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0日，從上一年7月開始就一直生活在延安窯洞裡的雷·克羅姆利少校，給在重慶的魏德邁將軍拍發了一封緊急加密電報。「延安政府，」克羅姆利寫道，當時他極有可能是坐在一張木桌邊點著一盞煤油燈，「想要派遣一個非官方的（重複）非官方的團體到美國去，給感興趣的美國公民和官員解釋中國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克羅姆利曾經作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在日本工作過，此時是延安軍事觀察組的一個成員，憑此身份，他能出現在共產黨高階領導人之間——觀看在戶外演出的京劇，參加週六晚上的舞會，以及出席美國情報人員能見到中共領導人的其他非正式聚會。至少有一次，他甚至與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一起跳舞。江青來自上海，原先是個藝名叫藍蘋的二流演員，雖然穿了一身臃腫的棉衣，但也難以掩蓋她帶有幾許風騷的魅力。
克羅姆利告訴魏德邁，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本人，而非其他人，「即刻就能單獨或共同赴華盛頓出席探索性的會晤，如果羅斯福總統在白宮表達這個願望並把他們看作中國一個主要政黨的領導人的話」。從未離開過中國的毛澤東，一箇中國的羅賓漢，或者中國的列寧（叫什麼取決於你的觀點），現在要求訪問白宮！
毛澤東提出的會見羅斯福的要求同另一個亞洲革命領袖胡志明，今天的「越南之父」，提出的要求是相似的。在美國發動越南戰爭之前很久，胡志明就曾要求美國給予幫助來抗擊法國殖民主義者，而且是兩次，但均被忽視了。在1945年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兩個最高領導人登上一架飛機飛往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會晤，這樣的想法暗示了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困擾美國與亞洲關係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否曾經有過一個巨大的機遇，因為錯失而造成了生命和財產的無法估量的損失？
毛澤東和周恩來通過克羅姆利發出的請求過了二十七年並經歷了美國在亞洲的兩次戰爭之後才得以實現，毛澤東的確與一位美國總統，理查德·m.尼克松，見面了，不過不是在華盛頓，而是在北京，並且是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產黨政權的領袖，他的多年執政時間都曾被用來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粉碎美帝國主義。1972年的突破有可能發生在一代半人之前嗎？如果有可能，中國共產黨是否絕不會，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的「一邊倒」，意思是在冷戰時期的緊張歲月裡倒向蘇聯集團一邊？如果中國沒有倒向一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兩場為阻止敵對的共產黨政權的擴張而由美國出面打的代理人戰爭，是否就絕不會打起來？
對此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美國領導人錯失了去支援在亞洲渴望變革的巨大力量的機會，如果對這些力量哪怕至少是保持中立而不是擺出作為它們的全球主要敵人的姿態，那麼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會是無限地更加和平與幸福。另一種觀點是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受蘇聯這個榜樣的鼓舞，必然會採取激進的、反美的途徑，這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與美國的衝突，無論這種衝突是什麼。
通過克羅姆利少校轉達的這個資訊使用了「非官方」這個詞，其無疑是讓美國能夠接受一個共產黨代表團而不違反只有蔣介石政府才能夠正式代表中國的原則。本著這種精神，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要求不要把他們的秘密行動告知羅斯福總統在中國的特別代表，帕特里克·j.赫爾利。在那時，即使赫爾利正試圖讓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攜手加入聯合政府共同抗擊日本人，共產黨人也把他認定為是個對手，會阻止他們越過他而直接去見美國總統。在這點上他們是正確的。魏德邁忽視了毛澤東將此信保密的請求，並遵照外交禮節，把電報轉給了赫爾利，赫爾利把它扣下了。這一提議就這樣從未被轉交給華盛頓。共產黨中國的未來領導人主動發出了詢問，卻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他們相信赫爾利已經與他們為敵，這個看法肯定可以解釋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動提出這個倡議的時機。不難想象這兩位中國領導人在1945年年初會對羅斯福說些什麼，因為他們將要說的肯定與他們告訴赫爾利、迪克西使團的成員，以及那段時間內能夠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的內容完全相同。共產黨人希望美國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從而實施共產黨人所說的「民主改革」，即允許他們與中國所有的抗日黨派一起加入一個「聯合政府」，而不要求他們放棄他們自己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的對大規模軍隊的控制權。但是，共產黨人最想從美國得到的是子彈和槍炮。毫無疑問，毛澤東也會要求把這些東西直接提供給共產黨人，他肯定會說，正是共產黨在承受著抗擊日本的主要重擔。
毛澤東會告訴美國總統，他將很高興地讓一位美國指揮官來指揮他的軍隊共同與日本人作戰。在1945年年初，當時沒有人能想到原子彈將在那一年8月結束太平洋戰爭，最普遍的假設是，戰爭將繼續下去，至少還要再打一年或兩年。為了打敗日本，人們認為，美國將不得不入侵日本本土島嶼，有一個已經在桌面上討論的選項是讓部隊在中國東部沿海登陸，這個地區將作為一個集結待命區供最後向敵人領土發起總攻。另一種選擇，它也是在軍事規劃人員中被更為看好的，即繼續進行中的「跳島戰術」，並利用如沖繩這樣的近島作為攻入本土的集結待命區。然而，毛澤東敦促他在延安見到的美國人使用中共的軍隊來保護可能到達中國土地上的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毫無疑問，他們會遭遇日本人的激烈抵抗，他會把這項提議重複說給羅斯福聽。
除此之外，毛澤東幾乎肯定會試圖說服羅斯福，中國共產黨不是蘇聯意義上的共產黨，也就是說，不是一個決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企業、禁錮其批評者或搞農業集體化的共產黨。正如我們所知，幾個月前在延安接受哈里森·福爾曼的採訪時，毛澤東曾把自己比作林肯，無疑他也將會跟羅斯福去談他曾經同福爾曼談過的有關「解放奴隸」的話，意思是指中國的貧困農民「通過土地改革來改善民生」，而不是像蘇聯那樣去殘酷地消滅階級敵人。按照這些原則，毛澤東甚至還可能為羅斯福闡明他所領導的運動的重大意義，即它代表了亞洲的一次巨大動盪，某種全新的東西，一波旨在爭取共產黨後來稱之為「解放」的渴望和決心的浪潮。他也可能給羅斯福這位天生的反殖民主義者一個選擇：忽視這種原始的新生力量，或是讓美國與之為盟，並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去扶持這個正在出現的龐然大物，不論羅斯福喜歡與否。
即便這項請求被赫爾利轉交，羅斯福是否會接受毛、周前往華盛頓去拜訪他的請求呢？這是極不可能的。美國總統是不會將聲望和合法性給予反對其盟國政府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的。他也不會同意他們加入聯合政府之時要堅持的條件：在他們的解放區保留他們建立的百萬大軍。因此，赫爾利扣壓毛、周的請求，也並不能那麼可怕地被認為是失去了一個機會。共產黨人這個姿態的意義更多地在於赫爾利對其的反應，因為他們要求克羅姆利不要告訴赫爾利這件事對他來說就是明確的和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他的一些部下企圖通過破壞他的調停計劃來幫助共產黨人。
赫爾利一直在費勁地試圖讓陷入僵局的會談重新開始。1月6日，他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他把周恩來派回重慶。就在同一天，駐西安的領事愛德華·賴斯解釋了毛澤東不那麼急於如此做的原因之一：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在繼續擴大。他寫道，最近共產黨利用了國民政府在河南的失敗「建立了一大片新的共產黨控制區」，這片地域包括山東、江蘇、湖北和河南的部分地區。賴斯的觀點是每當蔣介石政府失去一塊地盤，就會以如下兩種方式被分配：「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輸給了日本，鄉村地區的控制權則輸給了共產黨。」
毫不奇怪，1月11日有封從延安給赫爾利的信件到達了。在信中，毛澤東以國民黨沒有顯示「絲毫真誠」為由拒絕恢復談判。三天後，因毛澤東的拒絕而惱怒的赫爾利拍發了一封長電報給羅斯福，其中敘述了他前幾個月的談判努力，從上一年11月初他訪問延安開始。赫爾利告訴羅斯福，就在他已經快要成功時，突然莫名其妙的，「共產黨甩掉了我們」。赫爾利接著告訴總統，這種「共產黨人立場的劇變」，他們拒絕恢復談判，即使蔣介石做出了重大讓步，是因為魏德邁屬下的「某些官員」一直在給共產黨人提供他們幾乎想從美國得到的一切，而沒有要求他們同意與國民黨達成協議。「這些美國官員制訂了一個在共產黨控制地區使用美國傘兵部隊的計劃。這項計劃為在游擊戰中使用美國人指揮的共產黨軍隊而做了準備。該計劃以美國和共產黨達成一項協議為前提，完全繞開了中國的國民政府，並直接向共產黨軍隊提供美國物資。」
赫爾利說他之前就對這一計劃略知一二，但「我不知道該計劃已被提交給了共產黨人，直到共產黨人請魏德邁為毛澤東和周恩赴華盛頓與你會晤確保一條秘密途徑時才真相大白。他們要求魏德邁保守秘密，不讓國民政府和我知道他們要拜訪你的提議」。
在基本事實上赫爾利並沒有全錯。他所犯的災難性錯誤是他指控「魏德邁屬下某些官員」搞破壞和不忠，其實所發生的一切都只能說明美國對華政策整體性的不連貫，所有這些機構的運作在其行動上或多或少都具有獨立性。戴維斯對赫爾利的結論，儘管毫無疑問是自私自利的，似乎也是真實的。當時他給他的妻子寫道，這是因為「大使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陰謀的旋渦之中而有點困惑」。這項陰謀的主要發起人則是人稱「狂野比爾」的多諾萬，華盛頓的戰略情報局的頭頭。
多諾萬渴望在情報事務上與共產黨人進行合作，就像與戴笠和國民政府的合作一樣。共產黨在所有被日本人佔領的中國領土上都有游擊隊和特工，顯然能夠給美國提供大量的情報。此外，共產黨人在同迪克西使團中的戰略情報局官員，特別是克羅姆利的會談中明確表達了他們歡迎和鼓勵這種興趣。共產黨人需要裝置，特別是無線電臺，他們的軍隊和特工可以在他們廣泛的解放區使用。他們還希望對他們的情報人員進行技術培訓。1944年9月，戰略情報局同意給十四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提供電臺。到1945年4月時，大約1.4萬磅的美國裝置，大多是輕量級的電臺和零配件，已被空運至延安，並且還有更多裝置正在運輸中。對於戰略情報局駐中國副代表威利斯·伯德（willisbird）來說，他所承擔的戰略情報局配合共產黨人的活動，足以使他用全部精力來與延安打交道了。
伯德並不是同共產黨洽談軍事或準軍事合作的唯一一位美國官員。1944年11月初，就在魏德邁抵達中國僅僅四天之後，長征老兵、八路軍現任參謀長葉劍英就戴維斯提出的美國人的想法做出了回應，認為美國可以在山東、江蘇交界處的連雲港實施一次諾曼底式的登陸。共產黨人將予以全面配合，這將成為一次重大的聯合作戰，在範圍上類似於美國與國民政府軍隊在緬甸和雲南省的軍事行動。葉劍英提議共產黨派出5萬人的軍力來支援五個師的美軍；這種支援將包括破壞日本人的通訊，並牽制日本軍隊以使他們遠離到達的美國人。戴維斯立刻明白了共產黨人的根本目的：獲得今後可用來對付國民黨的美國武器。他也清楚美軍在中國沿海的登陸將使美國軍隊離開中國的南部和西部，而此時正是日本發動「一號」作戰攻勢的時候，這將使得昆明甚至重慶都可能缺少保護。
儘管如此，他還是有充分理由贊成葉劍英的計劃。如果美軍確實要在中國沿海登陸——在那個階段美國軍事規劃人員認為為了打敗日本有必要這樣做——共產黨人的幫助是必要的。周恩來告訴戴維斯，如果美軍到來，「他們會在降落地區半徑200英里的範圍內動員當地人民為美國軍隊提供勞力和食品」。換句話說，共產黨人「提供了在其權力範圍內所能提供的一切合作」，戴維斯在他日記裡透露道，他明顯對正在展露的前景感到非常興奮，並相信這將可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誰能判斷，」他後來寫道，「如果美國……接受了毛澤東的合作邀請，延安威權政治究竟會朝什麼方向發展？」
正是為了支援他那具有激動人心的可能性的觀點，戴維斯寫下了三篇富有遠見的論述共產黨的文章併發往華盛頓。在文章中，他淡化了偏向共產黨人的觀點，代之以強調他們的民族素質，他有力地評價了從蘇聯控制下把中國共產黨「贏過來」的可能性——這個觀點他後來承認是「低估了意識形態對共產黨行為的影響力」。但在當時，明顯影響他的因素不光有軍事合作前景，而且還有延安接待他的熱情和幽默，那些友善的週六晚上的舞會，那種如教友間一樣所具有的非正式性，以及他那發自內心的信念：共產黨人是真誠地渴望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畢竟，這樣做是有意義的。與美國的友誼會給他們帶來遠比與俄國的親近多得多的收益。戴維斯在1944年年底寫道：「他們現在已經朝著正確方向轉了，只有當受到來自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巨大壓力時，他們才會再度返回到革命的道路上去。」至於整風運動，戴維斯後來寫道，他「意識到」其中的問題，但「我沒有深入探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權力問題上，以及美國能做些什麼來吸引延安遠離蘇聯」。
此處確實是有點疏忽，然而在那種情況下，很難想象有人能比當時的戴維斯看問題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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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年底，戰略情報局的多諾萬派他的在華代表伯德中校赴延安和共產黨商談進一步的合作。與伯德隨行的是包瑞德，他是奉魏德邁的參謀長羅伯特·麥克盧爾將軍之命去延安探討在共產黨控制區駐紮美國傘兵的可能性。他們恰好與戴維斯同一航班，如我們所知，後者的延安之行是趟告別之旅。在回憶錄中，戴維斯聲稱對伯德和包瑞德之任務的性質只有一個模糊印象。他們三人到達延安是12月15日。第二天，伯德和包瑞德去見毛澤東和其他人。在隨後的三天裡，他們為美國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未來可能的合作制訂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其中包括在共產黨作戰單位裡派駐美國特別軍事小組人員，對日軍「一般打了就跑」，就像伯德在一份備忘錄裡所記載的那樣。更為重要的是一項制度性的承諾，該計劃設想要為2.5萬名共產黨游擊隊戰士提供美國裝備。作為交換，如伯德所寫下的那樣，美國將接受「（中共的）65萬軍隊和250萬民兵的全面合作，只要魏德邁認為有戰略需要的話」。