭結束後仍然保持下去，因為，戰爭的結束將意味著軍事觀察員們的撤離，而美國官方機構的存在將能阻止國民黨的進攻。毛澤東要求美國人對蔣介石施壓，促使他進行民主改革，以使共產黨可以參加政府。他憂思忡忡地說道，如果國民黨不搞自身改革，就會有內戰，然後美國的武器將被用來對付共產黨。為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毛澤東要求美國的援助分配給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共產黨。他告訴謝偉思，中國認為美國是「理想的民主」，而且是對國民黨的專制的一種約束。
9月，戴維斯來到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人會談，在此他也與兒時的朋友謝偉思會合了。對他們兩人來說，戴維斯的出現從某種角度來看肯定是一個動人的甚至是不祥的事件。同謝偉思一樣，戴維斯出生於四川，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成員，力圖把耶穌的光明帶給中國，然而戴維斯和謝偉思長大之後都沒有分享他們父母的傳教使命。相反，他們加入了美國的外交部門，在美國參戰之後，兩人最終都成了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的總部設在新德里，但經常前往中國、華盛頓特區，甚至莫斯科和開羅（1943年列席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和蔣介石的峰會），在那次會議上他評估了諸如英國和蘇聯在戰爭中的目的，以及它們如何不同於中國和美國的目的等問題。為此，他贏得了思想獨立、坦率、具有不尋常能力的聲譽，他能深刻地揭示出在戰時，尤其是在美國人中很常見的痴心妄想。
例如，有些人崇拜丘吉爾，覺得英國和美國在戰爭期間發展一種特殊關係是完全正常的，並且相比亞洲戰場，美國同意給予歐洲戰場更多優先考慮，從而使得中國需要的轟炸機反而被英國拿了去，也是理所應當的。但戴維斯警告說，在亞洲人眼中，英美之間的親密關係使人感覺「我們已經與英國結盟組成‘白人統治集團’，從而把西方帝國主義重新強加給亞洲」。在另一份具有先知般準確性的報告中，他警告不要採取「措施把我們自己投入殖民帝國主義中去，以免我們發現自己與一種過時的體制結盟，徒勞地去反對很可能得到俄國支援的不斷高漲的亞洲民族主義浪潮」。換句話說，不要被捲進英國在亞洲重建其殖民帝國的目標中去（或法國的類似慾望），也不要容許斯大林去支援亞洲的某種新秩序，而美國卻仍然緊緊抓住過時的腐朽殘餘不放。這是極好的建議，儘管一代人之後這項建議沒有能夠在越南得到遵循，那裡另一種民族主義暨共產主義的革命正在形成。
戴維斯還理解美國人的傾向，他們從學校教育中接受了這樣的樂觀信條：「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只要你有膽量、決心、魄力去做就行。」這往往會高估純屬善意的可能性，特別是在面對不可消除的和相互衝突的亞洲野心的時候。「我們的一個重大失誤，」他在1943年評論美國要求蔣介石讓史迪威直接指揮他的軍隊時寫道，「就是給中國人下命令——這是徒勞無益的。」有一個戴維斯與謝偉思倆人都能理解而他們的許多上司——在這個例子中包括史迪威——卻不明白的問題，就是要想改造中國的國家軍隊，首先就必須改造中國的政治，然而這種改造會被蔣介石認為是對他的專制政權的一個嚴重威脅。
在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他們兩個人形成了一個小團體的核心，這群人對中國政府的本質和前景做出了現實的評價。儘管美國多數高階官員都相信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對中國的未來是不可或缺的，他們卻看到了蔣政權的腐敗和不得人心。他們深信，在國共兩黨之間打造一種合作關係的美國官方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接受對方的條件並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完全相信，美國需要找到與共產黨建立聯絡的一種方式，同時保持其與國民政府的最重要的關係，而不是去等待中國統一那個歡樂日子的到來。就此而言，這第一個理由是完全符合美國的政策的，即在抗日戰爭中爭取共產黨的支援。美國在中國所做的一切，從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的新師團到鼓勵國共兩黨捐棄分歧，確實都是朝向這個目標的。
但是，戴維斯和謝偉思還有第二個目標，這個目標能被接受的範圍則大大縮小了——事實上，也從未被接受作為美國的官方政策——但這個目標對毛澤東所表達的呼籲表示了極大同情。如同大多數實實在在紮根於中國的中國通那樣，戴維斯和謝偉思逐步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抗戰結束之後中國將會爆發內戰，而共產黨會贏得這場戰爭。誠然，國民黨不僅被看作中國合法政府的執掌者，也是一個勇敢且不可缺少的政黨，一個新興大國的必然的未來領導者，這一點不光是報刊上的描繪，美國政府的高層決策者，尤其是羅斯福總統，也都是這樣認為的，儘管帶有幾分疑慮。
對於這種傳統觀點，謝偉思、戴維斯和其他腳踏中國實地的中國通們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迫切地表示不相信。他們感覺到國民黨已經喪失了革命銳氣，在普通中國人中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在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中就更加不得人心了。國民黨上下各級充滿了玩世不恭的大小暴君，導致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已無改造的可能性。這意味著沒有失去自己的革命銳氣並且利用戰爭來建立眾多敵後根據地的共產黨，將要上臺掌權。
「未來衝突的界限是在當前衝突的程式中形成的，」戴維斯在1943年寫道，「我們現在可以確信在我們這個時代進一步的戰爭與革命。」在訪問延安後，戴維斯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共產黨是否即將接管全中國？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是的。戰後蔣介石唯一的生存機會，戴維斯寫道，是依賴美國「以相當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規模進行干預」，但戴維斯知道，美國不可能在把它的軍隊從歐洲和太平洋撤回家之後立馬再派遣100萬兵力去參與中國的內戰。這就是為什麼戴維斯在延安拜訪毛澤東之後幾星期就寫道：「共產黨人肯定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並且中國的命運不在蔣介石手上，而在他們手上。」
戴維斯的希望和預期是，加強與中國未來的必然統治者的合作關係將促進美國的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導致共產黨人減少對蘇聯的依賴。美國能夠在抗日戰爭中得到它發現很難從國民政府得到的那種幫助，同時它可以給共產黨選擇餘地。通過與共產黨商討軍事合作，戴維斯想鼓勵他們去考慮戰後他們可能會在美國有朋友。他後來寫道：「我希望我的興趣的表露可能會有助於啟用這樣的考慮，也許美國能夠取代他們與蘇聯之間因飽受戰爭蹂躪而急需的團結。」
對美國來說，這種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得取決於中國共產黨人的赤色程度，以及他們如何在意識形態上致力於國際無產階級的全球勝利。戴維斯和其他中國通估計，他們既沒有赤化到極端程度，也沒有在意識形態上陷得那麼深。在隨後的歲月中，很多中國分析家承認，戰時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摻雜著不少的一廂情願。「我顯然低估了中國共產主義執政黨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以及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的靈巧手腕。」戴維斯就如此寫道。「正如我現在所看到的那樣，明顯依據後見之明，」包瑞德於1969年坦言，這一年中國深陷於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之中並大罵美國，「我在1944年所犯的錯誤就是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看作美國的敵人……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信條在我眼裡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同樣是一種詛咒，但那時我太天真了，以至於我會認為共產黨的中國成員首先是中國人然後才是共產主義者。」
戴維斯相信，不管美國的專家們怎樣看待中國共產黨，他們都將要上臺掌權，這意味著把他們從蘇聯懷抱裡爭取過來的努力不會讓美國損失什麼，即使嘗試失敗了也不傷皮毛；但如果成功了，就會獲益匪淺。正如他後來所說的，他確信「對某種教義的信仰是容易枯萎、腐爛和墮落的」，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可能會是「退縮者」。他們「只要在國內外壓力的驅動下就會重新燃起革命激情」，這不是像亨利·盧斯的《時代》雜誌公司那樣作為公眾輿論堡壘的觀點，這家公司在整個戰爭期間都一直在美化蔣介石的名聲，即便它曾警告過共產黨人接管中國的可怕後果。
但是，從史迪威開始，在中國問題專家、記者和許多在華軍事顧問中，有兩種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在發展。其一是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失望和憤怒，這點我們已經在史迪威、美國國務院中給他擔任顧問的職業中國通，以及一部分記者身上見識過了；其二是對毛澤東充滿希望，這種希望存在於許多上述人群中，他們欽佩共產黨，因為共產黨人沒有蔣介石那種飽受詬議的性格特點，對日本人的侵略逆來順受，還為消極不抵抗找出一大堆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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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了一個爛攤子，」二等秘書謝偉思在1944年3月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急件中寫道，「眼前看不到任何規模較大的軍事行動……內部動盪激烈且不斷擴大……造成這樣整個令人遺憾的局勢，蔣介石，唯有蔣介石，是該負責任的。」在迪克西使團動身前一個月，美國大使克拉倫斯·高斯在給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的電報中說，一種「普遍的憂鬱和一種沮喪並帶點失敗主義的態度正在重慶的中國官員和其他各界人士中蔓延開來」。國民黨領導的政府，高斯說道，未能對日本在河南的進犯「做出任何明顯的抵抗」，當時河南是日軍「一號」作戰攻勢的主要目標。中國農民，深受他們自身「悽慘狀況」的折磨，對中國軍隊極其不滿。而在中國的城市中心，「官員、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都對蔣委員長提出了隱秘而可怕的批評；批評他把所有權力和權威都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批評他目前對國內外問題所持的反覆無常、多疑和暴躁的態度……批評他對蘇俄的懷疑態度以及因為一直未能以此種懷疑來影響美國而耿耿於懷」。
現在回想起來，很容易看出，蔣介石對於蘇聯的憂慮和他希望說服美國接受他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在當時，斯大林是勇敢的盟友，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首當其衝承受著納粹的進攻，過度地懷疑這樣一個盟友不是美國人的風格。羅斯福總統概述了美國的觀點，他在1942年向丘吉爾保證，他能「比你的外交部更好地對付斯大林」。他的一些顧問警告說，斯大林在戰爭結束後將吞噬所有國家，羅斯福的感覺卻是，「斯大林不是那樣的人」。目前尚不清楚高斯眼中的斯大林是個什麼樣的人，但他對蔣介石所持的總體上厭惡的態度似乎已經促使他排斥蔣介石，即使蔣是正確的。
這就是戰時許多美國人在越來越蔑視國民黨的同時轉而被共產黨迷住的心理機制（反應敏銳且冷靜堅定的高斯不在其中）。美國新聞界在報道中國時也並非鐵板一塊，事實上，許多駐華記者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一直認為中國國民黨是反對日本佔領者的英勇抵抗戰士。但是，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悲觀看法在1944年就時不時地出現，到1945年時則越來越擴散了，這種情況也傳遞給美國公眾，蔣介石自己也意識到了此點。「在美國，人們對中國的公眾輿論已變得越來越挑剔了……如果我們犯了錯誤，我們就必須立刻加以糾正。」這年3月他對自己最親密的顧問如此說道，謝偉思就在那個時間裡因中國的「令人遺憾的局面」而指責他。
1943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分析文章很好地總結了對蔣介石日益增多的懷疑，這篇報告由德高望重的軍事分析家漢森·鮑德溫（hansonbaldwin）執筆，早些時候他因報道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而贏得了普利策獎。所有那些有關中國戰勝日本的早期報道都是不正確的，他如此寫道。「毫無疑問，中國與日本的大部分戰鬥都是失敗的」，日本兵「只要願意隨時可以去中國的任何地方，因為中國的防禦不堪一擊」。鮑德溫寫道，在中國政府官方公報有傾向的鼓動下，人們對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存在著一種誤解或曲解。不同於在俄國的德國軍隊，日本人在他們已經佔領的大片中國土地上正力圖實施治安管理，而不是去奪取新的領土，鮑德溫寫道。他們出動部隊「掃蕩」，從而「打亂中國軍隊的進攻準備」。在他們撤回到原先的據點之前，他們有時會與中國軍隊發生小規模衝突，因此會遭受傷亡，這些小衝突卻被官方公報誇大成「激烈戰鬥，並且通常的日軍退回原先的據點變成了重大的戰略‘撤退’」。
鮑德溫在發表於《讀者文摘》的上述文章的姊妹篇文章中詳細闡述了他的觀點，並加入了更多細節，其標題是《對華的如意算盤打得太多》。但是，儘管他對軍事形勢的洞察力特別突出，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鮑德溫自己的想法中卻也保留著一些一廂情願。雖然中國軍隊是「弱小的」，他在《紐約時報》的分析文章中寫道，「以一個人——蔣委員長——為象徵的自由中國的抵抗意志，還將是東方事務中的主要決定因素」。
戴維斯和史迪威都認為這種言論是譁眾取寵，但也沒有迴避利用非官方渠道的努力來影響公眾輿論。他們兩個人1943年時都在華盛頓，戴維斯為史迪威安排了幾次會議，其中包括在《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尤金·邁耶的家中與二十多位記者的會見，在此期間，史迪威闡明瞭他對蔣介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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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氛圍中，外交官、軍官和記者們紛紛把共產黨看成一個充滿希望的替代者。這種情況的出現也許並不奇怪，它還是被一批具有開拓性思維的記者培育多年的觀點，其中最出名的當屬埃德加·斯諾，這位年輕、敏銳、愛冒險的左翼中國問題專家，他在1938年年初出版的《西行漫記》（iredstaroverchina/i）一書，用熱情洋溢的文學語言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介紹給美國公眾。1936年斯諾在毛澤東和他的同事身邊度過了大約四個月，就在共產黨避開國民黨的「圍剿」並在陝西建立了一個新的根據地之後不久。在許多漫長的夜晚裡，斯諾獲准對毛澤東進行了非常有價值的連續採訪，由此誕生的這本書的第一版在出版之後第二天就賣出了4800本，並在之後的數月裡一直名列暢銷書榜單。
《西行漫記》一書的影響極其深遠。藉助於出色的寫作和可信的第一人稱敘述，「中華蘇維埃」——共產黨通常的稱呼——突然間變得舉世皆知，呈現於一度生活在傳聞和謠言的陰霾中的西方公眾面前，在書中共產黨人被描述成光榮和驚險刺激的冒險故事中的英雄。這裡有男人，也有一些女人，他們戰勝了蔣介石頑固的要消滅他們的企圖，他們經受了長征的艱苦卓絕、死裡逃生的火線考驗，現在正在與應受譴責的日本侵略者打一場聰明機智、鬥志旺盛並有膽有識的游擊戰爭。
「如果這本書被正確解讀的話，」《紐約時報》的評論者讚賞道，「紅色中國的重要意義就不在於它是紅色的，而在於它是中國人的，並且它可能預示著長期預測的中國人民的‘覺醒’，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最終失敗。」這位名叫達弗斯（duffus）的評論者，在抨擊他所稱之為中國的「中世紀異教徒的」恐怖，當然還有日本竭力使中國淪為「帝國農奴制度」的圖謀時，也沒忘記提及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領導人是如何「背信棄義、唯利是圖和腐敗無能的」。達弗斯的評論引用了斯諾的話，內容是「毫無疑問，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成千上萬的人起身迎接這希望和自由的象徵」。
《西行漫記》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新聞界的一個經典，但它也是一個精心策劃和完美實施的公共關係妙招，在其中出謀劃策更多的是共產黨人而不是斯諾本人，共產黨選擇他來向世界釋出自己的故事。蔣介石政權禁止在中國的報紙上哪怕是提及共產主義運動，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就想要在西方媒體上為自己贏得關注。有力的證據表明，他們確認斯諾為合適的人選便邀請他去共產黨的大本營。因為他儘管政治上左傾，但仍享有獨立自主的名聲——不像那些旅遊記者同行，他們毫不隱瞞地披露他們對共產黨的偏愛。共產黨試圖在世界輿論面前結束自己的孤立狀況，而斯諾恰恰就具有這種努力所需要的可信度。
斯諾於1928年來到中國，當時他還是個雄心勃勃並渴望成名的年輕人。他一開始在上海，在那裡他結識了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一位叛逆、女權主義、親共、反國民黨的作家，還有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與她的妹妹、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相反，宋慶齡已經成為蔣的反對者以及蔣的「白色恐怖」的極具影響力卻幾乎碰不得的批評家。直到1935年，斯諾與他的妻子開始到北京（當時叫北平）生活，為《週六晚郵報》撰寫有關中國的報道，這份報紙的發行量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報刊中位居第二。他還為《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寫文章，這兩家報紙任命他為特約記者。
在北京，斯諾和他那優雅、魅力四射且同樣雄心勃勃的筆名為尼姆·威爾士的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結識了北京的學生，並幫助他們在1935年年末組織大規模示威活動反對日本，也反對打共產黨而不打日本人的國民黨政策。示威活動後不久，有個年輕人與斯諾夫婦取得了聯絡，他的名字叫俞大衛——中文本名叫俞啟威。他是共產國際在華北的代表，共產國際是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組織，給蘇聯之外的共產黨提供幫助、建議、鼓勵、資金，並往往控制它們。俞大衛二十四歲但頗有身份。斯諾夫婦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是他們在北京所結交的唯一一個共產黨員，當時的北京幾乎不存在共產黨的組織。在俞大衛為共產主義革命所做的貢獻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把他在上海的女朋友，女演員江青吸納入黨，這個江青很快就去了延安，併成為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而且多年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一個激進的煽動者的作用。
斯諾想訪問共產黨人的根據地，就是當時環繞著古老城牆的寶安，位於他們未來的家的所在地延安的北邊。他在給編輯的信中寫道，他即將動筆寫的是「涉及某一個關鍵地點的世界性的獨家報道，有關這個地點的文字已有數百萬，但根據的都只是道聽途說和有高度偏見的政府報告」。他向俞大衛表示了他的希望，俞大衛似乎已經幫助安排了來自共產黨領導人的邀請。斯諾從宋慶齡那兒也得到了幫助，他在上海時曾去拜訪過她並要求利用她與共產黨的影響力，以確保他們同意為他的旅行開綠燈。
由此可見，這次旅行是斯諾主動提出的，但在西安事變停止了蔣介石的反共戰役的幾個月之前，共產黨人也有著相似的考慮。具體來說，和毛澤東一樣，斯大林也一直在尋找各種方法來逼蔣介石結束他的反共攻勢，轉而打擊日本侵略者。正如我們所知，斯大林深深憂慮著日本會輕易地在華北獲得勝利，然後可以隨意打過邊境直取蘇聯的西伯利亞。而毛澤東則擔心蔣介石會與日本求和，以便可以騰出手來，利用共產黨軍隊在江西的戰役以及在長征中大傷元氣的機會，繼續發動攻勢來剿滅共產黨。「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一位歷史學家在評述斯諾的開創性訪問時寫道，「並迫使蔣介石放棄他的血腥立場，就像斯大林所看到且毛澤東也逐漸同意的那樣，必須開展一些引人矚目的公關活動來賦予革命者正確性，從而在世人眼中將其視為合法的、受歡迎的中國政治運動。」
斯諾與毛澤東相互配合完美：前者，如他的一位傳記作者所言，是「一個尋找文學聖盃的浪漫冒險家」；而後者則將自己視為《三國演義》中草莽英雄的一個化身，毛澤東在年輕時就看了這本有關中國漫長曆史中一個動盪時期的恃強凌弱的經典作品。毛澤東給斯諾講述的在江西的游擊戰故事、長征途中所經歷的危險和艱辛，以及毛的愛國抗日激情等完全符合斯諾他自己對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的仇恨、他對中國的鬥爭的認同、他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厭惡，或許最重要的是，他對創作一部史詩般作品的渴望。
斯諾對共產黨的明顯偏袒在他所受到的接待中得到了充分的回報。在八路軍一路護送下，他到達了一個小鎮，在入口處迎接他的有一條橫幅，上面寫著「歡迎美國國際友人視察蘇區」。當他穿過古城牆的城門進入城內時，軍號響起，來自三個紅軍師計程車兵列隊唱歌、喊口號，並在他經過時向他敬禮。「我感覺，」斯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就像一個佩劍外巡的大元帥。」他每天早晨去一個地方同西北地區蘇維埃政府的三名成員一起打網球。他教在寶安的領袖們的妻子玩拉米牌戲。當他於10月12日離開寶安時，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領袖，除了因睡得晚出名的毛澤東之外，都來為他送行，高喊「斯諾同志萬歲！」
斯諾同志！斯諾自己並不認可這個尊稱。儘管如此，他並未持中立立場，也絕非多疑的觀察者。他是一個有才華和進取心的年輕人，且極具文學才華，扮演著法語中承諾人（l’hommeengagé）的歷史角色，投身於他那個時代的偉大事業。斯諾本人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週恩來在1941年告訴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稱斯諾根本不理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時，這並不是想給他掩蓋什麼。他確實是個典型的美國人，一個年輕的唱詩班歌童，一個鷹級童子軍，一個發現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故事之一的民主自由的信徒。然而，他對毛澤東的認同，也許是因他在中國革命歷程中探索出的有利職位，導致他一直堅定不移地擁護毛澤東和中國革命。在這一過程中，斯諾變成了毛澤東的辯護人。他因此而遭受了折磨。在後來的生活中，他發現幾乎無法在美國找到一個記者或作家的工作，因為他被看作在盲目推崇某個黨派，是一項名聲不佳的事業的鼓吹者，這就是他。
斯諾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他屬於在不同程度上對國民黨不屑一顧而對共產黨贊成喜好的一群人——從共產黨事業的狂熱支援者到更清醒的時局評估者，他們更強調民族主義和民主，而不是意識形態和強硬路線。在這個未經組織的群體中，有外交官、軍官和記者，最終他們在美國社會生活中被割裂開來，構成了一個痛苦的、勢不兩立的部分，他們的意見被置之不理，他們的職業生涯被徹底斷送，而中國和美國也在一夜之間成為敵人。
這個群體裡的一些人，特別是對華外交專家，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就已經在北京相互結識了，他們當時都很年輕，被中國的浪漫所吸引，充滿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厭惡，也因看出了國民黨的鎮壓本質而對其十分反感。其中有美國公使館會說中文的官員，如謝偉思、約翰·戴維斯、雷蒙德·盧登，以及斯諾在北京的最好的朋友o.埃德蒙·克拉布，他們都作為對華外交專家而佔據重要崗位。像斯諾一樣，他們後來也都因受到指控而被蒙上陰影，這些指控輕則是過分天真幼稚，重則是在描述共產黨的時候背信棄義。大力促成斯諾赴陝西之旅的正是克拉布，就像他的美國公使館的同事一樣，希望藉此而打破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資訊封鎖，以便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並能夠就此準確地向國務院做出彙報。
這夥「老北京」中有幾個於1938年在漢口再度相聚，在那裡又有幾個人加入其中，這幾個人在後來有關中國的火力兇猛的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漢口是長江邊的工業中心，南京失陷後，有好幾個月成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之後它才繼續沿長江向上遊遷移，通過雄偉的長江三峽，更長久地定都重慶。戴維斯在那裡是作為外交官員。史迪威是武官，陪同他的是他最親密的助手，傑克·多恩上尉（後為將軍），朋友們稱他為「平基」（pinky，意為較激進的）。一些在美國捲入戰爭之前幾年裡就在報道中日戰爭的記者也遷到了漢口，其中就有因新著《西行漫記》而剛出名的斯諾，同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其他一些左翼記者，包括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英國人胡德蘭（fredaut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合眾社的傑克·貝爾登，他是史迪威頻繁出遊的伴侶，後來在1942年還曾陪伴後者參與了著名的緬甸大撤離。埃文斯·卡爾森是名海軍陸戰隊軍官，他也在漢口。在斯諾訪問華北之前，他就已經在那裡觀察八路軍了。當卡爾森被禁止公開表達自己對共產黨的欽佩之後，他就離開了海軍陸戰隊。
他們自稱為鬥爭到底者，就是這十來個在漢口的英美人士。大家都知道，漢口這個城市是日本鐵甲車沿長江流域橫衝直撞無情進犯的必經之地。戰爭正在迫近，情形有如戴維斯所說的那樣：「空襲、軍隊調動、前線撤下的傷兵，以及街頭的蘇聯‘志願’飛行員和德國的軍事顧問，在敵人到來之前逃離家園的成群結隊且茫然失措的難民，在城裡四處奔波往牆壁上貼上愛國海報並呼籲大家抵制敵人的學生，最後還有在主要建築物裡埋下炸藥以用焦土來迎接侵略者的共產黨人。」外交官們、記者們和其他一些人那時常常聚在一起吃飯和談話，地點是戴維斯的公寓，位於宏偉的滙豐銀行大廈內，或到羅西餐廳去，話題總是有關日本及其犯下的不可饒恕的暴行，有關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
這些鬥爭到底者相互之間頗為欣賞，根據《紐約時報》的迪爾曼·德丁所言，「在漢口的記者和美國官員之間有著密切的合作和友誼」。德丁稱他們的共同點為他們對中國及其在日本人蹂躪下所受苦難的「深深的同情」。其中，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都是不加掩飾的共產黨的崇拜者，也是理所當然的國民黨的反對者。像戴維斯這樣更為冷靜的分析家以詼諧的超脫態度去看待這些狂熱的親毛派，認為共產黨代表著自由和希望的曙光這一觀念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甚至斯諾的一些朋友也指責他不該寫一篇親毛狂想曲，應代之以客觀的、持懷疑態度的報告。儘管如此，該群體中的記者們所創作的作品主體還是有利於共產黨並詆譭國民黨的。早在1934年，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出版了《中國紅軍在前進》，書中依據的是同共產黨的指揮官們的訪談，它滿懷激情地敘述了毛澤東所領導的在中國中南部的江西省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早期努力。史沫特萊後來還出版了兩本書，都充滿了對共產黨人的熱情洋溢的描述。其一是1939年的《中國在反擊》，其二是1943年的《中國的戰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人類的五分之一：中國為自由而戰》出版於1938年，屬於相同的政治體裁。不甘心屈居於她丈夫的盛名之下，海倫·斯諾也造訪共產黨地區，並於1939年以尼姆·韋爾斯之名出版了《續西行漫記》，這本書像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是一本滿腔熱情的親毛作品。此外，還有不少尋求冒險經歷的年輕美國人在三十年代末期也去了中國，其中有些人寫了一些書，雖然今天已被遺忘，但這些書強化了共產黨游擊隊的英勇形象和日本佔領者的醜惡嘴臉。《人道的努力：中國戰爭的故事》是由一位名叫霍爾多·漢森（haldorehanson）的年輕男子所寫，他曾隨共產黨軍隊在敵後行軍，《紐約時報》在1939年預告此書為「對一個處於征服者世界裡的另一個世界的驚心動魄的描述，他們在刺刀的陰影中過著自己的生活，但有時因日本人那迦太基式的報復而付出最終的代價」。很難確切地說清楚這些對中國革命者的描繪究竟在什麼程度上滲透到了公眾的意識中去，或形成了外交官們後來的看法的背景。斯諾、史沫特萊和其他人寫的書的影響力被盧斯那發行量巨大的《時代》和《生活》雜誌所抵消，這些雜誌對國民黨的描繪與左翼人士對共產黨的描繪幾乎是同樣充滿溢美之詞。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另外有許多分析師，他們絕非左派或親共的浪漫主義者，也以他們更清醒的方式選擇了自己的立場。這主要反映在官方的政府通訊中，而他們的立場竟然與斯諾和史沫特萊的立場沒有多少區別。史迪威是個註冊了的共和黨人，政治上保守了一輩子，卻認為共產黨的目標是「合理條件下的土地所有權」。邁瑞爾突擊隊的指揮官弗蘭克·邁瑞爾在邁克·曼斯菲爾德於1944年年底視察中國時告訴他說，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與莫斯科結盟，他們根本上不過是對土地和稅收改革感興趣的一箇中國的農民集團」。
曼斯菲爾德自己對共產黨人的結論是：他們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在一個非常民主的政府體系領導下控制著9000萬人。至於國民黨，它
遭受痛恨的程度逐日增加，這是由於人民害怕軍隊和稅吏的態度；農民的反抗，省級領導對政黨的批評，學生（原文如此）對徵兵的反抗以及許多中國人不惜一切投奔美國，而且一旦到了美國就再也不想離開，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這一點。國民黨是腐敗的。它口頭講民主，但行動上卻獨裁。世界上最糟糕的審查制度就在重慶，而且每十個外國人就有一個偵探盯梢……自由派人士的會議會被國民黨惡棍侵擾，密探無處不在，以至於人們都不敢說話。
國民黨人自身以及他們的對手都有著這樣的看法，認為共產黨盡了最大努力去促進一場其後成為創造性的、多方面的宣傳活動來影響美國公眾輿論並贏得美國政府的支援，特別是在美國於1941年年底加入太平洋戰爭之後。策劃並實施這項努力的就是周恩來，一個卓越的人物，一個有著魅力四射的個性的名人，一個外交天才。
周恩來與美國外交官和記者的接觸始於短暫的漢口時期，當時，根據還處於早期善意階段的統一戰線的條款，他是駐國民黨首都的中共正式代表。他非常平易近人，駐漢口的美國和英國的外交官及記者隨時可以與他聯絡，這種做法在重慶的整個戰爭期間他都一直在延續。1942年5月，周恩來給了埃德加·斯諾一封信，要求他轉交給勞克林·柯里，羅斯福的白宮首席助手之一，信中列舉了共產黨人對日本人的軍事勝利，並且第一次要求美國將對華援助的一部分直接給予中共。周恩來很快提出了最終成為迪克西使團的建議，並擴充套件了他的新聞魅力攻勢，從著名的左派如斯諾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到更為中立的新聞界主流成員，他們的人數在珍珠港事件後已大為增加。周恩來也知道，這些記者會變得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越來越失望。
僅在幾年前，周恩來的頭顱還被高額懸賞。現在，因為統一戰線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所謂聯盟，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重慶。在重慶時，他保持著活躍的社交日程，非常隨和地在晚宴和招待會上結交美國外交官和記者，給他們講解中國，不厭其煩地向他們保證共產主義運動的合理性，國民黨右翼的背叛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能夠做出的貢獻，只要美國允許他們的話。周恩來是如此從容不迫，如此善於表達，他的分析如此經驗老到，如此世故練達、富有教養，以及看上去真摯忠誠，以至於大家很少把他看作中國兩個競爭的主要武裝政黨之一的成員，而更多是作為一個朋友、一個可靠的訊息來源，就像某些記者所稱他的那樣。
「周恩來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不論是細節還是整體，他可以輕鬆地回憶起日期、引言、經歷和事件。」1941～1945年在重慶的《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後來如此寫道，他說在他早年旅居中國時就已經和周「成為朋友」。白修德是二十世紀中葉那幾十年裡最好、最出名的記者之一，他非常真摯地崇拜周恩來，他寫道，周「是並列於約瑟夫·史迪威和約翰·f.肯尼迪的三個我所見到並認識的偉大人物之一，在他們面前我幾乎完全停止了懷疑或者質疑的判斷力」。後來他明白了周恩來是「一個傑出和無情的人，同本世紀共產主義運動造就的任何人一樣」，但是他「有著一種獨特的方式，能令人著迷、充滿感染力、引人矚目並似乎能分享信任。我不能否認，他徹底贏得了我的感情」。
能表明周恩來一生特性的是他隱藏極深的嚴厲以及他對革命事業的全身心投入。周恩來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風格、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使他更像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創立了共產黨的那些溫文爾雅、人文主義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在之後激進階段接管共產黨的那些初出茅廬、才疏學淺、缺乏教養的狂熱者。他出生於一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昔日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但隨著清王朝的崩潰而家道中落的那種。周曾在天津的南開中學學習，這是一所非常優秀的中國高中，類似亞洲的伊頓公學或哈羅公學，是一所現代化、改良主義、有公德心的學校。他學習英語，是學生報紙的編輯，演過話劇，並作為班上尖子生完成學業。然後，就像很多中國的優秀年輕人一樣，周在日本度過了幾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回到中國。
在北部港口城市天津，周恩來加入了秘密的「覺悟社」，這是眾多反對中國軍閥政府並探討民族振興不同想法的研究團體之一。像許多這類學生一樣，周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甚至遇到了幾個知識分子學者，他們受俄國布林什維克革命成功和前景的鼓舞，在1921年創立了中國共產黨。1921～1924他是在歐洲度過的，先到倫敦再轉柏林，但多半時間居住在巴黎。正是在那裡，他加入了共產黨的組織，併成為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的海外支部的領導人，然後，在共產國際的密切指導下，與國民黨聯合進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當週恩來回國後，他早已深入參與改造中國的運動並受到高度重視。雖然只有26歲，但他被任命為位於廣州珠江江畔的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建立此校的目的是要組成一個現代化的、有技能的中國軍官團。該學校由另一個影響中國未來的人領導，他就是瘦削精幹的蔣介石。周恩來的工作是按照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去指導學員，當時的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一樣，是一個由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的革命政黨。
正如我們所知，第一次國共合作一直持續到1927年，這一年蔣介石發動了針對共產黨的先發制人的政變，從那一刻開始，周恩來就處在蔣介石的對立面。與蔣對立就意味著與國民黨特務進行秘密和殘酷的殊死鬥爭，後者的任務就是追捕並殺死共產黨人。
周恩來的這部分歷史，一直未被後來他在重慶的美國朋友所發現。以假名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不斷地更換安全藏身處，從來不出現在公眾面前，他是共產黨的情報和政治保衛機關「中央特科」的創始人，其中包括被稱為紅隊的一組刺客。1931年，周恩來的一名特工，名叫顧順章，被國民黨警察捕獲後禁不起拷打，出賣了情報，導致在上海的一些共產黨特工被捕和被暗殺。不久之後，周恩來的另一個特工，因不遵守周恩來的命令與情人在旅館度過了一宵而被捕。這個特工在被殺之前受到折磨，洩露了周恩來的身份，這迫使他離開上海去了毛澤東在江西的農村根據地。
這段歷史表明了在中國這幅畫作裡面的基本元素。被稱為第二次統一戰線的合作伙伴關係，是為了抗擊日本而建立的，其在理論上使得中國兩個最大的政黨成為朋友和同盟，但它們之間一直延續下來的鬥爭的深度和致命性給彼此留下不可磨滅的仇恨和不信任，特別是在一個缺乏政治上和平競爭經驗和傳統的文化裡。因此，短短幾年前還身陷謀殺和復仇博弈之中的周恩來，如今來到了這裡，在國民黨的臨時首都開闢天地，從事政治社交和說服這門高雅藝術，定期與外國記者和外交官會面，並試圖說服他們相信共產黨是通情達理的和值得信賴的。他與他的六個工作人員住在重慶一條深巷內一套搖搖欲墜的老宅裡，每當下雨泥漿就深及足踝。房子裡有個客廳，擺著幾把椅子和一張沙發，全都覆蓋著「同樣的藍色粗布，中國農民和工人所穿的衣服用的就是這種布料」。
除了毛澤東之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精英，包括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董必武——「沒有人能顯得更加溫和，更加纖弱，更加親切」，白修德如此評論他——在內，美國來訪者可隨時見到。周恩來的辦公場所的閒適樸素，尤其是與蔣介石官邸那令人生畏的排場相比，給人留下極大的好感，與延安福吉谷般的營地十分相似。
這裡有個人具有一種濃妝淡抹總相宜的魅力。她是一位名叫龔澎的女士，是周恩來的一個助手——「他個人最喜歡的，也是我最喜歡的。」白修德這樣說她。白修德還補充說，她「是我所遇到的最美麗的中國女人」。那時龔澎常常把共產黨的每日簡報轉交給外國報刊，並把一摞摞最新的延安無線廣播稿副本帶到市中心的記者招待所，然後分發給住在那裡的各國記者。白修德說她是一個「軍閥」的女兒，作為一個來自延安革命聖地的抗日遊擊隊戰士，她是「一個真正的拿手槍的女英雄」。這增強了她對白修德的吸引力，因為白修德自己從內心深處就是一個浪漫的人，容易發生一廂情願的迷戀，所以他對龔澎的描述有些誇張，龔澎其實並不是軍閥的女兒，也從來沒有佩帶過手槍。雖然如此，她仍然是在那些年裡大量投奔共產主義事業的年輕人的典範，那些年輕人幫助形成了具有共產主義魅力的風氣與政治時尚。
龔澎的父親與蔣介石在同一個日本士官學校求過學，他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發揮了突出作用。他在那個事件中的故事激勵了他的女兒，令她從小就愛讀中國的羅賓漢小說。新的共和國誕生才三年，其總統袁世凱，也是原清帝國軍事統帥，宣佈自己為新皇帝，龔澎的父親隨即發表了一個宣言，譴責袁世凱復闢帝國，他因此被迫逃離中國以求生存。他帶著家人去了橫濱，1914年龔澎在那裡出生。她出生時名為龔慶生，這是佛教語彙，意思是「慈悲眾生」。
幾年後，袁世凱在全國抵制他的統治的浪潮中去世，龔澎全家搬到了上海。在那裡，龔澎和她的姐姐一道進了聖瑪麗亞中學，這是一所在1850年由聖公會傳教士創辦的有選擇性的女子學校，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可送他們的女兒去就讀。1933年畢業後，龔澎兩姐妹考取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學，這也是一所由新教傳教士創立的精英學校，當時學校中共產黨組織非常活躍。她在1935年的學生抗日遊行示威活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1936年，她加入了共產黨。
在北京期間，她與斯諾夫婦成為密友。1937年斯諾從延安返回後，她和一群朋友在一個名叫倫道夫·賽勒（randolphsailor）的美國心理學家位於北京的家中聚會，他給她們看了《西行漫記》打字稿原作連同斯諾在陝西逗留期間拍的一部短片。就這樣，通過一名外國記者的敘述，龔澎和其他左翼中國學生開始瞭解毛澤東那驚心動魄的革命運動。「在斯諾家微小的螢幕上，」龔澎的女兒多年後寫道，「媽媽第一次看到延安和那裡計程車兵的蓬勃生機，還有毛澤東、朱德和其他革命領袖是如何充滿活力、意氣風發，她似乎也身處延安，呼吸著延安的空氣。」
在延安精神的激勵下，1938年日本人佔領上海後，龔澎加入了青年人隊伍，從中國最發達的城市奔赴窮鄉僻壤的延安，她與一些朋友結伴而行——「他們年輕滿懷抱負的心中充滿了激情。」她的女兒後來寫道。有一次，在沿著一條當地小溪散步時，她遇到了毛澤東本人。毛問了她的名字，她在燕京大學時已將慶生改為維航，意為「維持航行」。在延安，她再次改名為龔澎，是為了紀念名為龔湃的革命烈士。毛澤東告訴她，她做出了一個很好的選擇，此後，她常常去聽毛的演講，坐在前排並記筆記。她在一生隨後的時光中都是毛主席的忠實學生。
1940年她在延安結了婚，當她的丈夫身負使命離開延安後，她被派到重慶，在重慶時她那流利的英語使她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兩年後，她得知丈夫已經遇害。又過了三年，她嫁給了周的另一個得意門生喬冠華，此人是一位才華橫溢、年輕英俊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共產黨雜誌《群眾》的主編。（據認識他們兩人的費正清所言，他們寒磣的衣櫃曾慘遭竊賊光顧，小偷通過窗格插入一根帶鉤杆子，把費正清送給喬冠華的一套牛津定製西服給偷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喬冠華成為中國的外交部長。
在重慶，龔澎在外國記者團中贏得了名氣，當時的記者人數已有數百，其中不少年輕人都迷戀這位28歲左右、身材纖細、清秀標緻的年輕女性，她的英語口語十分地道，對她自己所說的內容也篤信不疑。在這點上，她與國民黨那位油嘴滑舌的新聞釋出官形成了幽默對照，國民黨靠的是每天捏造的新聞、嚴厲的審查制度和壓抑的氛圍，恰如高斯大使所形容的，「有點荒謬」。
那時，費正清任職於美國戰略情報局，他的日常工作是為戰爭部收集中國和日本的書面資料，他對龔澎現象產生了濃厚興趣。在給家鄉的妻子威爾瑪的信中，他特意提到此事，並把龔澎描寫為「被正式任命與蠻夷打交道的人」，有著「一種使每一個我認識的人都被馴化的影響力」。信中還提到一些特別崇拜和迷戀龔澎的人，有《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廣播電臺記者埃裡克·塞瓦雷德、陳納德的助手約瑟夫·艾爾索普，以及「英國使館的一部分官員」。據塞瓦雷德所言，她是一個高不可攀的美女而不是一個性欲物件，能激發出為之獻身的謙恭的愛。他後來又寫道，她在周的辦事處裡是個「頭面人物」，「一朵枝高葉茂的鮮花」。她「謙遜和藹、溫文爾雅，但也是朝氣蓬勃、誠實坦率又端莊得體的年輕人……在她面前，男女情感會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超越性別的敬畏和欽佩……有不少外國記者和外交官都幻想自己愛上了她——但這未免太有點像愛上了聖女貞德」。
儘管記者們與國民黨新聞辦公室的關係十分緊張、刻板——例如，塞瓦雷德將其形容為「一個弄虛作假和充滿笑柄的地方，還一本正經地每天重複著」——但許多美國記者都傾向於同情龔澎，並相信她。她之所以能贏得外國人的好感，也要歸因於共產黨的整體形象，這個形象不是他們的延安總部形成的，而是由設在重慶的周恩來那謙遜的辦事處形成的，其成員不斷受到秘密警察監視並始終擔心著被捕。費正清回憶道：「中共在重慶仍然處於被孤立的劣勢，毫無道理的威脅始終伴隨著他們。」在這種氛圍中，他後來寫道，龔澎是「在一個充滿唯命是從、趨炎附勢之徒的城市裡大聲表達不同政見的人。她是在野黨派的代言人，他們改善社會的理想，揭露了執政黨的罪惡」，儘管費正清在回憶中也提到了她所扮演角色的片面性。「她所提出的是反對國民黨的一張自由清單——國民黨的暗殺，新聞壓制，搗毀印刷廠，誣陷迫害開明的批評者，拒絕給予示威權，否定罷工權，等等，」在給妻子的信中他寫道，「這些權利也被共產黨拒絕了。」儘管如此，龔澎的崇拜者們幾乎都沒有留意到這種片面性。通常情況下，塞瓦雷德都保持著一個新聞記者所能有的冷靜和理解力，但在面對龔澎所過的他稱之為「令人心碎的生活」時，卻發出了感嘆，她被困在國民黨控制的重慶，一直被政府的秘密警察跟蹤和監視，這樣一種生活「只有一個有著靈魂和崇高理想的女人」才能忍受。有一次，在同塞瓦雷德談話時，龔澎表達了她對呼吸自由空氣的渴望，這個美國人據此認為，作為兩所教會學校的校友，毫無疑問龔澎指的是美國式的自由。「假如我能夠在一個自由的地方待一小會兒那該多好啊，」有一次她曾如此向他說道，「就只是為了看看那兒是什麼樣子的，哪怕是一小會兒。」
記者團曾試圖策劃一些方案，可以讓龔澎得到某種獎學金從而去美國。同時，他們一直照顧著她。塞瓦雷德談到在外國記者和外交官中有過一個「沉默的共謀」，如果她真的有一天消失在國民黨秘密警察的陷阱裡，他們會喚起全世界的關注，使之成為一個外交事件。有一次，她染上了痢疾。費正清告訴阿特金森說她病了，阿特金森就安排了一個美國海軍醫生為她治病，醫生用磺胺類藥物治好了她的痢疾。還有一次，龔澎聯絡謝偉思告訴他，她的丈夫喬冠華病了，需要輸血。謝偉思自願獻出自己的血，雖然最終沒有讓他獻血喬冠華也康復了，但他的姿態表現出他對龔澎遠不止純職業的興趣。再後來，戰爭結束後，另一名在重慶結識了龔澎的記者芭芭拉·史蒂文斯，幫她把她和喬冠華生的幼子帶給龔澎在上海的家人。
周恩來為何選擇龔澎作為他在重慶的新聞秘書，從某種與性別有關的意圖上去考慮是很誘人的。中國有本《三十六計》，是古代編纂的有關如何在戰爭和政治中獲勝的格言集，其中包括了「美人計」。這個計策就是派遣一個女人到敵方陣營去誘使對方士兵忽視自己的職責，讓他們消除警惕性，或許還為了討得這個女人的歡心而相互之間大打出手。當然，美國記者團中的大部分人對龔澎的態度表露出記者們對許多在重慶遇到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的感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是如此可愛和有吸引力，如此不同於外界渲染的共產黨、紅軍、布林什維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普遍形象。「她不僅年輕漂亮，」抗戰期間一名中國記者在重慶這樣描述龔澎道，「而且非常有禮貌，穿著旗袍，坐在椅子上，顯得很真誠，這讓所有的記者都盯著她，因為她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她變成了美麗和革命的原型。」
在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幾年之後，當共產黨人取得了政權，龔澎也成為中國外交部的高階官員時，有幾個關於她偶遇一些在重慶時對她著迷的記者的例子。她已經變成了共產黨官員，冷漠、嚴肅、難以親近。解放後的最初幾個月裡，在美國記者被驅逐出境之前，她冷落了那些遇到她的老朋友，或者穿過馬路以避免與他們見面。在1950年代，她成為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負責接待極少數的外國記者，其中大部分人來自非洲或亞洲。
當加拿大記者威廉·史蒂文森（williamstevenson）1956年在中國見到她時，她斥責前者只拍古代遺蹟的照片，而不去展示該國的革命進展。1954年，她陪周恩來去日內瓦出席結束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的會議。其間，一些報道這一事件的美國人因在重慶時就認識她而試圖重敘舊誼，然而卻被斷然拒絕。在一次宴會上，當她點燃香菸時有個紀錄片攝影師拍了一張她的照片，她表示了反對。此後她再沒有公開露面，儘管她是周恩來的所謂的新聞官。用一名在場記者的話來說，餘下的時間裡，她一直「隱居在美岸大酒店內，一個陷於沉思中的臉色陰鬱的女人，穿著薄薄的藍色禮服」。
共產黨人的魅力並沒有在每個人身上都起作用。戰後《紐約時報》駐華記者迪爾曼·德丁對一位朋友說：「憑藉人格力量和聰明的說理，周恩來可以壓倒你。但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反覆聽他說後，你可能就不再相信他說的話了。」不過，共產黨把自己呈現在有利的光輝之下的努力，包括周恩來在重慶發揮的作用，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即使這項成功的部分原因並非全是因為共產黨看起來是多麼好，而是由於國民黨是如此糟。「在自由中國，到處都是漆黑一團毫無希望，」德丁說道，以此來解釋對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普遍態度，「貪汙瀆職，苦難窮困，缺乏進一步鬥爭的意志。我甚至覺得這個國家已經壞到極點，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才可能會變好。」
1944年春天，蔣介石終於允許記者們前往延安採訪，在此期間，對共產黨有利的新聞報道達到頂點。對於共產黨而言，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冒險，但對國民黨來說卻是一次公共關係的慘敗。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為《紐約時報》和其他出版物報道了這次採訪的行程，他是波蘭裔猶太人，1920年為逃離反猶主義，與他的家人一起來到亞洲。他發出的電訊充滿了英勇、民主的共產黨人和腐敗、頹廢、壓制的國民黨人之間的驚人對比。
在他第一篇發給《紐約時報》的報道中，他寫了有關西安的情況，這是一座國民政府控制的城市，位於記者團去共產黨總部的必經之途。「每走一步都能明顯地看到西安這座城市的警察國家的特徵」，他後來如此寫道，並指出，共產黨的八路軍辦事處所在地的那條街上可以發現「空無一人——這就是（國民黨的）監控，任何人膽敢從那裡走過都有可能被懷疑是與共產黨進行秘密聯絡」。
也是在西安，國民黨陪同人員展示了一個八路軍的逃兵，可惜的是這一主動行為卻成了宣傳上的敗筆，因為事後查明此人逃離中共根據地是因為他拒絕去幹清理土地、種植莊稼的活，這也是八路軍的職責之一。他曾因試圖逃跑兩次被抓，但他並沒有被關進監獄或遭毆打，只是捱了「批評」——國民黨人指責共產黨人的「野蠻暴行」其實就是如此而已。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哈里森·福爾曼將記者團延安採訪之行的西安部分寫進了一本書，並於1945年出版，其中寫道：「我們後來得知，那些堅持要我們使用他們提供的服務的特殊的人力車伕，其實都是被分派到招待所去的。我們拒絕乘坐後，他們還寸步不離地跟著我們，無論我們去到哪裡。」有一次，在福爾曼返回招待所的途中，有人遞給他一個信封。裡面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宣言，譴責國民黨的暴政，並告知福爾曼政府所採取的特別預防措施，用以「欺騙你們，封鎖你們，並監視你們」。該檔案稱，國民政府已經撥付一筆500萬美元的資金，涉及數百個特務，偽裝成「翻譯、招待員、僕人和客房服務生」。筆者自稱是「一個房客、西安的市民」，為「自由事業」而奮鬥。他還表示自己相信共產主義永遠無法控制中國，因為「任何政黨想要擁有全部權力，從而剝奪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都將承受徹底的失敗」。
告別西安，記者團乘坐「一艘像駁船的巨大木船」橫渡黃河，愛潑斯坦回憶道，十六個船伕屁股坐在船上邊劃邊唱《黃河大合唱》，這是一首1939年在延安譜寫的愛國歌曲。現在，記者們來到了「另一個世界」。這裡「沒有旗幟，沒有橫幅，沒有嚴格組織起來的人群歡呼雀躍，把我們這些遊客當成是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合體」。他們的第一個晚上是在一個全是窯洞的村莊裡度過的，一位樸實無華的共產黨將軍會見了他們——「與穿著定製軍服、戴著白色手套的國民黨軍官完全不同」。第二天，他們騎馬出發去訪問他們見到的第一支共產黨軍隊——「滿頭大汗、被曬成古銅色的小夥子們帶著令人愉快的微笑」，肩上挎著從日軍手裡繳獲的武器，這就加強了共產黨正在進行著英勇的、全面的、成功的抗日遊擊戰爭的觀點。這塊土地，愛潑斯坦報道說，在中共領導下已經完全變了樣，特別是護送他們的王震將軍。「每一片曾經是貧瘠的山頂和梯狀斜坡似乎都被開墾了，種上了小米或豆子或亞麻或棉花。」愛潑斯坦以前從未去過那個地區，因此也沒有親眼看見過共產黨到來之前這裡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寫道：「在被封鎖之前，這裡根本不種棉花，很多年來人們都穿著破衣爛衫，但現在再也不是了。」所有這些「新開墾的碩果累累的土地」都將被移交給人民，愛潑斯坦寫道，他們不必繳納任何農作物作為稅賦去供養士兵。
固臨是記者團到達的第一個縣城，他們見到了當地的縣長，愛潑斯坦報道說，這個男人在共產黨到來之前還是文盲，但現在能寫簡單的報告了。一名60歲的勞動模範被「挑了出來」，此人以前沒有土地，他告訴記者如今他的生活得到了多大的改善。他指出，在上個種植季節縣長還親自挑糞到地頭，「有誰聽說過在舊時代縣長還會幹那種活」。
某個美國記者稱讚共產黨沒有「嚴格組織起來的人群歡呼雀躍」，在共產黨掌權很長一段時間後他出版的書中，他也沒有注意到崇拜毛澤東的大規模儀式已成為生活中的一個標準方面。中國變成了這樣一個地方，工廠工人實際上都以跳「忠字舞」來開始每一天，那是在「敬愛的主席」畫像前跳的經過編排的舞蹈，青少年經常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人人都以一種致敬的姿勢高舉「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工廠生產數以百萬計的印有毛澤東形象的徽章，在國內幾乎每個人都要佩戴。但愛潑斯坦終身都是共產黨的支援者，多年來始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編輯工作，任該國主要的宣傳刊物《今日中國》的總編輯。
然而，如果說有些寫了有關毛澤東和延安的文章的記者是他們的同路人的話，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包括斯諾夫婦埃德加和海倫、傑克·貝爾登和哈里森·福爾曼，還有1944年記者參觀團中的其他大多數人則不是。其中有為美聯社工作的莫里斯·沃陶，他同時又是國民政府情報部門的僱員，《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岡瑟·斯坦也是。「一切都是光明正大，擺在桌面上，」福爾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在行動、討論、採訪、參觀和拍照上絕對沒有任何控制或限制。」斯坦也寫道：「在一個從未在任何其他地方見過的全新的整合良好的社會里……延安的男女先驅在精神、思想和行動上是真正的新人類。」這些話不能不使人想起後來的一個共同主題。
認為「中華蘇維埃」並不是真的那麼紅，而且只尋求更高程度的民主之類的觀念在其他精明的、有眼力的分析師中流行起來，他們並不是那種輕易會上政治童話當的人。1942年，迪克西使團開始前兩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才幾個月，約翰·戴維斯在電函中指中國共產黨為「農業民主黨」；謝偉思則撰文指出，正在追求簡單民主的中國共產黨，「在形式上和精神上更像是美國人而不是俄國人」。
在美國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報告中已經形成了某種借代的說法，指共產黨人的時候用「所謂的共產黨人」，或指延安的時候用「所謂的共產黨地區」，連國務卿科德爾·赫爾本人在1944年6月給克拉倫斯·高斯大使的一份備忘錄中也如此稱呼。甚至帕特里克·赫爾利，他既不是蔣介石的反對者，當然也不是史沫特萊或愛潑斯坦型別的左派，也使用這種慣用語。到達中國後不久，赫爾利寫給羅斯福一封信，信中充滿信心地說他可以使國共雙方在一個聯合政府中共處，摒棄了蔣介石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擔憂，傳達給美國總統一個保證。這個保證是蘇聯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給他的，那就是儘管一些貧困的中國人自稱為共產主義者，其實「他們與共產主義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莫洛托夫的描述呼應了斯大林本人的看法，斯大林告訴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黃油」，儘管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想打日本人，斯大林補充道。這聽起來也許很怪，美國人怎麼會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喜好中撿起這個詞來，但斯大林畢竟是一個盟友，大家有相信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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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似乎也證實了斯大林對他們的描述。他們從來沒有表現得像是理論家，或革命學說的虔誠信徒。他們同美國客人在一起時很友好、輕鬆、和善，與其一起吃飯、談話到深夜，喝他們所說的虎骨酒（用浸泡高粱蒸餾製成的威士忌，沒有虎骨就用牛骨代替），並表演戲劇，布魯克斯·阿特金森給予那些表演高度評價，他在去中國之前曾是《紐約時報》的戲劇評論員。迪克西使團的一些成員經常同朱德一起去深山老林打獵，第一槍往往是朱德打的。週六晚上，只要天氣暖和，就會舉辦露天舞會——這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留下的活動，她曾給毛澤東輔導舞蹈——地點是在一片叫梨園的果樹林裡。舞會期間，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與當地留著辮子的女孩在地板上繞圈滑行，伴舞的是一箇舊留聲機發出的沙啞音樂。
在福爾曼的書中，他介紹了參觀魯迅藝術文學院的情況，這是延安主要的文化機構。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著名的作家，一個提倡打破舊習的自由思想家，也是接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領軍人物。魯迅於1936年去世。關於他還有一個可爭論的問題，即1957年時，如果他活著，會不會是「右派」。
在魯迅藝術文學院，福爾曼發現有將近300名藝術家和作家在毛澤東的善意引導下，愉快地在創作劇本、故事和歌曲。「共產黨人很認真地對待他們的文化，」他寫道，「藝術家、作家、音樂家、教育家、劇作家和新聞記者定期會晤，坦誠討論他們的詩歌，相互批評，並評論他們的作品。」但情況並非總是這樣，福爾曼告訴他的讀者。大多數藝術家和作家都來自上海，「他們那高度西方化的文化與內地中國農民的民間傳說相距甚遠」，這使得「他們幾乎不可能不輕視無知的農民、工人和士兵，而農民、工人和士兵則以拒絕他們來反駁」。
「毛澤東有遠見地看出這一點，並認定這不是好事，」福爾曼說，「他召集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開了一個會，嚴厲批評他們的清高架子，警告他們如果他們堅持下去只會退化並衰敗。」福爾曼斷定「延安的文學界認真銘記了毛澤東的話，併產生了驚人的好成果」，去適應「農民、工人和士兵創造的……新環境、新社會」。在採訪了毛澤東後，福爾曼得出結論，毛本人「不是不可親近的聖人，也不是所有智慧和引導的唯一源泉，他的話是不容置疑的律法」。他的話「被作為討論的基礎，最終由絕非橡皮圖章的黨的委員會批准通過」。
毛澤東請福爾曼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願望和對西方價值觀的欽佩。「我們沒有在社會和政治上追求蘇聯的共產主義，」他告訴後者，「相反，我們更願意考慮我們正在做的某種類似林肯在南北戰爭中為之而戰的事業：解放奴隸。」毛澤東可能已經意識到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使用過「林肯似的」這個詞來形容他。毛澤東進一步向福爾曼保證「我們相信並實踐民主」，以此來對照毛澤東所稱為的「國民黨今天所實行的一黨專政」。
迪克西使團與中國高層軍事官員之間有著比任何美國人之前或之後與中國共產黨軍官之間所擁有的更密切的關係。他們幾乎同所有的將領定期舉行會議，這些將領後來率領人民解放軍在內戰中打垮了國民黨，還在朝鮮戰爭中與美國軍隊交戰。其中有共產黨的總司令朱德，他那被戴維斯稱為「農民的精明」和「強大的性格」總是給來訪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其他與迪克西使團內的美國人來往密切的未來的高階軍事領導人中還有林彪，直到他在1971年與毛澤東的一場致命的權力鬥爭中去世前，他都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就是他宣傳了《毛主席語錄》這本「紅寶書」，並指揮軍隊支援「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他在內戰中是共產黨軍隊的主要指揮官之一，並且同美國人在延安也逐漸相識的彭德懷一起，擬定了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的意外進攻計劃，這場戰爭造成了美國軍隊在任何戰爭中都沒經歷過的最慘的失敗。包瑞德上校對林彪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林彪「能夠給任何見過他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禮貌，包瑞德回憶道，但屬於表面不那麼和藹可親的共產黨領導人之列，笑容不多，但明顯是個「一流的軍人」，這樣的人「我會非常樂意在其麾下效命……當然除了跟我自己的或是友好的國家去作戰之外」。
戴維斯用語言描繪了三個最高領導人的形象，他們坐在周恩來住的窯洞裡的凳子上，連續談話兩三個小時。在延安，毛澤東顯然是領袖、權威，坐第一把交椅，「身材高大、豐碩，有著一張溫和的幾乎是女性般的圓臉」。戴維斯談到「他熾熱的個性」和「他的極其平穩、冷靜和自信的態度」。這個描述與亨利·基辛格二十二年後的描述是如此驚人的相似，二十二年後他和毛澤東在中南海而不是窯洞裡見了面。在基辛格的描述中，毛「是整個房間的主宰——靠的不是大多數國家賦予領袖人物一定程度威嚴的排場，而是憑藉散發出的幾乎是有形的且壓倒一切的驅動力」。
作為終身都是毛澤東的二號人物的周恩來，給戴維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隨機應變、他的憤怒、他的認真和他的趣味，全在他的臉上充分顯示出來」；而「老朱」——之所以這麼叫是因為他名為朱德——是個「內斂、慢條斯理、精明的農民」。
迪克西使團的成員被帶領步行或騎馬從延安總部去前線，探險歷程持續數週甚至數月。其中有個成員名叫雷蒙德·p.盧登，他也是一個會說中文的官員，幾年前在北京曾與斯諾交往過，同戴維斯一樣，現在被分配到史迪威的司令部。盧登花了四個月在陝西走訪，考察了共產黨對一些從理論上講是日本人控制下的村莊的管理。他的結論是共產黨有當地人口的支援，他們在動員農民這一方面已經做得很成功，並且共產黨人的領導是「中國最實事求是、組織嚴密、意志堅強的團體」。
美國人那麼衝動地喜歡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用30歲的美國飛行員喬治·瓦洛夫（georgevaroff）的經歷來解釋。他和一架b-29超級堡壘轟炸機的10名機組人員於1944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三週年之際，從陝西省起飛去轟炸位於滿洲地區的奉天的日本目標。在國內時瓦洛夫是一個田徑明星，把撐竿跳高世界紀錄保持了一段時間，在1936年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運動會上跳出了十四英尺四又八分之五英寸的成績，所以他的情況在報紙上引起了人們的重視。1945年1月3日，《紐約時報》報道他在行動中失蹤。兩個星期後，報紙宣佈瓦洛夫是安全的，並已回到了自己在中國的空軍基地。這份報紙沒有提供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或他如何獲救的詳細資訊，因為這些資訊涉及了由中國共產黨人和他們的美國朋友運作的一個網路，所以必須保密。
瓦洛夫的使命是去打擊位於奉天的兵工廠和飛機制造廠。但是在2.2萬英尺的高空中，他的b-29飛機，當時是美國武器庫中最強大的轟炸機，因太寒冷導致層冰堆積在駕駛艙玻璃上，瓦洛夫很難跟隨編隊中的長機飛行。由約翰·p.昆蘭中士操縱的他那架飛機的尾炮也沒能發揮作用。當他所駕駛的飛機接近目標時，日本戰機從四面八方發起了攻擊，疾速穿過美機編隊，追擊已投擲炸彈的美國飛機。瓦洛夫的飛機被擊中，迫使他掉頭飛回陝西。另有兩架飛機從美機編隊中脫離其他護航機飛來提供護衛。
瓦洛夫的飛機下降至2400英尺，努力保持自己的發動機儘可能慢速地運轉，但當情況變得很清楚他無法再控制住之後，他下令全體機組人員跳傘，然後他自己也跳傘。降落時，寒冷、凜冽的強風撲面而來，他使勁拉住降落傘的吊索從而能操縱傘降落到一個山谷裡去。這時，他看到他的飛機撞上了一座山峰，冒出一團火球。兩架護航飛機在頭頂盤旋，標出墜落的美國人的位置，然後轉向西邊朝基地飛去。瓦洛夫落在一處崎嶇的山坡邊，他在頭撞上一塊岩石後便失去了知覺。他甦醒時發現自己的鮮血染紅了周圍的白雪。
瓦洛夫和他的機組成員生存的可能性並不大。這11個美國人被大風吹散後，降落在河北省某個地區的多處崎嶇山峰上，該地區由日軍控制，他們看到飛機後肯定會立刻動身去搜捕，一旦他們抓獲美國人，肯定會處死他們所有人。但在b-29墜毀後的幾分鐘內，中國農民就仔細搜尋了好幾平方英里的森林和峭壁，試圖先期到達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身邊。搜尋持續到晚上，一個個山坡都閃動著火炬的光芒。兩天之內，中國人就找到了所有11個飛行員，並把他們帶到屬於美國人稱為「八路」或「八路軍」的中國共產黨游擊隊的前哨營地。有2個美國人受傷嚴重，不得不讓農民馱在背上送去藏身處。操縱飛機雷達的那個名叫威廉·伍德（williamwood）的機組成員降落時當場撞昏迷，當他甦醒後，他看到當地人已經把他背到一所住宅裡了。
八路們給美國人餵食，照料他們的傷口，並且向他們保證會護送他們到達安全地帶。一個多月來，他們把美國飛行員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不讓他們落入日本人的魔掌，並且，就像美國人後來報告的那樣，把他們當作英雄看待。中國農民四處尋找雞蛋、花生和水果給空戰英雄們吃。收留他們的村民們操辦酒席款待他們，而這一切都是在面臨正搜捕他們的日本人的威脅之時做出的，一旦被發現包庇美軍飛行員，村民就會遭到打擊報復。八路們一級級向上報告他們已經收留了飛行員，美國軍方官員被告知他們的下落。經過幾個星期的不斷勘查，共產黨人在一段孤僻的山路上開闢出一條跑道，一架美國飛機才得以降落。新年元月的一個寒冷冬日，八路軍的戰士們望著乘坐救援飛機而來的美國人接應失事飛機上的這些美國人，然後飛回了他們自己的基地。
總計約有60個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是以這種方式獲救的。其中一些是被國民黨人所救，但大多數都是被共產黨人救的，共產黨在敵後有著更廣泛的網路組織，而據估計，在這些救援行動中為擊退日軍還遭受了約600人死亡的損失。為拯救美國飛行員，普通中國人要具備極大的勇氣，就像那些在河北的山區搜尋瓦洛夫和他的機組成員的人一樣，因為他們肯定知道，一旦被日本人抓住，後者將毫不猶豫地殺掉任何一個參與救援的人員。戰時新聞檢查制度一直壓制對這些救援行動的報道，不讓美國公眾得知，但是迪克西使團的成員肯定知道這些情況，此類事蹟正可以促成共產黨和美國之間有關共同目標和美好感覺的氛圍。
包瑞德在延安時，他親眼看到一個名叫約翰·巴格里奧（johnbaglio）的飛行員的迴歸。在離北京不遠處被擊落之後，一個當地農民引導巴格里奧找到了八路軍，八路軍千里跋涉護送他安全地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每到一站都熱情接待，直到他到達延安。包瑞德指出：「巴格里奧是一個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有多在意的美國人。他所知道的就是他們救了他。」
下一次美國飛行員跳傘落到共產黨軍隊的手中是在大約五年之後的朝鮮，而此次的接待是監禁。這就使得戰時的合作水平更令人驚訝，而兩者關係淪落到如此敵對的程度也更令人痛心，因為代價太大了。
這些救援行動並不是自發產生的。它們是迪克西使團中的成員之一，延安空地救援工作組的代表，在中國出生併成長的亨利·s.惠特爾賽（henrysley）中尉和他在八路軍中的同行之間密切配合的產物。惠特爾賽收集了可供美國飛行員跳傘的最佳地點的情報——這意味著那裡的共產黨游擊隊活動能力最強——此類資訊在飛行員接受命令時被交給他們。不過，他於1945年死於日本人的一次伏擊（共產黨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機場）。
美國人在他們的包裡裝著「護身符」，即上面寫著中國字的布條，其可表明他們是朋友並要求幫助。他們還隨身帶著「對話本」，或者說是雙語常用語手冊，可以幫助任何一方通過指向他們自己的語言的短語進行交流。那些有點語言天賦的美國人還學到了一些中文短語，如「美國飛機」和「八路軍」。瓦洛夫和他的機組成員在跳傘降落到河北那一天，就很好地利用了所有這些手段，瓦洛夫對他遇到的第一個中國人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美國飛機」和「八路軍」。正是這種合作孕育出了善意的氛圍，伴隨著令人振奮的清新空氣和出自革命大熔爐的新人感，這一切都與瀰漫著虛偽、腐敗和無能惡臭的，霧氣濛濛、嚴重受損的重慶形成了巨大反差。多年以後，包瑞德用簡單明瞭的一句話總結了這一切：「現在，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死對頭，但那時他們肯定是‘好人’，尤其對於那些得到過他們幫助的飛行員來說是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