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美國與眾多的獨裁者維持著良好關係，像蔣介石那樣的獨裁者也包括在內。一旦冷戰爆發，就絕不是一個國家的國內安排來決定其與美國的關係，而是是否與蘇聯結盟，並把自己置身於為蘇聯的目標而服務之內。自從迪克西使團執行它的使命的那幾個月之後，在漫長歲月裡，眾多觀察家和學者有力地辯稱，不存在任何因素使中國必然對美國懷有敵意。如果華盛頓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內與毛澤東和他的支援者構建了一種獨立的合作關係，而不是給予蔣介石一邊倒的支援，那麼，如謝偉思所言，我們就有可能不會與「我們曾經期望的親密朋友和盟友」分手，至少我們會有某種比「充滿仇恨的敵意」更好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謝偉思和許多其他學者及觀察家在以後的歲月裡辯稱，我們就不會在一場無情的血腥內戰中以支援失敗的一方而告終，由此「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也很可能不會發生」。
然而，對於戴維斯、謝偉思和史迪威而言，重要的是中共有著民主的潛力；他們似乎更像美國人而不是俄國人；他們追求的不過是農村稅賦的改革而絕不是更激進或更革命的東西；他們將走自己的充滿活力的獨立和民族主義的道路，而不是走斯大林和俄國人的路。說他們錯，並不是要譴責他們或者去發現他們翫忽職守。他們都是些勇敢、聰明、誠實和令人欽佩的人，試圖在迷茫的環境裡苦心探索出真相。此外，比起他們在分歧很大的美國政府內部的對手，他們要更為現實，他們的政策指令也更加合理。處於他們那種複雜和困難的情況中，極少會有人比他們做得更好。但是，他們也犯了錯誤，他們所犯的主要錯誤就是過高估計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同美國的價值觀和期望的相容性。在以後的歲月裡，許多人爭辯說，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走上激進主義道路是因為他們首先被西方推入孤立和不安全的境地。但那時發生的整風運動表明，這是不正確的。在延安的美國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產黨在中國奪取全部權力之後變得非常明顯的毛式統治的構成元素，其實在這一切還未發生之前幾年它們就已經存在了，其中還包括對二十世紀集權主義的方法的採納。
還有一種論點也常常被提及，這種論點與謝偉思和其他外交界中國問題專家所持觀點恰恰相反；提出這個論點的有美國新任使節帕特里克·赫爾利，有亨利·盧斯，有魏德邁將軍，有後來被稱為「中國遊說團」的成員，還有在華盛頓的眾議員和參議員，他們後來對自己認為應對中國「落入」共產黨之手負責的那些人實施了政治迫害。這個論點的內容就是，外交官員對毛澤東的樂觀看法再加上他們對蔣介石的詆譭導致了對國民黨支援的削弱，如果這種支援沒有被削弱的話，共產黨是不會上臺的，如此一來在朝鮮和越南發生的戰爭也就永遠不會發生了。
從1944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發生的事件表明，以下兩種觀點，即認為不與共產黨合作是個錯誤的觀點和應該給予蔣介石更多支援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兩者的立場都是基於這樣一個理念，即要根據美國的標準由美國來塑造世界，並且一旦美國採取了正確的行動，它就有能力做好。正如我們所知，美國的政策是拙劣的、前後矛盾的，且往往是臨時起意的；它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戰略計劃的產物。在這點上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訓，其中包括制定合理的目標並理智地實現它們的重要性，而不是大聲宣佈不切實際的目標，然後在無法實現之後只得遭受信譽和自信上的損失。但是，決定中國未來結局的絕不是美國的政策。中國的未來只能由這片土地上的力量來決定，對此，雖然擁有巨大但並非無限的實力的美國，從來就沒有實施過決定性的控制。
1944年11月7日，一聲響亮的狂吼在延安機場跑道的草坪和光禿禿的褐色丘陵上響起，毛主席和周將軍——當時的外國人都知道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擁有的這個稱呼——顯得有點不知所措。「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臉上的表情。」迪克西使團的指揮官包瑞德上校後來寫道。
約翰·戴維斯把羅斯福總統的在華特別代表帕特里克·j.赫爾利發出的這聲巨吼稱為「一聲長長的嚎叫」。包瑞德說這是一種「印度安人的戰鬥吶喊」。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有著毋庸置疑的豐富經驗，生活中也敢作敢為，但從來沒有遇到過像赫爾利這樣的人。此人一開始對他們充滿魅力，之後卻讓他們失望不滿，最終令他們困惑、為難、勃然大怒，同時合理化了他們那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美國的意識形態傾向。
之前從未遇到像赫爾利這樣的人的，並不僅僅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官員，以及魏德邁將軍的部屬，也都不知道如何對待他，最終，他們之間爆發了一次衝突，並導致了一個醜陋事件的發生，其間有人受到惡意的魯莽指控，有人的事業被毀於一旦，美國也失去了就中國問題展開有理性的辯論的可能。
赫爾利乘坐一架定期往返為迪克西使團成員運送郵件和物資的美國c-47軍機，從陰冷潮溼、遍地瓦礫、遊蕩著死神的重慶來到了令人振奮的、空氣新鮮清爽的延安。日期是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到達中國近兩個月之後。在重慶那短暫的幾個星期內，他已經與共產黨代表舉行過會議。他一到達就投入調解兩個互相敵對的武裝政黨的使命中，以便使它們能夠聯合各自的力量共同抗擊日本，但他還是拒絕了共產黨提出的訪問延安的邀請，甚至無視毛澤東本人的一封私人信件，因為他想確認蔣介石對他的外交努力的默許。不過，即使他覺得自己已經做好了到共產黨人總部去面見共產黨高階領導人的準備，他也沒有事先讓他們知道他的行程。
因為任何美國飛機抵達延安機場都是一個重大場合，所以包瑞德在赫爾利到達時在現場迎接，周恩來也在現場，但他不知道這位從c-47飛機裡現身的高個、花白頭髮的人是誰，即使赫爾利盡其所能來給對方留下引人注目的第一印象。他穿著一身被包瑞德描述為「我一輩子所見過的最漂亮的量身定製的軍裝」，佩戴著三排軍功綬帶。（這導致包瑞德帶點譏諷地說：「將軍，除了謝司起義之外，你擁有了所有軍功綬帶。」）周恩來問包瑞德，那個穿著藍色加襯大衣、體現出新來者的華麗身份的人是誰。當他被告知這是羅斯福總統的特使時，他馬上「消失在一陣塵埃中」去接毛澤東。很快，主席就從他那輛破舊的救護車裡出現了。一支儀仗隊也很快集合起來，吹響了軍號，赫爾利敬禮回應，就在此時此刻，他發出了喬克託印第安人的吶喊，喊聲令共產黨人驚詫不已，這正是赫爾利與眾不同之處。就像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所描述的那樣，他力爭把他那粗獷的牛仔背景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顯示他「放蕩不羈的善意」。這就是他打破沉默的方式。藉助硬塞進來的一個牛仔的比喻，歷史學家赫伯特·費斯說：「他試圖將雙方（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關進一道通用法則的藩籬之內，並把它們轉變成一個追求法律和秩序的委員會。」儘管在史迪威的前線跌跌撞撞，赫爾利仍持樂觀態度，認為自己的善意、頗具說服力的魅力和簡單的常識，就可以克服中國兩大武裝政黨相互仇恨及利益衝突的障礙。
歡迎儀式後，赫爾利、毛澤東、周恩來和包瑞德登上救護車，向著由城牆圍繞的延安一路顛簸而去，在場的所有參與者肯定被一種歷史可能性的感覺所打動。
對於毛澤東和共產黨而言，在他們之中出現了美國總統的特別代表是他們長期艱苦鬥爭旅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就在短短的幾年前，他們剛剛擺脫了在蔣介石手中遭受的滅頂之災。1937年，長征結束並在他們的第一個避難所寶安短暫停留之後，共產黨隊伍的人數從一年前開始艱苦跋涉時的10萬急劇減少到只剩下7000。現在，他們可以自豪地聲稱他們的軍隊有近100萬人，再加上估計有250萬人的民兵作為儲備力量。共產黨控制的大約有9000萬人口的地域分佈在華北被佔領和未被佔領的地區。
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這種顯著的增長，憑藉的是充滿活力的、傑出的組織工作，並藉助於在中國國內觀眾面前巧妙的自我表現。但是，他們成功至關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的入侵，為此蔣介石被迫推遲針對他們的軍事行動，給了他們一個建立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的機會。
赫爾利很快試圖與毛澤東建立一種有著共同基礎的意識，與他共享出身農村的背景和對樸實語言的偏愛。他們經過一個正在放羊的人身邊時，毛澤東對赫爾利說，他年輕時也曾是個牧羊人。赫爾利則說他一直是個牛仔。當這個中美小組橫穿延河河床時，毛澤東告訴他的客人，河水在春天上漲，在夏天則乾涸。赫爾利告訴毛澤東，在俄克拉荷馬，河流在夏天時也都變得非常乾涸，以至於你可以根據魚揚起的塵埃來判斷哪裡有魚。當救護車在一個正在艱難地對付一頭倔強的騾子的中國農民旁邊經過時，赫爾利大聲喊道：「鞭打他的另一邊，查理。」包瑞德把這個有些費解的叫法（查理？）翻譯給被搞糊塗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聽，「將軍言辭中的粗俗和與任何能被輕易識別出來的思維模式毫不相關的談話方式」使得這項翻譯任務更為困難。
赫爾利具有一種超越國界的粗俗流浪漢的品性，但來到中國，他就只能是一個門外漢了。在接下來的數週裡情況變得很清晰，他實際上並沒有能力去完成他的主要任務，即實現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在這個意義上，他並不是當時接管美國的中國政策的唯一一個外行。其他人中還有愛德華·斯特蒂紐斯，他是羅斯福的新任國務卿，也是在美國外交政策史中未能佔據非常重要地位的一個人物。像赫爾利本人一樣，他的任命幾乎也是機緣巧合。恰好在需要的時刻他脫穎而出，在這個意義上他與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對手形成了一個尷尬的對照，他們分別是老謀深算、出身名門的宋子文和精明過人、經驗老到的周恩來。
斯特蒂紐斯出身於長島上的一個名門望族，先後在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任總經理，1941年他成為租借法案的行政官，1943年任副國務卿。他顯然是一個能幹的人，但他的經驗，包括他作為戰爭資源局主席的角色，完全是國內的，儘管作為租借法案的行政官他也程度有限地處理過對外事務。歷史學家們描述1944年羅斯福任命斯特蒂紐斯為國務卿是其意圖繞過國務院直接實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徵兆。特別對於中國來說，總統往往通過他的親信顧問哈里·霍普金斯與蔣介石溝通，霍普金斯與蔣介石的姻親兄弟孔祥熙和宋子文保持著密切聯絡，後兩人常常待在華盛頓。
在戰時的大多數時間內擔任駐華大使的克拉倫斯·高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感覺與史迪威很匹配，卻一直被排斥在決策圈外。並且，與赫爾利不同，他不能直接面見美國總統。同樣與高斯不同，赫爾利無意去聆聽謝偉思、戴維斯和盧登等中國通的意見，他們都是魏德邁的專門政治顧問並繼續給他提供報告。「如果我沒有得到美國的政策，那麼我將制定美國的政策。」赫爾利到達重慶時就如此宣佈。他也確實這樣做了，遵循他的異想天開的思路，在他需要時可以得到總統的支援，而政府的替代觀點則基本上被他的風頭所蓋掉。
那些職業中國通，其中大部分人已到中國十多年，並且在全國各地有過不同的任職，很快就對這位新任特使成功的機會持懷疑態度。在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有太多的仇恨，太多的以往流血事件，最重要的是，太多不可調和的終極目標，以至於毛澤東和蔣介石無法達成任何持久的妥協，中國通們都是這樣認為的。巧合的是，就在赫爾利到達重慶的那一天，早已在那裡的約翰·戴維斯擬了一份電報給美國國務院，電文中他非常現實地列舉出中國兩大政黨相互之間的看法以及對美國的看法是如何互相沖突。
就共產黨人而言，他寫道：「美國是他們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擔心。」一方面，他們「認識到如果他們接受美國的援助（這將是他們與蔣介石達成妥協的回報），他們就可以迅速控制中國的大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也許不需通過內戰」。在戴維斯看來，這是因為一旦中共得到美國的認可，蔣介石軍隊的許多軍官和官僚就會拋棄他，蔣當然明白這點。與之相對應的是，共產黨人最大的擔心在於美國的援助只會給予蔣介石，而且他得到的援助越多，戴維斯寫道：「促成他打內戰的可能性就越大，共產黨統一中國就會耗時更久、代價更高。」
換個說法，戴維斯的觀點是，不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接受對方的條件都意味著自己的毀滅。雙方都想在國內衝突中脫穎而出，他們都知道，一旦日本人被趕走，內戰就會爆發。雙方也都希望避免在中國和國際輿論面前表現得不肯妥協，成為拒絕和談並代之以內戰的一方，這種共同的願望給了赫爾利一次開局機會。
因此，儘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美國一直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把和平帶給中國的努力源於美國最深切的歷史使命，這就是通過在世界各地培育自由企業和自由民主價值觀來推進其商業和戰略利益。按照威爾遜總統的說法，這是在全世界實現民主，或者，就像後人所表述的那樣，看到人權的進步。二戰結束前和結束後的那段時間裡，美國在中國看到了從戰時遭受破壞的灰燼中重建一個現代化的自由社會的可能性，並且，這一願景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事實上，即使赫爾利沒有意識到，他的到來也標誌著中國所擁有的最後一個機會，即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將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其公民享有的保護和權利是美國一直在全世界普及的目標。
美國的計劃在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起了作用，但是在中國，由於國民政府的缺陷和共產黨的強力反對，其被證明是一個很難推行該計劃的地方，身居現場的觀察者如果比較聰明的話就能理解這一點。「赫爾利到達延安時，想的是把蔣介石的國民黨同共產黨聯合起來，這與說服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國家危急時接受兩黨合作沒有多少差異。」戴維斯多年後這樣說道。赫爾利從未能理解戴維斯的觀點。到達延安後，他告訴包瑞德，他曾經解決了辛克萊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間一項痛苦且高度引人注目的爭議，此外他還得到了一筆100萬美元的酬金，他似乎認為，如果他能成功處理好那項談判，他也可以把中國人的事給辦好。包瑞德很懷疑，如果在墨西哥和辛克萊之間的那場糾紛中，雙方同中國問題的雙方一樣，也不急於為一筆好交易達成協議的話，最終將會是什麼結局。
赫爾利1883年出生於當時的俄克拉荷馬境內，他有過艱苦的、豐富多彩的、堅韌不拔的、從窮鄉僻壤步步高昇的生活經歷，完全不同於所有那些他將在他的海外職業生涯中遇到的出自常春藤盟校的東部人。從11歲開始，他就在喬克託印第安人保留地境內的煤礦幹活來幫助養家。他的母親去世時，他才13歲，根據非常欣賞他的正式傳記的作者所言，他繼續工作，送煤或馴馬或幹他能找到的各種零工，即使在這種困境中，他仍舊貪婪地閱讀，夢想成為一名律師。他晚上去位於喬克託保留地菲利普斯鎮一所新開的夜校上學，白天則在一個煤礦幹活當騾夫（把馱著煤炭的騾子趕出礦井），然後給當地一個肉販放牧。他是一個喜歡戶外生活的孩子，一個喬克託年輕人的朋友（他對他們保持了一生的忠誠和同情），一個俄克拉荷馬灌木叢林地上的騎馬好手。他聰明好鬥，敢作敢為。
1898年，隨著西班牙與美國之間的戰爭爆發，赫爾利試圖成為西奧多·羅斯福的一個狂野騎士，但被拒絕了，因為當時他只有15歲。他用一年時間就完成了高中學業，然後進了印第安納大學，在這所專為喬克託和奇克索印第安男孩開設的學校裡，他是班上唯一的白人男孩。他愛好廣泛。在學校的管絃樂隊中他演奏法國圓號，在足球隊和棒球隊裡都能找到他的身影，他還率領學校辯論隊保持了不敗紀錄。1905年他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在俄克拉荷馬的印第安服務局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去了首府華盛頓，在那裡他被錄取到國立大學法學院（後來被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合併了）。在法學院讀書的時候，他未經通報進入白宮，並私自闖進總統辦公室，以他曾經幾乎成為一名狂野騎士為由，要求總統給他一份政府工作。故事的下文是，羅斯福當即加以拒絕，理由是如果赫爾利擁有一份政府工作，他將成為一個懶惰的醉漢。總統對他說，最好回到俄克拉荷馬去幹點兒自己的事。
一年之內，25歲的赫爾利獲得了他的法律學位。三年後，當他剛滿28歲時，他就當上了塔爾薩市律師協會的主席。
他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為石油公司工作上。在一樁案子裡他獨自一人賺了5萬美元。在另一樁案子裡，別人支付給他一塊草原土地作為報酬，這塊地很快就因被不斷擴大的塔爾薩城市包圍而升值了。他是涉及印第安人領地相關法律的專家，這使他常常捲入涉及土地權益和採礦權的案子中去。一次，在一個涉及非法轉讓土地的案件中，他對手的律師向法官抱怨赫爾利未能堅持「基本法則」。
「對方律師在本案中要求基本法則，」赫爾利回答道，「這很簡單，不會產生誤解。這是摩西在西奈山上傳下來的。那就是你不可偷竊。」
像赫爾利這樣的人是必然會從政的，他在一個民主黨佔優勢的地區以共和黨身份去競選州參議員，不過僅以相差無幾的得票率輸了。從孩提時代起，他就有一個名叫小維克多·洛克（victorlockejr.）的最好的朋友，後者是個有著四分之一喬克託印第安人血統的共和黨人，儘管其名字聽起來像英國人。洛克能說喬克託語，並且被塔夫脫總統任命為喬克託部落的大酋長。洛克任命赫爾利為這個有著2.8萬名成員的部落的國家律師。在這個職位上，他於任期內所經手判決的118例案子中贏了115例，其中一例挽救了俄克拉荷馬喬克託部落，使之免於破產。他在法院和國會中慷慨陳詞，闡述了印第安人在歷史上遭受的虐待，以及從道德和法律兩方面需要做出的糾正。1916年，新當選的民主黨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再次任命赫爾利為喬克託部落的國家律師，威爾遜寫道：「帕特里克·赫爾利是極少數為印第安人服務而不利用它為自己謀私利的值得信任的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赫爾利曾在赴法國的美國遠征軍中服役，獲得上校軍銜。戰後他在胡佛政府內任戰爭部長。1939～1940年，在恢復了作為一個石油公司律師的生涯後，他因墨西哥徵用案而獲得了全國關注，他在延安給包瑞德敘述了這個案子。墨西哥的行動引起了美國憤怒的民族主義回應，墨西哥一方也同樣堅決拒絕屈從於美國的壓力。有好幾個月，赫爾利代表辛克萊參與談判，報紙上的預言是不可能也不會達成什麼交易。但赫爾利與雙方的民族主義強硬派進行鬥爭，達成了墨西哥為辛克萊被徵用的財產做出補償的協議。在這出戲的所有美國演員中，幾乎只有赫爾利一個人接受了接管辛克萊控股公司的墨西哥的主權權利。「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美國駐墨西哥大使當時如此說道，「他知道他的公司的利益取決於合作與讓步的政策。」
他也是羅斯福新政的一個堅定不移、直言不諱的對手，有一次他當面對羅斯福說：「你知道，總統先生，我反對你政治上代表的一切。」但是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他則是個不能不用的大好人。
對他的第一項任命就發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後，羅斯福在白宮召見赫爾利，並告訴他：「我們正在尋找一個有點兒海盜血性的男人。」日本人正在侵襲歐洲和美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並封鎖了菲律賓，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所率的7.6萬名美國和菲律賓士兵被困在巴丹半島。赫爾利被要求找到打破封鎖的方法，他接受了這項使命。他去了澳大利亞，僱了船，給被圍困計程車兵送去彈藥和其他物資。至少有一例，如前所述，他讓偷越封鎖線的船隻掛上日本國旗來加以偽裝，這顯然是一個海盜的技術動作——羅斯福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假如赫爾利被敵人俘獲的話，日本人很可能把他當作罪犯處死而不是把他當作戰俘賦予他戰俘的權利。「我們從一開始就在船隻、計劃、人員和武器上不如日本軍隊」，他後來如此說道，對悄悄穿過日本包圍圈的船隻中失去了兩條這個事實悲傷不已。最終，當麥克阿瑟逃到澳大利亞後，美國人投降了，並且被迫加入了前往戰俘營的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軍。
1943年，羅斯福派赫爾利第一次訪問中國，以便為蔣介石出席即將召開的開羅會議做準備，美國總統將在開羅會見丘吉爾，然後前往德黑蘭與斯大林舉行會議。一年後，赫爾利回來了，一如既往地樂觀和喜歡喧鬧，隨時準備接受作為羅斯福總統在中國的特別代表的新工作。
赫爾利來到中國時正值中國瀰漫著除國共關係之外別的事件導致的情緒危機，最嚴重的一個是由日軍持續的「一號」作戰攻勢而中國卻未能阻止所引起的。「當我剛剛到達時，我認為日本的目標很明顯是我們在昆明的基地，這也是蔣委員長的意見，」赫爾利在給斯特蒂紐斯的早期電報中說，「我們這裡的情況是令人絕望的，如果我們不把日本人阻止在昆明之前的話，那麼我們可能做出的所有抗議宣告都將對歷史的結論沒有任何影響。美國將在中國失敗。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你應該動用你所有的力量來給予魏德邁獲勝所需要的一切。」
就在同一天，12月6日，當赫爾利的「驚恐」電報發給斯特蒂紐斯時，喬治·艾奇遜，這位頗有天賦、經驗豐富、知識淵博的重慶美國大使館中的二號人物，寫信給斯特蒂紐斯稱：「我們不希望變成杞人憂天者，但在我們看來情況似乎很清楚，是時候採取預防措施並盡我們所能準備對付可能出現的此類突發事件了。」這指的是日本人會繞過昆明，代之以直接進攻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重慶。艾奇遜建議非必要的美國人員疏散撤離，並建議另擇一處作為備選的臨時首都，也許在遙遠的中國西部，他還建議重慶大使館裡的所有機密檔案以及密碼機上的核心部分和轉子部分都要毀掉。艾奇遜把一切都考慮到了，甚至要求華盛頓提供「相當數量的美國貨幣儲備供應……因為中國的貨幣很可能會變得毫無用處」。
針對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國部隊一直缺乏決斷力的後果，陳納德將軍也提出了警告。他在9月底直接向羅斯福做了彙報，稱這種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因為即將失去的華東將意味著失去能夠攻擊日本軍用建築關鍵要害點的所有機場。這也意味著中國軍事實力的極大削弱，而延安政權的力量則相應得到增加。中國顯然面臨著內戰的嚴重危險。此外，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延安政權就有著贏得勝利的絕佳機會，無論有或沒有俄國的援助。但俄國人也肯定會給予援助。我知道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不被承認的；但我不能整個忘記一個暗示性的事實，即延安領導人在蘇德條約簽訂時所採納的嚴格的共產黨路線。我不需要指出在中國建立一個與莫斯科緊密聯絡的政府會在多大程度上打亂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平衡，或者這對我們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羅斯福對這些警報的反應是增加對蔣介石的壓力，讓蔣去做他恰恰不能做的事。9月16日，他在魁北克與丘吉爾會談期間給蔣介石發出了一封長信，警告後者稱，當「我們在全世界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當「我們迅速推進跨越太平洋時」，這種情況「對於中國來說很可能一切都太晚了」。現在需要的是「你們方面立即要採取有力行動」，否則後果將是一場「軍事災難」。具體而言，羅斯福要求蔣介石做兩件事：一是馬上在薩爾溫江採取行動，以便重新開啟通往中國的陸路，二是交給史迪威「無限制指揮你所有軍隊的指揮權」。只有辦好這兩件事情，羅斯福暗示道，美國才可能源源不斷地援助蔣介石。「我已經非常坦率地表達了我的想法，」羅斯福總結道，「因為看起來在我們這裡的所有人都很明白，你們和我們拯救中國的全部努力將會因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而付諸東流。」
這就是派遣了數百萬同胞冒著生命危險加入戰爭的美國總統，現在正在做他必須要做的事情，即堅持讓美國做出犧牲的受益者去承擔它應分擔的責任。羅斯福的顧問們一直在告訴他，如果中國失去了昆明，它將基本上被戰爭淘汰出局，那樣的話「至少需要多出一年，很可能是數年的額外戰爭……才能打敗日本，解放中國」。但結果並非如此，事實上赫爾利、艾奇遜與陳納德的警告竟然都是誇大其詞。日本人沒有攻擊昆明或重慶的計劃，不需要撤出使館。蔣介石的「縱深防禦」戰略在這方面是有效的。同時，蔣介石認為，把100萬日軍牽制在中國，他已經分擔了戰爭的責任，而且，他可以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提出反問，美國總統說「我們拯救中國的努力」究竟是什麼意思？中國已經堅持了八年，其中四年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那時美國卻在給日本供應戰略原料。既然美國「正在全世界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有什麼理由認為中國不能再繼續堅持幾個月或者甚至數年？他認為拯救中國就意味著不再同日本打仗，反正它已經幾乎被打敗了，而是要確保一旦日本被英勇的美國人解決掉之後共產黨不能上臺執政，難道這是錯誤的嗎？
在這方面，蔣介石和羅斯福優先考慮的重點完全不一致，一個是要竭盡全力保護自己，另一個則是為了挽救自己國家士兵的生命。對於美國來說，將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置於同一個「圍欄」，就像費斯後來所比喻的那樣，成了一種靈丹妙藥，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每個人，包括那些幾乎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互相不同意對方的人，都支援這個解決方案。甚至陳納德，美國人中蔣介石的最好朋友，也告訴羅斯福，我們需要的是「重慶和延安之間的真正統一」，從而使蔣介石所知道的即將到來的內戰不會發生。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需要羅斯福的個人代表發揮他的歷史作用。
於是，赫爾利致力於完成此項任務。在他與蔣介石和重慶的共產黨人最初的會議中，一項協議的輪廓開始逐漸清晰起來，至少在赫爾利身上是這樣。這將是一個五點計劃，其中中國共產黨將基本上被承認為一個合法的政黨，交換條件是同意將其軍隊置於中央的統一指揮之下。蔣介石和國民黨將樂意接受這一安排，為什麼不呢？如果共產黨的領導人願意放棄對自身武裝部隊的獨立控制，那麼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承認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代價。蔣介石肯定曾非常懷疑赫爾利能說服毛澤東同意這個方案。
赫爾利在延安出席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是在11月8日。赫爾利主導了上午開始的開幕式，提交了一份書面的五點計劃給毛澤東。這份檔案呼籲國共兩黨「為統一指揮中國的所有軍事力量而攜手合作，以便儘快打敗日本並重建中國」。其中有一段內容顯然是由赫爾利撰寫的，並且令人想起數十年來美國所做出的按照基督教和民主的形象改造中國的努力，檔案進一步呼籲雙方為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奮鬥。在下一個段落裡，它提到了國民政府將把中國共產黨視為一個合法政黨。
毛澤東掌控了下午的會議。他開始說話時帶點包瑞德所說的「有禮貌的嘲弄」，然後猛然間展開了對蔣介石的憤怒譴責，把中國的分裂怪罪於他。我們所需要的，毛澤東說道，不只是一箇中央軍事委員會，而是一個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政黨在內的完全改組過的政府。也就是說，毛澤東堅持要求的遠不止是僅僅給共產黨人一個合法地位。他要求的是一個聯合政府，在這個政府裡面國民黨和共產黨擁有平等的地位，儘管他似乎並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細節，如有關該政府將如何發揮作用等。一旦在聯合政府上不能達成一致，毛澤東對他的機會也未必抱多大信心。赫爾利的設想似乎是，國民政府的力量無比強大，共產黨將樂意接受其所提供的法律地位。他的五點建議規定，共產黨的部隊將得到與國民黨軍隊「相同的工資和津貼」，這就意味著共產黨軍隊的狀況將得到改善。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一點上赫爾利犯的錯誤，他說（據包瑞德的記錄）：「國民政府的軍隊已經無力再戰。」國民政府的軍隊有近200萬人，其中77.9萬人被用來封鎖共產黨人，而其餘的政府軍隊一見日本人來了就逃跑。這一時期最好的歷史學家估計，有40萬名政府軍士兵在封鎖共產黨人，是毛澤東給出的數字的一半，但其仍然在蔣介石的軍隊裡佔很高比例。至於相等的工資和津貼，毛澤東指出了許多美國的中國通在他們寫給華盛頓的信函中就已經注意到的，如包瑞德概括的那樣：「蔣介石手下計程車兵大都忍飢挨餓，穿的是破衣爛衫，許多人病弱不堪以至於即便是短途行軍都支撐不住。」包瑞德同意這一點，他寫道：「我自己就親眼看到過士兵行軍不到1英里後就倒下死亡。」而共產黨軍隊卻都吃得好、穿得暖，而且身體狀況良好。
赫爾利對此的回應是指出，到目前為止非但沒有逃跑，中國反而已經贏得了在緬甸和薩爾溫江的勝利，而且毛澤東針對蔣介石的激烈的長篇大論中包含任何中國的敵人都可能會使用的話，那些人希望看到中國「繼續內部分裂，自相紛爭」。這是胡言亂語，毛澤東明白這一點。「將軍，」他對赫爾利說，「我所說的有關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話早就已經被羅斯福總統、丘吉爾先生、孫科博士（孫中山的兒子，國民黨自由派中一個有影響力的成員），以及孫中山夫人說過了。你認為這些人是中國的敵人？」
赫爾利改變了話題。他說，蔣先生真誠地想跟共產黨達成協議，作為這方面的證據，他願意在國家軍事委員會里給中共一個席位。
毛澤東沒把這個提議放在眼裡。
赫爾利：可是，這意味著一隻腳邁進了門檻。
毛澤東：如果你的雙手被綁在背後，一隻腳邁進門檻是毫無意義的。
赫爾利：軍事委員會的成員資格能讓共產黨充分了解所有的軍事計劃和行動，還可能包括針對共產黨自己的任何舉動。
毛澤東：軍事委員會是一個沒有權力的機構，其現在的成員都根本不知內情；它是如此無足輕重，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召開過會議。
「主席，」赫爾利反問道，「如果你認為蔣委員長提出的條件不夠公平，不足以讓你加入一個聯合政府，那麼根據什麼條件你才會願意這樣做呢？」
毛澤東花了一天時間與他的支援者交換意見，第二天他向赫爾利提出了一個反建議，從而導致了後者與共產黨之間達成協議。當協議達成時，如包瑞德所說，共產黨人「非常高興」，這不奇怪。協議給了共產黨人他們想要的一切，包括一個「接納各抗日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政治團體的聯合國民政府」。這後一個類別涵蓋了在國民黨專制獨裁的陰影裡出現的小型、非武裝的民主黨派，最大的是中國民主同盟，它是左翼知識分子的主要政黨，其中許多人曾在美國接受教育。以這樣一種方式，這項建議基本上就廢除了自1927年以來以蔣介石為首的一黨專政，很明顯蔣介石認為這種一黨專政是他繼續統治和中國的未來必不可少的——儘管，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在美國的壓力下他在這一問題上態度的軟化是非常緩慢的。
在延安達成的這項協議還包括了把赫爾利早先有關「民有」的措辭擴充套件到美國對中國最開明願望的全面闡述。「聯合國民政府將實施旨在促進進步和民主，建立公正、信仰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的政策」，甚至還有「人身保護條令的權利」，這在中國三千年歷史上從未以任何形式存在過。這些措辭明顯是由赫爾利插進去的，在11月10日上午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之前，他花了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時間調整這個文本。赫爾利與羅斯福的政治分歧並沒有阻止他在文本中插入幾句羅斯福的最響亮的話語。中國的新政府「還將奉行旨在使免於恐懼的自由和不虞匱乏的自由這兩項權利更為有效的政策」。
毛澤東和他的副手們很高興去簽署一份美國式的人權法案。他們只接受政治生活中的一個不變的原則，即除要求民主自由之外，在野黨比執政黨有更多要得到的東西。在1944年年底中國的情況特別是這樣，當時對國民黨的不滿正在增長，而不是對偏遠的、很大程度上不為人所知的共產黨，而國民政府的反應則是極其壓制的措施——監禁、新聞審查和禁止示威遊行。美國在兩大中國武裝政黨之間進行斡旋的努力並沒有導致國民黨的崩潰和共產黨的掌權，但這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的輿論上幫助了共產黨。
赫爾利在延安的最後一個下午時，雙方都參加了包瑞德所稱的「愛的盛宴，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後來，在會議廳外，赫爾利對毛澤東說：「主席，我認為由你和我通過簽署這些條款來表明我們認為它們是公平公正的，這應該是合適的。」所以，他們就把檔案擱在一塊平坦的石頭上，兩人依次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澤東用的是美式風格的鋼筆而不是中式的印章。只是在動身去機場前，赫爾利確實加了一句告誡語。「毛主席，」他說，「你當然能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公正的，但我不能保證蔣委員長會接受它們。」
然而，樂觀的赫爾利似乎並沒有預料到讓蔣介石同意修改後的檔案會出現問題。畢竟，赫爾利自己已經簽署了，他很看重美國的影響力和威望，美國希望達成一個協議，而美國的支援是蔣介石所迫切需要的。在他出現在延安之前，他曾與蔣介石有過密切磋商，所以對蔣介石會走多遠他肯定略知一二。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共產黨人可能覺得赫爾利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作為一個姿態，周恩來和一個秘書陪同赫爾利隨機去了重慶，大概，周恩來會在那裡處理任何進一步的必要的文本提煉。
當赫爾利於11月10日抵達重慶時，他立刻把自己和毛澤東簽署的檔案送給宋子文，想要讓他轉交給委員長。宋子文驚惶不安地趕到赫爾利的住處。「共產黨賣給你一張商品清單（abillofgoods），」宋子文說，「國民政府絕不會承認共產黨的要求。」
這是一張什麼商品清單呢？在赫爾利和毛澤東的協議中所設想的聯合政府的確切條款中雖然可能涉及一些權力和權威的分享，但是完全沒有闡明有一定數量的政府部長職位會分配給共產黨，而且蔣介石會留任共和國的領導人。但宋子文相信，在這一點上赫爾利上了毛澤東的當。對他和蔣介石來說，很明顯共產黨將能夠利用他們在聯合政府中的存在來加強他們在獲取全部權力的最終競爭中的實力，從內部獲勝。換句話說，共產黨人對赫爾利所做的事感到高興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蔣介石無法接受的原因。面對著美國人與共產黨人的討論報告，蔣介石再次一如既往地表示擔憂，美國人會被共產黨人那虛偽的真誠表述所「忽悠」，說他們對美國和民主是如何地愛，以及如何無私地決心盡一切所能來幫助戰勝日本人。現在，他曾經指望得到理解的赫爾利，卻重複了這一模式。儘管蔣介石做出了反向的警告，赫爾利繼續相信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把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描述為「人造黃油的共產主義者」，而不是激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後者把目標定為奪取全部權力和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這個信念是他的談判策略的基礎。在赫爾利經常重申的觀點中，蘇聯人不會支援中國共產黨，這就意味著如果對共產黨保持強勁和一致的壓力，他們最終將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在國民黨佔主導的政府中扮演一個弱小的角色。
但是，蔣介石是很有頭腦的。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同蘇聯人之間有著很深厚的意識形態上的關係。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蔣介石希望通過培育與莫斯科的良好關係從而能夠阻止俄國人給予中國共產黨全力支援，然而他卻發現自己在發出像不為人所相信的預言家似的警告，說共產黨的性質完全是紅色的，同時共產黨人卻從自己的立場鼓勵美國人相信他們有點兒像紅皮白心的蘿蔔一樣。
在返回重慶的飛機上，包瑞德坐在周恩來的身旁，他問周認為是美國還是蘇聯才是更大的政治民主國家。「我們認為蘇聯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周恩來回答道，但他又補充道，「我們知道，我們可能要用一百年時間才能達到這種民主狀態。同時，如果我們能夠享有你們今天在美國享有的同樣的民主，我們也將極其高興。」千萬不要介意在認為斯大林的俄國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這點上所表現出的不祥的天真，或任性的意識形態上的盲目性。美國人總是會從類似於周恩來的這種評論中提取出一個善意的、讓人放心的資訊，即共產主義是在遙遠的未來去實現的一個理想，而在漫長的實現過程中，共產黨人可以成為美國人的朋友。
鑑於蔣介石擁有龐大的軍隊，他在國外作為「中國救世主」的聲譽，以及他從其他國家，包括蘇聯，所享有的作為中國唯一合法統治者的承認，為什麼蔣介石要認為與共產黨達成一項協議是一條災難性的路徑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與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主要差別相關，儘管是同盟國卻不能找到共同的基礎點，這就是歷史學家鄒讜所稱的「美國人的簡單性相對於中國人的複雜性」。對美國人來說，其單一的目標就是打敗日本，既然那也是中國人的目標，美國人就不明白為什麼蔣介石似乎在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的措施上猶豫不決，例如改革中國的武裝部隊，解僱不稱職的指揮官，將七拼八湊、裝備落後、指揮失誤的師團合併成較少數量的有紀律和有效率的部隊。對於像史迪威這樣的美國人來說，這種軍事改革是一種簡單良好的意識。它將有助於擊敗日本，而且在前進的道路上，能使蔣介石擁有在未來與共產黨的對抗中所需要的那種軍隊。
同樣，赫爾利肯定也感到國民黨將歡迎有機會在美國風格的政治競賽中與共產黨進行和平競爭。在這樣的競爭中，每個人都有他的發言權，得票最多的黨派獲勝，敗選方將在下次選舉中等待另一次獲勝機會。但對美國人來說非常簡單的東西，對蔣介石來說則是極其複雜的。蔣介石的權力是建立在中國的軍事首領之間的個人關係網路上，其可以回溯到他作為黃埔軍校校長的時期，在一些關鍵的情況中，還可以回溯到他在日本的時候，那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軍校學員。這支武裝部隊不單單只是一支軍隊；他們還是一個權力基礎的網路，有些人忠於蔣介石，而其他人（往往是其中更有能力的）則獨立於他，甚至可能還是他潛在的對手。蔣介石需要用忠於他自己的指揮官來指揮軍隊，即使這意味著要容忍他們以用不存在計程車兵來填補名單的方式去獲得中央政府給他們的工資，即使他們與日本人買賣戰略物資來中飽私囊，即使他們是無能的指揮官。蔣介石拒絕解僱那些對他效忠的指揮官。此外，在戰爭期間，他拒絕給在作戰中有能力但不效忠於他的指揮官提供軍需物資，因為在中國那由個人軍事關係編織成的網路中，他們不是他個人網路中的一部分。
說到政治改革，蔣介石遇到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一個相當抽象、簡略的措辭，其實際意義是允許共產黨作為一個合法的政黨進入政府，然後與他們爭奪民眾的青睞。就美國而言，政治改革會給予中國政府合法性，擴大民眾的支援，並平息學生和知識分子潛在的不滿和失望。聯合政府將給予蔣介石更強大的部長職位，他將繼續擔任軍隊的總司令，並作為美國的一位盟友，以及他的國家的總統。
然而，蔣介石相信，政治改革會給他帶來滅頂之災。對於他來說，有著善意的天真和輕信別人的美國人，沒能考慮到中國政治文化的現實，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去尋求和解，被迫授予合法地位給一個昔日的「匪幫」，會被解讀為軟弱，而被視為軟弱則將導致己方的力量倒戈到另一方。共產黨本身將會很樂意見到他們的人氣、威望和地位的急劇上升。戴維斯之所以做出一旦共產黨得到美國的認可，蔣介石的許多高階軍官會棄他而去的預測，其原因就在於此，因為在中國那贏者通吃的政治體系中，堅持追隨一個失敗者是沒有好處的。幾個世紀之前，馬基雅維利就警告說，一個國君邀請強大的對手來自己的王國，滿心希望能解除他們的武裝，削弱他們，其實是在為自己喪失權力鋪平道路。蔣介石可能沒有讀過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理論，但他無論如何都會明白，他自己的權力不能依賴於與生機勃勃、持久穩定的共產黨人達成交易，而是依賴於不與他們打交道，進而摧毀他們，以免他們摧毀他自己。
赫爾利的談判是美國人在中國最引人注目和最顯而易見的一種首創精神，但絕非唯一的一次。其他的均不那麼清晰，不那麼顯眼。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有許多美國機構在中國運作，包括幾個不同的情報機構。例如，其中有無傷大雅的戰時新聞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owi），專門收集中國和日本的書面材料並在中國新聞界傳播美國政府的宣傳。在戰爭期間的大部分時候，領導該機構的是費正清，他是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第一次去中國是在1932年，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保持著無比廣泛的交際，其中許多人曾留學美國。另一個重要的團體被稱為agfrts，即空軍和地面部隊資源及技術人員局，它在1944年春天正式開始運作。其總部設在昆明，專事收集天氣資訊和日本飛機、軍隊和船舶的活動情報——這些情報是陳納德的第14航空隊（又名「飛虎隊」）所不可或缺的。該航空隊的許多機場分散在未被佔領的中國領土上，以便展開對日本目標的攻擊。
agfrts的人員大多從美國戰略情報局借調而來，其中就有茱莉亞·麥克威廉斯，她後來成為著名的烹飪書作家和電視名人，改名為茱莉亞·查爾德。另一個備受推崇的agfrts情報人員，一個在敵後建立起十多個情報蒐集中心的人，是給人印象深刻、非常能幹的上尉約翰·伯奇，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後來他指揮了一次發生在山東境內的危險又重大的任務。
像美國戰時新聞局和agfrts這樣的團體，戴維斯後來寫道，是「美國戰略情報局中比較平民化的元素」。但是，戴維斯繼續寫道，「還是存在著一些不太好的東西」，其中最主要的是設在重慶的以美國海軍武官梅樂斯（miltonmiles）上校為首的一個秘密組織。梅樂斯與美國在中國的其他機構不斷爭奪地盤，特別是美國戰略情報局，該局曾試圖拉攏他，但未能成功。他是美國人中最接近戴笠的人，戴笠以前是黃埔軍校的學員，從那時起，就成了蔣介石親近和信任的侍從武官。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戴笠被任命為一個稱作藍衣社的秘密機構的頭頭，藍衣社是由蔣介石的另一個黃埔學員何應欽建立的，抗戰爆發後何應欽先後被蔣介石任命為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藍衣社這個名稱表明他們都受到褐衫黨和黑衫黨的啟發，後兩者是新興的義大利和德國法西斯領導人用來恐嚇對手的準軍事組織，但藍衣社也是由黃埔派系形成的一種中國傳統的秘密幫會，用來支援他們的領袖蔣介石，他們對他宣誓效忠。當戰爭爆發時，戴笠被任命為蔣介石的秘密警察機構的頭子，該機構比較委婉的官方名稱是調查統計局，這在中國是最可怕的機構。
美國的情報機構和戴笠之間的夥伴關係是中美關係中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原因就在於這種關係是親密而友好的。綽號「狂野比爾」的威廉·多諾萬是個企業律師，是他創立並領導了美國戰略情報局。他到過中國兩次，分別是在1943年和1945年，並與戴笠有過親切的會見，隨後保持著書信交往，書信中充滿了恭維之詞，看起來幾乎是他們兩人在相互模仿。「多諾萬將軍閣下，」戴笠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對你的仰慕之情穿越了不斷延伸的距離，就像連綿不絕的滾滾波濤和飄蕩在空中的雲彩。」
儘管為討好對方做出的努力是傷感的，但戴笠實際上是一個堅強的、極其理智的行家，他堅持在他的管轄範圍內美國所有的情報工作必須處於他自己的全面控制之下。他最親密的美國夥伴是海軍上校梅樂斯，以「瑪麗」之名而著稱，因為當他在海軍學院1922級當學員時，瑪麗·梅樂斯·明特正是一個著名的百老匯明星。外號「瑪麗」的梅樂斯是一個擅長社交的頗具魅力的海軍軍官，被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此人是海軍作戰部長和羅斯福的親密顧問——派往重慶美國大使館任武官，最初負責監測在中國沿海的日本航運以及為最終美國在那裡的登陸蒐集資訊。費正清在回憶錄裡稱他是「一個穿著卡其短褲和襯衫的年輕人」，他的「臉不僅長得英俊而且其實還挺漂亮，一笑就露出兩個酒窩」。
不論梅樂斯漂亮與否，他都擁有來自很有勢力的海軍上將金的支援，這就給了他一種官場地位，使他能夠把自己的業務從沒有爭議的情報蒐集擴充套件到非常有爭議的與戴笠的合作形式。他既不受美國大使館的控制，也不受美國軍事指揮官的約束，首先是史迪威，然後是魏德邁。在赫爾利之前的克拉倫斯·高斯大使曾經抱怨說，戴笠是中國的「蓋世太保」的頭子，他希望大使館能「擺脫可能與戴笠將軍有聯絡的陸海軍軍官的所有官方關係」，說這句話時他針對的是梅樂斯。但是金上將在知道國務院對梅樂斯的不滿後，把梅樂斯晉升為准將，並任命他為新成立的駐華美國海軍機構的頭頭，這個機構直接聽從金上將的指揮。這使得梅樂斯能隨意去做他想做的事，並同戴笠一起建立了一個新的組織以便「在抗擊日本的戰爭努力中實施特殊的措施」。這個新的機構被稱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aco），它的34個獨立活動領域中包括了破壞、對日偽官員的暗殺和一所特務學校。費正清稱這所學校為「破壞活動培訓中心」，其位於重慶以西沿嘉陵江約12英里的一處秘密地點，名叫「歌樂山」，這名字還挺有諷刺意味。「這是一個小小的獨立王國，」海軍情報官查爾斯·g.多賓斯上尉如此描述歌樂山道，「這裡每個入口和交叉路口都有武裝到牙齒的哨兵一天二十四小時站崗。」
中美合作所的創立是一件發生在戰爭中的事。它的目的是幫助戰勝日本，而不是要捲入中國的國內事務中去。但梅樂斯與戴笠的關係太過親密，戴笠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梅樂斯為副主任，這樣就把美國置於同一個被越來越多的在華美國人視作集埃德加·胡佛和海因裡希·希姆萊於一身的人關係密切的位置上。戴笠的軍統局已經把觸角伸向了被日本人佔領的城市。他在華南和華東地區有著一張廣泛的敵後游擊隊網路，可以護送美國情報官員秘密前往沿海地區以便在那裡觀察日本人的海運活動。
但軍統局也監視中國的異見者，比監視更糟糕的是——或許多美國人相信的是——逮捕並處決他們。在這層意義上，戴笠和軍統局同康生和共產黨情報網針鋒相對，儘管在華美國人對康生的瞭解遠比對戴笠的瞭解要少得多。這兩個情報機構在一場持續的秘密戰中相互對抗，其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並持續到三十年代初，當時與共產黨分裂後的國民黨試圖消滅對方，共產黨則奮起鬥爭以求生存。
1942年2月，戴笠發現一個共產黨的七人間諜網已經滲透到他的組織中，這些人包括戴笠的特工在中國各地所使用電臺的負責人。「這個特殊的黨支部就像一把匕首，直接刺入戴笠軍統局的心臟……幾百架無線電臺和幾千個無線電話務員的秘密任務都掌握在我們黨的手中。」這是該間諜網的負責人，一個名叫張露萍的年輕漂亮女人的官方傳記中的內容。
在軍統局內部發現的這些「鼴鼠」引起了戴笠的警覺，這也是促使他尋求與美國合作的契機之一，因為美國人在反間諜方面可能更為擅長。這七名共產黨特工都被逮捕、遭受折磨並在兩年後被處死。共產黨直到1983年才承認軍統局內間諜網的存在；之前，毛澤東甚至不想去證實國民黨情報機構的指控。
有關戴笠究竟如何打壓異己還是存在著一些不確定性。在華美國人中的傳統觀點是他應對大量的錯誤行為負責。戴維斯說他是「令人討厭的」。戴維斯說戴笠的「主要作用是追捕涉嫌反蔣的人，雖然他在日佔區也擁有活動網，但主要被用來追蹤地下共產黨人」。密歇根大學政治科學系的前任主任、後出任美國戰略情報局高階職務的約瑟夫·拉爾斯頓·海頓，警告多諾萬不要跟戴笠摻和在一起，因為戴的方法就是「用毒藥、匕首和狡詐的方法搞暗殺」。即便是魏德邁，儘管對蔣介石的國內手段毫不心軟，也認為梅樂斯和戴笠的關係令人困擾。事實上，他懇求戰爭部從中美合作所撤出，並終止梅樂斯與戴笠的關係。他寫道：
戴笠主要專注於收集針對中國人和居住在中國淪陷區的外國人的情報。他對日本人的興趣完全是次要的。他的行動方法與德國蓋世太保和蘇聯秘密警察格別烏（ogpu）非常接近。美國繼續維持與他及其組織的關係和聯絡已經損害了心胸寬大、思想健全的中國人眼中的美國形象，並使之對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動機和我們表達的目的的誠意提出了懷疑。
後來，因中美合作所和梅樂斯仍在運作，魏德邁又寫了一封信：
如果美國公眾瞭解到，我們向一個如戴笠所操控的這樣有問題的組織提供大量援助的話，不必解釋，這肯定將是最不幸的。梅樂斯在這裡充當聖誕老人已經很長時間了。
給美國軍事情報署（militaryintelligencedivision）擬了一份關於戴笠的報告的多賓斯上尉寫道：「數以百計的戴笠的受害者被殺死了，還有數以千計的受害者在監獄和集中營中受盡折磨，不知道為何被抓或還要被關多久。」
令人好奇的是，聲稱在戰爭中發生的失蹤、折磨和處決的這些總結中有著某種抽象的品質。有些被國民黨鎮壓的受害者是為人所知的。例如，其中就包括馬寅初，他是一個受過美國訓練的經濟學家，經常批評蔣介石。戰時的大部分時間，馬寅初都被軟禁在家，這當然是一種鎮壓措施，但他沒有被殺害，也沒有被送到集中營或一個殘酷的監獄中去；正如我們所知，當他從軟禁中被釋放的時候，他立即開始發表反對國民黨的激烈演講。在戰前，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頭幾年，戴笠的藍衣社執行了多次暗殺，其中包括了至少兩個針對國民黨政權的自由批評者，楊杏佛和史量才，後者是上海《申報》的主編、總經理。此外，藍衣社的一份出版物吹噓說在武漢處死了大約40個「叛徒」，就是說，與日本敵人合作的中國人——這些事發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六年後的七七事變之間。該組織還處死了一些與蔣介石爭奪權力的競爭對手，包括一群年輕的將軍，戴笠懷疑他們涉嫌在1943年年末陰謀策劃逮捕蔣介石。1944年，蔣介石槍斃了他最喜歡的一個將軍，張德能，因為他未能抵抗日本人以保衛長沙，反而撤離該城，並據稱用卡車裝滿了自己的財產。正如陶涵所寫的那樣，如果蔣介石覺得自己的政權受到了威脅，他就不會阻止自己去下命令處死大批人，但沒有明確證據表明他確實這樣做了。
國民政府秘密警察和戴笠沒有遵守正當程式的細節，這是可以肯定的。也可以認為，當時在中國毆打和折磨囚犯是司空見慣的。但軍統局並不是蓋世太保，也不是格別烏，沒有它們的效率、它們的徹底性，或它們大批屠殺的文字記載。國民黨治下的中國不是一個民主政體，但也不是法西斯政權，堪比納粹德國和斯大林俄國；事實上，考慮到當時正值戰時，猜疑和陰謀的氛圍，一個與之競爭的傀儡政府的存在，以及共產黨人的反對，令人感到驚奇的可能不是國民黨的罪行太多，而是不那麼多。由在華美國人彙編的有關戴笠的報道幾乎根本就沒有被處決或失蹤的反蔣異見者的名字，這種細節的缺失表明有些關於軍統局和戴笠胡作非為的報告是基於傳聞的可能性，或源於這樣一種趨勢，因戴笠被看作國民黨的傅滿洲而聲名狼藉，受此影響，人們總是去相信據說是他乾的最壞的事情。
當時有美國人在現場，他們相信這一點。梅樂斯上校站出來為戴笠辯護，在他的回憶錄裡辯稱戴笠的瀆職行為只不過是假設的，想象多於真實。同樣，在1946年1月，由一位名叫梅澤爾寫的海軍情報局（officeofnavalintelligence，oni）的報告也指出，該局已收到「有關戴笠的眾多不利報告」，但所有那些經梅澤爾調查核實過的報告，他寫道：「都已被證明是誤導性的，其中大多數是錯誤的，其他一些則是被扭曲的。」
在戰爭結束時，海軍情報局局長托馬斯·b.英格利斯撰寫了有關戴笠的文章，他的結論是：戴笠儘管冷酷無情，但他必須由中國的實踐來判斷，而不是美國。英格利斯寫道：「作為戰爭時期的國家警察的首領，根據按我們的標準來說絕對是殘忍、野蠻的法律與習俗去對付叛徒和罪犯，這是他的職責所在。」戴笠的秘密警察職能，他繼續寫道，已經「使他的名字在中國社會廣泛的群體中成了一個凶神惡煞的代名詞，不僅令真實的各類罪犯、叛徒和通敵者望而生畏，而且那些基本上是忠誠和值得尊敬的人也對他懷有畏懼之心」。就是這些人「在大聲抱怨他那缺乏證據就實施逮捕和拘留的權力，並把他描述為政治反動派的打手」，但是，英格利斯斷言，戴笠只是「以他自己國家的習慣方式行使了他的戰時職責」。
然而，問題是戴笠似乎同希姆萊或貝利亞一樣是一個肆無忌憚的惡棍，即使這樣的比較有點誇張。戴笠的秘密警察具有蓋世太保或格別烏的外在屬性，在一處守衛森嚴的辦公場所的陰影中運作，並且只效忠一個有著盛氣凌人的委員長頭銜的人。它的存在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它能激起恐懼，也由於無人知道它究竟在做什麼，它就激發了更多的恐懼。
相比之下，如我們所知，四處發展中的延安政權也有著它的秘密警察及其幽靈似的指揮官，康生，他只對被稱為主席的人負責。然而當時的觀察家們，不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似乎從來沒有將戴笠與康生做一比較，這點頗引人注目。中共的安全機構是如此封閉，如此不透明，以至於沒有引起廣泛的公眾注意，由此幾乎不會激發任何懼怕。
此處的教訓是：一個被夾在專制獨裁和自由民主兩者之間的政黨將戰略優勢拱手讓給了堅定地站在其中一個陣營或另一個陣營中的政黨。
陰謀論者可從這件事中看出中美合作所證明了美國的潛在目標，這個被共產黨人相信是美國「反動派」的目標是為了帝國主義剝削而保證中國的安全。但是，在戰爭結束前後幾個星期和幾個月中各個在華情報機構的行動是值得注意的，這些行動非常詭異、極不協調，不屬於任何中心計劃或中心戰略思想。梅樂斯和中美合作所雖然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正式批准，其行動卻幾乎獨立於任何控制。沒有人能掌管一切，連魏德邁也不行，儘管他逐漸試圖把間諜活動置於他的控制之下。「盟軍在中國的戰爭努力的一個突出弱點是，有太多情報機構各自獨立地、不協調地活動著，南轅北轍，互相誤解。」1944年年底，魏德邁在發給馬歇爾的一封絕密電報中如此寫道。
因此，赫爾利只是中國這出戲中的一個美國主角。他對其他人的某些行為一無所知，這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赫爾利關注的焦點，他所痴迷的仍然是試圖打造一份國共協議，他不斷看好在這方面所做努力的成功前景，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他不是也不可能是這塊料。有一陣子，在蔣介石拒絕了赫爾利與毛澤東的五點計劃後，他似乎願意把隨之而來的僵局歸咎於國民政府。11月13日，他告訴戴維斯，他認為這個計劃是合理的，並說他懷疑國民黨不妥協的原因在於宋子文，他在戴維斯面前把宋子文稱為「騙子」。他宣稱，蔣介石曾經答應同共產黨達成協議並以此來交換史迪威的解職，然而現在，他相信宋子文在破壞這項安排。這令戴維斯大為吃驚；他是第一次聽說此事。
但赫爾利並沒有長時間堅持這一立場。很快，他就有點莫名其妙地採取了一個顯著的親國民黨的立場。他逐漸在美國人關於如何對付蔣介石的爭論中確立了自己堅持的一種對立觀點，而相對的那種觀點是持交換條件的陣營所主張的，他們覺得不應該給蔣介石任何東西，不論是租借援助還是道義上的支援，除非從他那裡得到具體的承諾作為回報，特別是有關政治改革和精簡軍隊的承諾。史迪威的副官弗蘭克·多恩曾簡明地闡述過這個論點。他說，只有在「最後通牒的基礎」上去對待蔣介石，才可能使中國擺脫政治僵化。
赫爾利拒絕了這一做法，由此他還與美國高階領導層達成了共識，後者從未對交換條件政策有過興趣。這一觀點出自總統本人，同樣作為一國之首，深知處於權力頂峰的孤獨，總統對蔣介石懷有天然的同情。「委員長認為有必要維護自己那至高無上的地位，」羅斯福在給馬歇爾的一封信中寫道，「在這種情況下，你和我也會做出同樣的事情。他是行政長官，也是總司令，我們不能對這樣的人說話嚴苛，或者以我們可能從摩洛哥蘇丹那裡得到的方式從他那裡得到確切的承諾。」
赫爾利後來對羅斯福解釋了蔣介石的觀點的合理性，即接受一項同中共達成的協議將被視為他們自己的一個勝利，也是他個人的一個失敗，而對他來說失敗將是致命的。此外，赫爾利和毛澤東在延安那塊石頭上籤訂的那份協議迴避了一個基本問題：如何在一個有著三千年歷史卻從來沒有看到過和平爭奪權力的國家裡分享權力？在同毛澤東一起制定交易時，赫爾利未能理解戴維斯所表述的情況，即「一個少數派反對黨的概念在中國並不存在，蔣介石那平衡各種相互競爭的機會主義者的體制，在引進任何人都可自由參與的西方民主之後將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特別是當其中一支競爭力量是一個有活力的、人數激增的、有紀律的組織，並決心去摧毀那個系統並奪取政權時」。赫爾利對蔣介石几乎無條件的支援是他對戴維斯所做分析的回應，但其與戴維斯可能要求他去做的完全相反，因為戴維斯是有條件交換陣營中的一個堅定成員。「到12月時，」多年後戴維斯告訴一個採訪者道，「在未得到來自華盛頓的確認的情況下，赫爾利將軍開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對中國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的全力支援。」這是赫爾利所堅持的一項政策，戴維斯繼續說道，這項政策的宣佈是如此強硬，沒有任何細微的歧義或者妥協餘地，但「恰巧在那個時間，其有效性……成了問題」。
蔣介石無疑是歡迎赫爾利的支援的，但這並不能使他擺脫困境。蔣介石堅定地認為，民主改革，特別是允許一個聯合政府成立，將會搞垮他，但同時他又不能簡單地拒絕與共產黨人達成協議這個目標而不傷害赫爾利和羅斯福的善意。所以，國民黨以一個自知肯定會被共產黨拒絕的反提案來回應赫爾利和毛澤東的計劃。相比毛澤東和赫爾利的五點計劃，這項反提案包含了三點，但其核心要點是：如果共產黨願意「全力支援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及戰後重建，並把他們所有軍隊的控制權移交給國民政府」，作為交換，中央政府將同意承認共產黨為一個合法的政黨。
在重慶看到這份反提案時，周恩來毫不意外地拒絕了，他說甚至都沒有必要將其帶回延安。這樣就為未來兩年美國艱苦的調解努力而在中國的兩方與美國之間建立起了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毛澤東想得到法律承認，當然他能夠得到，就像戰後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所得到的那樣，在民主選舉中和平競爭權力，儘管這樣的解決方案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毛澤東想成為聯合政府的一部分，但他認為放棄對自己軍隊的控制權無異於自殺。雙方都做出了名義上的讓步，以滿足美國人以及迎合中國的民意，即雙方希望達成協議，但雙方的目標仍然是相同的：權力——國民黨要保持權力而共產黨則是奪取權力。
儘管如此，赫爾利仍然相信他的努力會結出果實。「我們正在取得一些成果」，12月時他在給國務卿斯特蒂紐斯的信中如此寫道，雖然在所有的歷史記錄中都很難找到任何成功的事實。他說他每天都與蔣介石見面，而蔣則被說服「為了團結中國的軍事力量並防止內戰，對他來說有必要……對共產黨做出慷慨的政治讓步，在國民政府中給予他們足夠的代表性」。
在1944年的最後幾周和1945年的最初幾周裡，重慶的情況就是如此。蔣介石仍然待在他那僻靜的別墅裡，身邊擺放著古董瓷器，沉默的僕人在一旁為他服務，圍繞著他的是他最親近的助手，他想聽到的他們都會告訴他。而周恩來則住在重慶一條普通的小巷裡，被秘密警察監視著（他們佔用了同一幢樓的其他房間），同美國記者和外交官共進午餐和晚餐，散發出他一貫的魅力和他那理性的光環，並給大家提供保證：共產黨所想要的一切就是打敗日本，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赫爾利在他們兩者之間似堂吉訶德般不切實際地來回穿梭，努力爭取共識及不存在的共同的終極目標。12月4日，他、魏德邁和羅伯特·b.麥克盧爾（魏德邁的參謀長）拜訪了周恩來，他們一起試圖說服周接受現在的蔣介石和赫爾利的三點計劃，但無功而返。
12月7日，包瑞德和周恩來飛回延安，周恩來是因為在重慶沒有什麼可進一步再談，包瑞德則是因為赫爾利要他說服毛澤東去接受周恩來所拒絕的。這一主動的舉措產生了引人矚目的對抗，毛澤東在談話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的憤怒，並告訴包瑞德他為什麼絕不會接受蔣介石的建議，但同時又向其保證他想成為美國的朋友，甚至還利用這個機會表達了最大限度的信心，即無論在赫爾利作為中間人的會談中發生什麼，未來是屬於他的。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也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這個精明的農民共產主義者，穿著一套棉衣，住在中國西北部一個窯洞裡，熱情洋溢地同一個美國上校說話，幾乎是非常精確地預測了未來。
周恩來也出席了這次會議，根據包瑞德的敘述，毛澤東在會議期間不止一次「大發雷霆」。在某一時刻，當包瑞德告訴他蔣介石認為赫爾利和毛澤東的五點計劃是迫使他喪失權力的一種方式時，毛澤東跳了起來，並喊道：「他早就該下臺了。」毛澤東事實上指出，蔣介石在臺上的日子如果不能以日來計算的話，那肯定是可以用年來計算的。而且如果，毛澤東說，
根據他的情況，美國希望繼續支援蔣介石這個爛殼子，這是它的權利。然而，我們相信，儘管美國能做一切想做的事，蔣介石仍然註定是要失敗的……我們不像蔣介石。我們不需要哪個國家來支援我們。我們能夠站得筆直，像自由人一樣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